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与党组织暂时中断联系的日子

(1943年夏—1945年夏 在重庆)

 

 

 

宁住陋室不搬家

 

我在中央党部机关工作五年多了。由开始的夫妻两人变成了四口之家。中央党部机关决定给我这个速记骨干换个好一点的宿舍。

此前，我们曾搬过一次家，是在同一层楼上，从朝北的房间搬到房门对面朝南的一间，仍是不到10平方米的面积，只是多了一个阳台，也就是个小小的吊脚楼。原来放在走廊上的炉子、柴火、水缸等杂物，可以放在吊脚楼阳台上了。阳台上还可以晾衣服，似乎显得比原来的房间宽敞一些。我们已在那间不到10平方米的陋室中住了五年，房子早已破旧不堪。

75号楼的楼道无灯，楼梯又窄又陡又黑，我抱着孩子跑警报时，曾经像坐搓衣板一样，从楼梯上滑下去好几回。当年腰部的挫伤，到老年后，还时常感到隐隐作痛。

在1941年6月5日大隧道惨案那一天，我们家的楼上（三楼）被炸了一个洞。晚上下大雨，雨水从三楼房顶被炸开的洞口灌进来，地板上积满了雨水。我们住二楼，能听到楼上邻居哗哗的趟水声。天棚上到处滴水，无处容身。晚上，家里没有一处干的地方，我和明之只好撑着一把油纸伞，抱着小放缩在墙角里打磕睡，等待天明。

雨停了，对于房屋漏雨的市民来说，灾难也还没有结束。重庆雾多，难得见到太阳，被雨水淋湿的被褥多少天都晾不干，床上经常可以看到潮虫爬来爬去。

 

★月台坝陡峭的石梯★东水门吊脚楼

 

75号楼的后面被日本飞机炸了一个大坑，积了很多水，成了苍蝇、蚊子的滋生地，很快又招来很多青蛙，春夏之交，正是青蛙繁殖季节，一天到晚蛙声不断。

抗战时期，重庆虽说有自来水，但是经常停水。我们住的楼房没有铺设自来水管道，我们和其他小职员一样，要雇人挑水。因为楼梯狭窄，又没有灯，一桶水挑到楼上，往往只能剩下半桶。

楼内家家都有水缸，是水泥做的。水则不知是从哪儿挑来的，混浊不堪， 每天要放明矾澄清，沉在缸底的黑泥，几天就要清一次，否则水缸里就会发出一股恶臭。

大轰炸后，无人挑水，一盆水从洗脸、洗脚、到刷马桶，要用三四遍。楼内没有下水道，每天用过的污水，都由明之拎到楼下去倒掉。有时候水供不上，只好不洗脸，不洗脚。

一次，楼下邻居家失火，明之一人掀翻了水泥水缸，为楼下邻居家倒水灭火。那水泥缸很重，平时一个人难以搬动，而明之在情急之下，居然一人就掀翻了过来。

当时的重庆，老鼠和日本鬼子一样猖獗，人饿得面黄肌痩，而老鼠却个个肥硕无比。重庆的报纸不止一次报道：大老鼠敢与人争食，甚至把小娃儿咬死了！我们家房顶楼板里也有一窝令人憎恶的老鼠。在床上方的屋角有个洞，老鼠常在洞中出没，顺着墙壁爬上爬下。每天夜里，我和明之都会被楼板夹层里老鼠打架撕咬的声音吵得心烦。我们更担心老鼠掉到孩子身上，咬伤孩子。明之对鼠患恨之入骨。老鼠们很狡猾，极难对付，轰不走，打不着。有一天，明之下班时咬咬牙掏钱只买了两个鸡蛋，准备给两个孩子吃。他一手拿着一个鸡蛋正要去煮，突然，一只老鼠胆大妄为，竟然在大白天窜了出来， 明之眼疾脚快，一脚上去将它踩死了，污血流了一地。可是他脚下一滑，将一只鸡蛋掉在地上，正好掉在死老鼠的血迹上。此刻，他心中充满厌恶和憎恨， 下意识中竟将手里的另一只鸡蛋攥碎了！

更让我们憎恶的是，75号楼和阴森恐怖的宪兵队为邻，如同与地狱为邻。家是人生航船停泊的一个港湾，为了孩子，我们多么想换一个好一点的居住环境呵。

机会终于来了。中央党部秘书处考虑到我住房的困难，准备给我调换一处大一点的房子。乍听到这个消息，我情不自禁地兴奋得跳了起来，心中暗暗地说：太好了，这回可以不再与宪兵队为邻了！

