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当然认得我，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给王明和明之互相做了介绍。

 

王明对明之说：华明之同志，董老让我来与你接党的关系。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已五十多岁，德高望重，王明很尊重他。有一次我在“八办”看见董老让王明去办一件什么事，董老话还没说完，性急的王明起身就走。

 

王明曾经身居高位，当过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在武汉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此时根据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他不担任长江局领导，但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和明之当时并不了解王明在党内的职务和过去的经历，只知道他是和董必武、周恩来一样的高层领导人，是值得信赖的。且现在正值国共合作高潮，王明是国民参政员，有公开身份，行动方便。此前他与我已经见过几次，还是比较熟悉的。

 

王明显得非常平易近人，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对明之说：你1934年入党后，做秘密情报工作。沈琬1935年参加革命，也做情报工作。你们俩这一段政治经历，在武汉已有党内可靠的老同志证明，党组织完全信任你们。现在沈琬已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党搜集情报。明之同志，今后，你要在政治上、工作上多帮助她。关于沈琬要求入党的事，组织上一定会认真研究。

 

我和明之向王明汇报了这段时间国民党各个机关到达重庆后的一些情况，他听得很认真，并不住点头。

 

最后，王明告诉我们：党组织决定，派有经验的老党员吴克坚同志直接领导你们今后的情报工作。他不久会与你们联系的。为了慎重，王明又介绍了吴克坚的体貌特征，确定了联络暗号，让我们在家等待吴克坚来联系。

 

王明交代完毕，随即起身与我们握手告别，一共只有短短十几分钟。我们不便送王明出大门，只送到楼梯口就回屋了。

 

非常凑巧，那天下午因为国民参政会休会，参加会议的其他部门两个速记员黄先生和聂先生闲着没事，就说：“沈琬家离这里很近，咱们去她家看看吧。”王明与我和明之接头出来，下楼后刚走到22号大门口，就碰上了黄、聂二位。

 

“这不是陈绍禹么？”黄先生望着王明的背影，小声对聂先生说。

王明经常在国民参政会和其他公开场合露面，很多人都认识他，知道他是中共方面的参政员。

“嗯，没错，是他。”聂先生说。

“他到这儿来干什么？”黄先生感到奇怪。

 

“谁知道？管他呢！”聂先生说。

在我们家里，他们没有提他们在楼下大门口见到了陈绍禹，故我对此一无所知。

 

第二天，黄先生在办公室对速记科长徐漂萍说：昨天我们去沈琬家，你猜在大门口看见谁了？陈绍禹！

 

徐漂萍听罢一愣，然后用责怪的口吻说：你也真是多事！楼内住户很多，谁知道陈绍禹去了哪家？再说，沈小姐活动能力强，交际广泛，就算是跟参政员来往，又有什么稀奇？真是少见多怪！

 

黄先生没再说什么，这件事情似乎就过去了。后来徐漂萍将此事经过告诉了他的亲信居正修。居正修嘴巴很紧，未再传给别人，所以在中央党部从来没人提起此事。我当然也一直不知道。

 

过了整整60年之后，重庆的《红岩春秋》杂志（1998年的第三、四、五期）发表了何蜀撰写的我们地下工作经历的文章《纤笔奇兵》，被居正修看到了，他随后在《红岩春秋》（1999年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和沈安娜一起速记》，披露了黄、聂二人在我住处门口与王明相遇一事。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当年还有过这么一段“险情”。现在回想起来， 我还有些后怕。如果不是徐科长说了那番话，此事若张扬出去，后果难以料想。因为王明毕竟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果细查起来，我的处境就会有危险。我们觉得，此事能够化险为夷，主要是由于当时“国共合作，一致 抗日”的特殊历史背景。此外，就是我与顶头上司及同事们相处得好，他们不自觉地、无形中掩护了我。回首往事，我常常由衷地感谢这些正直的同事们。（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