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新形势、新考验、新任务

（1946年春夏—1948年初 在南京）

 

 

胜利在望忌大意

 

此时国民党加强了对蒋管区，特别是“中央地带”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控制，报纸上几乎天天登载破获“共匪”组织、抓捕枪毙“共党”分子的消息。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加强了保密管理。我已不能像在重庆时那样自由出入秘书室、印刷股偷看、偷取秘密文件了。此时，何以端根据中央情报部和吴克坚的指示，告诫明之：越是胜利在望的时候，情工人员越是要注意隐蔽、伪装，切不可麻痹大意，要避免无谓的牺牲。何以端几乎每次与明之接头，都要他代表党组织，把以上精神转达给他联系的几位情工人员，特别是我。

何以端与明之的接头地点经常变换，有时在胜利电影院里，有时在小饭馆、小茶室里，一般选择行人较多、四通八达的十字街头，便于接头后迅速分开。

何以端以商人身份为掩护，经常往来于沪宁之间。为了应付军警和宪兵特务的检查，他在随身携带的小提箱里放着蒋介石和白崇禧照片各一张， 并写上“以端同志惠存，蒋中正”和“以端同志惠存，白崇禧”。每次宪兵特务检查行李，一打开手提箱，看见蒋介石和白崇禧的照片，都吓一跳，马上立正、敬礼，立即放行。

有一个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情工人员，把情报藏在一本《剿匪手册》里，这样一般不会引起特务的注意。何以端认为这个办法好，大加赞赏，就向其他情工人员和交通员介绍这个办法，并要求大家多动脑子，多想妙计，迷惑敌人。

为了情报工作的安全，何以端长期居无定所，据说他当时几乎没有在一张床上睡五个夜晚。有一次，明之应约到何以端的临时住处接头，看到他在亲戚何以藩家的灶坯间（厨房），搭一块木板睡觉。

明之发现何以藩家住房并不紧张，就问何以端为什么住灶庇间，他说： 这里方便，如果有宪兵来，爬起来就可以从灶庇间的后门跑掉。

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的部分人员在周恩来和董必武的率领下，由重庆抵达南京，在梅园新村设立机关。自此以后，周围就有许多特务进行监视。何以端联系的秘密情工人员多，按照秘密情报工作的纪律规定， 他是不能到梅园新村党的公开机构来的。可是有一次，何以端因有紧急情报要送，而规定的联络时间又未到，为了不耽误情报的时效，万不得已，他冒险溜进梅园新村送情报。周恩来一方面肯定情报很重要，马上交人处理；一方面严厉批评了何以端的这种危险做法。

何以端将此事告诉了明之，诚恳地说：我们以后一定要引以为戒。在敌我斗争异常尖锐的情况下，更要严格遵守秘密情报工作铁的纪律。

在杭州和重庆时，明之抄写、密藏情报就已很有经验。到南京后，除必要的原件外，他大多用工程设计绘图专用的细尖钢笔和极薄的绘图纸，将情报写成蝇头小字，然后卷好。南京、上海多雨潮湿，明之小心地用防潮蜡纸包上，在火柴盒底部做个夹层，把情报藏在夹层里面。这样，一般很难被人发现，传递也方便。他同何以端在胜利电影院旁的茶室会面，香烟、火柴放在桌上，何以端临走时把火柴盒取走，既自然，又安全。

后来何以端曾说，我有时一天能收到三个火柴盒！

除此之外，明之还想了很多更巧妙的密藏办法，我把他那些自制的密藏物件戏称为“工艺品”。有时何以端看了，也禁不住连连称奇。这些“工艺品”，都是明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秘密制作出来的。

每当到了晚上，老人和孩子睡了以后，他就用黑布把灯罩上，在灯下像女人做针线活儿那样，精心制作他密藏情报的物件，那情形决不亚于艺术创作。

送情报的时候，为了对付国民党特务的盯梢，明之几乎每天都要小心翼翼地演习甩“尾巴”。每条去联络点的必经之路，他都事先查清有哪些小巷和商店可以穿越。遇到可疑的人，既不惊慌，也不回头观望，而是照常多走一段路，然后找个墙角蹲下身子，装作系鞋带的样子，悄悄地向后看看是否有可疑的人。为了稳妥，他有时故意绕道走进僻静的小巷，有时换乘公共汽车， 直到确信没有“尾巴”为止。

