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需要磨炼的事情很多。第一次参加黄绍竑主持的省政府会议时， 我进会场后，连自己的位置在哪里都不知道。到会的都是大员，一看那架势， 我很有些不知所措，就在靠后面的一个凳子上坐下了。这时过来一个人，拉着我往前面走，我不知道这人是谁，也不知此人拉我是什么意思，我还停留在女学生的角色位置，并且觉得被一个陌生男人拉扯着，很不自在。那人把我拉到黄绍竑身边，指着一个空位说：“你坐这里。”后来我才知道，此人是省政府的秘书长。从此，我作为省政府的第一位速记员，在会场上有了自己的位置。

过去我从没接触过政府公文，不知公文格式是什么样的，也没想到应该向科长请教。第一次整理出来的速记稿不符合上报文稿规定的格式。因为炳勋速记采用的是从左至右横书的西文写法，所以我不假思索，就按照在速记学校传授的从左至右的横写格式，把会议记录整理出来，并送给议事科科长薛元燕审阅。我满以为会得到科长的肯定，没想到科长只看了一眼，就使劲皱起眉头。我知道科长不高兴了，但是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科长也不说话，另找了一份文件放在我面前，用手点点，那意思是：你自己看吧！

我一看才明白，是我把格式弄错了，当时中文的书写方式是从右至左，从上至下竖写。

我红着脸朝科长笑笑，默默地把那份会议记录拿回去重新抄了一遍。第二次拿给科长看时，科长没皱眉头，但也没表扬我。不过我心里还是很感谢这位厚道的科长给我留了面子，没有当众批评我。

议事科的办公室是一个大房间，四五个人在一起办公。科长朝南坐，用大办公桌。其他有速记员，收发员，油印员都用小桌子。朝东是一排铁皮柜及木质柜，柜子前面还有一排长桌，上面放着蜡版和油印机。印的材料大都是会议议程、报告、决议及附件等等，都摆在那里。

我发现，科长在科员面前显得很威严，平时一般很少说话，只要他一皱眉头，大家就知道出问题了，都吓得不敢吭气。

我平时除了做会议速记，有时也起草一些一般性的公文。我吸取第一次的教训，不管写什么，一定要先请教薛科长。科长会很认真地告诉我，抬头怎么写，第一行怎么写，落款怎么写。经科长指点，我很快就掌握了一般公文的程式。

黄绍竑是个有文化的军人，他并不要求速记员原封不动地将口语整理成文，而喜欢在口头语言的基础上略为加工，成为简洁明了的书面语言。薛元燕科长的古文功底很深，我整理的省主席讲话稿，经他润色后，更加简练准确。我在誊清时发现，薛科长锤炼语言的功夫非同一般，于是常常仔细琢磨，认真学习。黄绍竑对我整理的讲话稿很满意，薛元燕从来不说是经他改过的。后来朱家骅a接替黄绍竑当浙江省政府主席，当面夸奖我，我马上说：“那是科长润了色的。”朱家骅和薛元燕说我“不掠他人之美”，给他们留下了好印象，后来薛科长欣然认我做干女儿，朱家骅对我也格外器重。

我按照王学文的指示，逐渐在浙江省政府内站住了脚，姐姐伊娜，姐夫曰信，学兄明之，特别是“舅舅”王学文，都非常高兴。

我自1935年1月参加革命，实际上当时刚满19岁。一投身革命就在中央特科直接领导下，做秘密情报工作。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受中央特科领导的， 就连舒曰信和华明之也不知道，甚至新中国成立后，仍不知道。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80年代，我们才知道当年我们属中央特科领导。（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