第十一章 (2) 《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2)
谁能不按总裁的脸色行事?所有的笔都停了,我和另一位速记员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我知道,他害怕泄露的“天机”,往往是党中央最需要的重要情报。于是,我就在心里默记主要内容,待到休息时跑到厕所里,用速记符号记在小纸片上,回家后整理成情报,再由明之交给何以端。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正如张继所说的那样,就在他的身边。他不让记的绝密内容,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会传到中共中央。
1947年5月,人民解放军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全部美式装备的整编74师,共3.2万人,击毙师长张灵甫。
74师的惨败,使国民党高层大为震惊。
与此同时,在陕北战场上,胡宗南的部队也一个旅一个旅地被解放军歼灭。所谓“重点攻势”,实际上已告失败。
1947年五六月,蒋介石多次在中央训练团做报告,我随从速记。蒋介石大骂指挥官无能,又哀叹战事失利。
他说:“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所陷害。真是空前大的损失,能不令人哀痛?”
说到张灵甫阵亡时,蒋介石眼圈泛红,表情十分哀伤,几乎流出泪来,大庭广众之下,只能强忍着,但是明显看出他的身体在颤抖。这种情景,我坐在离蒋介石几米处,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蒋介石如此哀伤,说明这一仗打到了蒋介石的痛处。
接着,蒋介石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说是“军官不懂战略战术,不读书。” 他自称得到共军小册子《战略战术问题》,正在认真研究。
随后,他为他的将领们打气说:“今后提升,首先要看战绩,其次才是资历,要有‘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要精诚团结,共度国难,否则吾辈死无葬身之地。”
当时国防部也在为失利做检讨。他们认为主要失利于“不明共军实情”,说“共军的密码请了专家也破译不出”。
我敏锐地注意到,自1947年春天以来,蒋介石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逐步暴露出他内心十分急躁、焦虑,如张灵甫毙命,蒋强忍眼泪等情景,近在咫尺的我看得一清二楚,现场气氛十分真切。我与明之分析,这些情况对中央领导会有参考价值。于是,我立即将蒋介石在中训团的报告及对战事渐失信心,情绪沮丧,甚至拭泪等内容写成情报,通过何以端、吴克坚上报党组织报局。后来据知,有关蒋介石对战争心境的动态情报,中央十分关注。
随着军事上的节节失利,国民党中央内部矛盾日益加剧。吴克坚通过何以端指示明之转告我:不仅要继续搜集国民党高层绝密军事情报,还要注意搜集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的情报,这对我党非常重要。
1947年6月,国民党召开“中常会”、“中政会”联席会议(“中政会”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简称,开会时又称“中央政治会议”,1947年前称“国防最高委员会”)。我照例担任这次联席会议的速记员。此次会议实质是军事检讨会,在蒋介石要求大家检讨军事失利和决定今后方向时,明显形成两派。
一派以陈立夫、谷正纲、梁寒操和国民党元老张继等人为核心,叫嚷要“追剿”到底,肃清后方,稳定军心,争取美援;另一派的代表人物邵力子等则主张慎重,认为美援有限,财政开支太大,军事上再打下去没有把握。两种意见争执不下。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参谋总长陈诚积极主战,叫嚣要“三个月打出名堂”。一年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裁撤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会,以及行政院之军政部,改于行政院设立国防部”。任命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实权到了陈诚的手里。年轻气盛的陈诚毫不掩饰地吹嘘说国防部长有权,我参谋总长有能!”他所说的“能”,即能力、才干,典出孙中山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可是,陈诚的“能”体现在哪里呢?
在这次联席会上,谈到当前的战况,有人就挖苦陈诚是“常败将军”。同为主战派的张继对陈诚也十分不满,说全是陈诚吹牛要在“几个月消灭共产党”,弄得现在骑虎难下。
蒋介石为陈诚开脱,但又不得不在大家面前装腔作势批评几句,随后说:“唉!也不能全怪辞修(陈诚的号),我也有责任。”
平时不大发言的国民党元老丁惟汾马上接茬说:“你老当然有责任,责任还大着呢!”
蒋介石听了大为恼火,随即拂袖而去,弄得会议又不欢而散。
在国民党此次中常会、中政会联席会议上,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主要头目的讲话,他们拟采取的战略部署,联同内部矛盾、派系斗争的情况,我都一一详细记录下来,由明之编写为情报,随即送交何以端。吴克坚收到情报后立即报送延安中情部。后来据知,此次中常、中政联席会议的情报,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
这次会议后,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决定掀起“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
7月4日,南京颁布了所谓《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宣布共产党的军队是“反叛”军队,要对解放区进行“讨伐”。蒋介石还把他的军事指挥部命名为“剿匪总部”。中央机关职员,都要参加“戡乱宣誓”。我身为中央党部职员、还是“特别入党”的国民党员,不得不随众人参与“戡乱宣誓”。
“戡乱宣誓”在中央党部礼堂举行。我站在队列的最后面,嘴里嘟囔着“誓言”,心里觉得非常好笑。这种宣誓有什么用?难道参加宣誓的人都能为党国赴汤蹈火?难道搞个“戡乱宣誓”,就能挽救国民党失败的命运?这些参加宣誓的人中,不知有多少像我一样“身在曹营心在汉”呢!
1947年8月2日,南京发布《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在各大城市逮捕“共产党嫌疑犯”,制造白色恐怖。
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联席会议。行政院长张群在政治报告中哀叹:美援太少,外交上国际地位低下,军事上损失严重。
在这次联席会上,国防部长白崇禧连续作了三次军事报告,详细介绍各战场战况,妄估我部军力,特别是关于下阶段的战略部署。
蒋介石在9月联席会上还呼吁:国民党内要统一团结,要党团合作,同时把“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入国民党。他说:“共产党几年来力量增加了十倍。土八路只是原始叛乱集团,但组织严密,意志顽强;而我们则相反,抗战胜利后,大小官员忙于接收日伪资产发财,意志衰退。”蒋介石还说,他读过共产党的《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认为“共产党的工作方法科学”。他号召国民党要“学习”共产党的方法,来加强“本党”。同时责骂部下“腐化无能”。散会后,我听到有些国民党大官悄悄埋怨:“说我们腐化无能,那是无能的总裁领导的。”
我认为四中全会中最有情报价值的是白崇禧的三次军事报告。我聚精会神地全文记录下来,然后由明之整理、密写,送交何以端,之后由吴克坚掌管的密台报送中情部。
不久,何以端再次见到明之时,告诉他,组织上认为我1947年以来几个月陆续上报的情报非常重要,特别是蒋介石的心态;1947年6月,中常、中政联席会议实质是军事检讨会的情报内容;以及9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和党团联席会上白崇禧的三次内部军事报告,都有重要情报参考价值,受到中央高度重视。何以端传达了党组织对我们的鼓励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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