国民党还都南京以后，达官贵人们除了反共，就是纸醉金迷，吃喝玩乐之风十分盛行。

我和明之从重庆到了南京，交友的圈子扩大了一些，交友的方式随着环境的变化，自然也变化了一些。不能像在重庆那样，仅在家里吃个狮子头，打打牙祭。南京当时盛行打麻将和跳交谊舞。打麻将，我们陪不起时间，也赔不起钱。但是我们又想，如果一味“超凡脱俗”，不利于隐蔽伪装。于是我们就选择了跳交谊舞，通过这样的方式和同事打成一片。有点书生气的明之非常用心，在家里画出各种舞步的路线图，然后认认真真地学，几次跳下来，就跳得很有风度了，受到很多同事的赞扬，无形中融洽了和同事的关系。

这时我们一家的生活稍好了一点，便买了一个收音机，经常放大音量，收听当时的流行歌曲。我们就是要让周围的同事看到，我们与国民党的一般职员一样，也在赶时髦，也在纸醉金迷。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越是胜利在望，就越是要注意隐蔽、注意安全，增加保护色，这样才不会被别人怀疑。

关于收音机，还有一段小插曲。我的速记同事居正修在50多年后的1999年，在《红岩春秋》杂志上发表的《和沈安娜一起速记》一文中写道：

当时听这个台（指中共电台）是犯法的，谁也不敢收听。我家住在南京树德里，这里是国民政府家属住宅，有国民政府高官住在里面，里弄门口有卫兵站岗，外人进不来。晚上收听中共电台是安全的。我参加党政最高会议记录，会上听到的军事报告都是官样文章，听到邯郸电台广播消息，往往事实证明内容是真实的。

 

★1947年，沈安娜、华明之在南京

 

有一次，我到沈安娜家里，房门开着，我把门关上，指着收音机上的频道， 轻轻告诉她：晚上什么时间，收音机开到这里，是中共的邯郸电台，我天天收听，这里消息是真的，不是我们会上听到的那样。沈安娜似乎听不懂我的话， 没有答话，也不开收音机，就和我说旁的事情了。

当时，我还以为沈安娜不喜欢收听中共电台广播。现在回想这件事，真是好笑。时时处处伪装和保护自己，已经成了我的职业本能。我自然不会随便在别人面前，哪怕是共事多年、老实本分的好友面前，表现出自己真实的政治倾向性。

我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和那些国民党元老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我找了个机会，请国民党元老、书法家于右任a写了一幅字，装裱后挂在屋里。有客人来访，看到于右任写的条幅，都十分羡慕，因为能求到于右任的墨宝，那是要很大面子的。有了这样的面子，我和明之自然也就增加了一层保护色。于右任老先生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南京，一直对我这个经常可以看到的年轻女速记关爱有加，我也十分敬重这位爱国老人。

我还请在重庆做了八年邻居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写了一幅字，挂在家里。

吴稚晖在重庆时已七十多岁了，性格古怪，生活无拘无束，一般会议很少出席。重庆夏日酷热，他在家里经常上身赤膊，一条中式裤子不系裤带，用西裤背带吊在肩上。他平时也不愿多见客人，总在门上贴个条子：吴稚晖不在家。

听说有一次，一个人来拜访，恰巧在门口碰见他，就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吴委员”。

吴稚晖指指门上的条子说：不是吴委员不在家吗？

来客晓得吴稚晖说话幽默，以为是开玩笑，鞠躬说：真是难得吴委员在家。

吴稚晖正正经经地说：你认错了，我是吴稚晖的哥哥。

来客明知这里没有吴稚晖的哥哥，进去不是，转身也不是，啼笑皆非，搞得很尴尬。直到吴稚晖进屋后，才悻悻离去。

但是吴稚晖对住在隔壁的我们和两个孩子，却经常露出笑脸。

从我们家的阳台，可以看到吴稚晖的书房。两个孩子在阳台上看到隔壁书房里的吴稚晖，总会乖乖地喊：“吴公公好。”吴稚晖也热情地和孩子拍手打招呼。

到南京后，我向吴稚晖求字，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