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与党组织暂时中断联系的日子

(1943年夏—1945年夏 在重庆)

 

 

 

到鲁家走亲戚

 

生活物质的匮乏是一种苦，精神上的孤独是另一种苦。我和华明之在直接领导徐仲航被捕，不能与党组织联系的日子里，就经历着这种双重痛苦。我们很少与外界交往，也减少了到鲁自诚和华韵三家走亲戚的次数。

鲁自诚和华韵三是1938年底到达重庆的。

此前，董必武安排鲁自诚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政治部，在那里讲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不时借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我经常随机要处长、速记科长到“中训团”为蒋介石在开学典礼或结业典礼上的讲话做速记。一次，我看见作为教官的鲁自诚端坐在前排的一侧， 倍感亲切。我和鲁大哥不能说话，只能互相传递眼神。后来我们两家见面时， 我学着鲁大哥正襟危坐的样子，鲁大哥也学我在台上速记，用小手绢擦汗的样子，逗得明之和韵三兄妹开怀大笑！

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是蒋介石一人独揽的。蒋介石十分尊崇希特勒， 并向德国学习，推行个人崇拜。按规定，在公众场合一提到蒋委员长，军人都要立正，表示对蒋介石的敬意。就像德国人喊：“嘿！希特勒”时要立正，再把手斜伸出去一样。鲁自诚在给中央训练团学员讲课时，一提“蒋委员长”， 大家就马上全体起立，搞得教室里桌子椅子一阵乱响。鲁自诚故意要整那帮国民党军官，一会儿提一次“蒋委员长”，一会儿提一次“蒋委员长”，弄得学员们不停地，站起来，坐下。大家明知他是故意的，也不敢有怨言。

1942年秋，鲁自诚离开中训团，被董必武派去担任中国工矿银行的常务董事，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在鲁自诚进入中国工矿银行以后，便把家搬到了重庆忠烈祠三号。人称鲁公馆。那是一所很大的房子。他们家的邻居一个是国民党的师长，一个是国民党的空军司令。鲁自诚的孩子还在院子里养了许多鸽子，俨然是个大资本家公馆的气派。

鲁自诚表面上是个大资本家，外面西装笔挺，里面的衬衣却是破的，有时干脆穿一个无襟无袖的假领子；脚上的皮鞋擦得铮亮，里面的袜子却是破的。小放看见了说：“姑父脚后跟露了个大鸭蛋”。明之曾笑着说，“我外面穿西装，里面衬衣背心却有破洞，有补丁。像个上海人说的‘洋装瘪三’”。

 

★1944年，鲁自诚、华韵三、沈安娜、华明之、华藻及孩子们合影

 

以前我和明之去看望鲁自诚和华韵三，是纯粹“走亲戚”。在领导人被捕，与党组织暂时中断联系的三年里，尽管我们心里非常想对亲人倾诉衷肠，但是我们严守党的纪律，一直忍着。

在徐仲航被捕的风头过去之后，我们抱着孩子去了一趟鲁家。我们憔悴的脸色，不安的神情，瞒不过有着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目光敏锐的鲁大哥，也瞒不过血脉相连、眼明心细的韵三妹。

他们一看便知：明之和安娜遇到麻烦了！双方都知道对方在为党工作，但双方都严守党的组织纪律，不谈工作上的事。通过眼神的交流，我们不安的心情随之放松下来，我们看到了革命引路人、入党介绍人鲁大哥，就像看到了党。

每次我们带孩子去串门儿，韵三都会热情款待我们一家。韵三也曾带着孩子到上清寺街我们家里去过。时过60多年，鲁自诚的大儿子鲁克行还记得，舅舅舅妈家的楼梯又黑、又窄、又陡、又滑，很难爬上去。房子也很小，只有不到十平方米。每次去，表妹小放就会从床下拖出一个装玩具的竹篮子，把她的玩具“哗”地一下全部倒在地上，和他一起玩儿，每次分别都恋恋不舍。有一次，小放把徐仲航伯伯以前送给她的一只可爱的白陶瓷小鸭子， 大方地送给了克行表哥。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以探望工商界知名人士为由，由中共南方局的王若飞、童小鹏陪同，登门看望了鲁自诚，表扬他为党所做的工作，还给他带了五斤延安小米和一大包紫红色的手纺粗毛线。

毛泽东风趣地对鲁自诚说：听说重庆没有小米，这延安的小米可是很好吃噢！这手纺的毛线嘛，可能没有机纺的好，但这可是一点不掺假的真羊毛啊！解放区也没什么好东西，这点土特产就算是中央给你的奖励吧！

鲁自诚非常诚恳地说：“谢谢中央，谢谢主席！”鲁自诚与毛泽东同庚，生日比毛泽东还大几个月，但他对毛泽东的雄才伟略非常钦佩。

 

★20世纪60年代的鲁自诚、华韵三夫妇

 

延安的小米确实很好吃，当时7岁的鲁克行60年后还记得那小米粥的味道。那些毛线由韵三为孩子们织了毛裤。因为那毛线是生毛的，毛很硬，穿在身上有点扎人，所以留给孩子们的印象很深。鲁克行记得那毛裤一直穿到全国解放，母亲把旧毛裤拆开来洗时，很多线巳经朽了。但是母亲还是认真地把好一点的毛线洗好晾干，收藏起来，并对孩子们说：这是毛主席在重庆时奖你爸爸的延安毛线，有纪念意义，一定要保存好。

韵三1987年去世以后，孩子们一直保存着那些毛线。1994年，他们的大女儿鲁克定将那些毛线捐给了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柳亚子赠诗：“勠力神州最有情”

 

我和明之在重庆期间，去得最多的地方，一是鲁家，一是恩师毛啸岑夫妇家。因为我和明之当初是在“南洋高商”，在毛啸岑家相识的，所以毛啸岑夫妇常说：“你们夫妻是我们做的大媒！”

毛啸岑夫妇有一个独子，叫毛安澜，从30年代在“南洋高商”时起，我就与毛安澜相处得如同姐弟，毛先生夫妇认我为干女儿。在重庆时，两家走动颇勤。有一次，毛夫人病了，我去为师母熬中药，弄得满头大汗。喂药前，我亲自尝一下，以免烫了师母，毛夫人被感动得直流泪。

毛啸岑感慨地说：我们有个好女儿啊！

我说：我在泰兴老家的母亲，由于战乱不通音信，不能尽孝，对师母，就当是在母亲身边尽孝了。

毛先生夫妇这对“党外布尔什维克”，一直与我和明之一样，默默地为党做着秘密工作。我们各自有不同的领导，单线联系。但我们的心却始终贴得很紧。

1944年9月，毛啸岑的同乡老友柳亚子a携夫人郑佩宜从桂林来到重庆，临时住在毛啸岑位于机房街的家里。11月，周恩来和董必武还出席了郭沬若专为柳先生来渝举行的宴会，并做深谈。后来柳亚子搬到重庆郊区的沙坪坝，每次进城，仍住毛啸岑家。毛啸岑把三楼的一个小房间，长期留给柳亚子先生进城时专用。

明之和我常来看望毛啸岑夫妇，与柳亚子先生也认识了。1945年7月的一天，我们带着两个孩子来看望毛啸岑夫妇。正巧柳亚子从楼上下来，看到我们和可爱的孩子，就和我们一起兴奋地聊开了。

柳亚子先生从毛啸岑夫妇口中得知，明之和我这对年轻夫妇是有着不凡经历的爱国有为青年，对我们印象很好。

柳亚子是个豪放的诗人，经常诗兴大发，出口成章，此时一挥而就，写下七律一首：（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