回到家里，我高高兴兴地对明之说：秘书处要给我们换房子了！

明之听后也非常高兴。可是两人一冷静下来，对于到底换不换房子，又犹豫不决了。

“这个家是我们同上级党组织联系的唯一联络点，如果搬了家，党组织派人来，找不到我们怎么办？”我担心地对明之说。

明之接着我的话茬说：现在楼内上下左右的邻居都不是中央党部的人， 我们住在这里还是比较安全的。安全更重要呵！

“你说得对，如果搬的新家与国民党机关的人混住，反而不安全，组织上更难找我们了。”

最后我们下了决心：在这里我们已经生活了五年，就是再住五年，我们也要坚持。当初我们冒着战乱的危险，从浙江到武汉去找党，为了什么？为了找党组织。现在是我们知道党组织在哪，却不能去找，得等组织来找我们。现在我们有工作，有房子住，虽然生活苦点，但可以克服。说什么也不能与党组织断了线啊！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多次抉择，我和明之宁住陋室不搬新家，也是一次人生的重要抉择。

主意拿定后，我找了一个借口，我对张寿贤处长说：我现在住的上清寺街75号离机关近，上班方便，送孩子上幼稚园也近。这个房子住惯了，暂时就不搬了。等以后孩子大点再说。谢谢处长的关照。

就这样，我们一家四口在那间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里，一直住到1946年5月“还都”南京，长达八年之久！

时间在流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仍不见党组织来联系，焦虑和烦恼的情绪时不时会涌上心头。

不过，我们坚信：党组织一定会派人来我们住的老地方找我们的！

在重庆的日子里，我们与重庆的普通老百姓一样，生活十分困难，特别是小放和小新出生以后，开支增加，经济更加拮据。一日三餐吃的都是掺有很多砂石并带有霉味的劣质米，和当时重庆最便宜的“藤藤菜”（空心菜），还有自己做的泡菜，根本谈不上营养。

为了党的情报工作，我们宁可让孩子吃得差些，也要挤出钱来，去做些必要的应酬。

我们本来最憎恨阿谀奉承那一套，但我们处在那个社会环境之中， 又不得不学得世俗一点。逢年过节，我们都要买包点心什么的，去上司家送礼、拜年，或请同事吃饭。

有一次，我们给上司买了一包点心和一小竹筐柑桔，被小放和小新看见了。两个孩子从小就很乖，知道这些是爸爸妈妈准备送人的，他们眼巴巴地看着这些好吃的东西，忍不住用小手摸一摸，又看一看爸爸妈妈，最后还是把小手缩了回来。

我看着懂事的孩子，不由得红着眼圈对他们说：乖孩子，这些东西是送礼用的。等以后爸爸妈妈有钱了，一定买好多好多糕糕给你们吃。

两个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爸 爸妈妈的“ 忍耐”，教会了孩子们“忍耐”；爸爸妈妈的“希望”，也在孩子心中培育了“希望”的种子。他们相信爸爸妈妈总有一天会买好多糕糕给他们吃的。

逢年过节，明之和我还要请同事到家里做客，联络感情。北方人来了就包饺子，南方人来了就做狮子头。当时的小职员都很穷，能吃上一顿饺子或者狮子头，也算是打了牙祭。当然，两个孩子就更开心了。

那时候，我哪里有余钱买衣服？一年到头我手不停，不是缝就是补，或是织毛衣，好在从小我跟母亲、姐姐学做女红，手勤手巧。有一次，我为了拍身份证照片，咬咬牙，买了一块洋布，给自己缝了一件旗袍，也给小放、小新各缝了一件小褂。去照相馆拍照片的时候，穿上新衣服的小放闹着要妈妈抱着拍照，这怎么能做身份证照片呢？摄影师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小放站在一边， 母女分开一点，成像后把小放的一半切掉，另一半就是我的身份证照片了。我觉得好笑，小放自然不高兴了。就这样，我的身份证照拍好了。

 

 

★1943年，形销骨立的沈安娜面带微笑与女儿小放的合影

 

我们家里的家具虽然简陋，除了两只旅行皮箱外，床和桌椅全是竹制的。但是我们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墙上有破洞，就用彩纸剪些蝴蝶、花草贴上，显得雅致，也许孩子们在苦难的生活中能感受一点亮丽色彩。多年以后，我们俩回忆起那段生活，感慨地说：那时我们生活虽苦， 但心里始终充满希望。（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