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恢复与党组织联系 迅速准确送出情报

(1945 年夏一 1946 年春夏  在重庆 )

 

 

政协会上及时送出国民党的底牌

 

在国共两党共同签署的《双十协定》中有这样一个条款：“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国民政府礼堂开幕。

开幕式会场布置很简单，桌上铺着白布，横的一排桌子，中间是主席和发言席，右边是秘书长、秘书席，左边是速记员席；代表席直排五行，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民主同盟、社会贤达五个代表团自右至左各占一行。到会代表36人，中共方面为7人。记者席在会场进口处。中共代表团秘书齐燕铭在右边单独专设一席位。议事工作仍然由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负责，速记员自然仍有我。

 

我和明之对这次会议充满了期待。不单是期待会议能开出一些结果，更期待见到离别已久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领导。我那天还特意换了一件以前参加国民参政会时穿过的衣服，希望周恩来、董老、邓大姐能一眼就认出我来。

 

政协委员入场时，我看到中共政协委员周恩来、董必武、邓颍超、吴玉章、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依次走进会场，心情十分激动。后面三人是第一次见，前面四人是早就熟悉的。多年不见的亲人终于又见面了！我想站起来向他们致意。但还是克制住了，把快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强忍了下去。

 

周恩来第一个走进会场，一眼就看见了我。他环视一周，然后暗中对我使了个眼色。我心领神会，这是在与我打招呼呢！

 

邓颖超看见我后，同样深情地用眼神传情。邓大姐转身时，还把手放在背后悄悄摆了两下。我立即领悟，这是在和我打招呼，同时要我不露声色。事隔三十多年，1979年，我当时仍在上海市委调查部工作，因公到京出差，与老战 友一起在中南海西花厅看望了邓颖超大姐。谈话中我们回忆起“旧政协”时的情景，邓大姐说：当时自己人又见面了，可不能说话，真有点别扭。我说：我听大姐义正严辞批驳敌人， 高兴得要笑出声来，赶紧用手捂住嘴！

 

★1946年1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吴玉章、陆定一、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自左至右）

 

政协委员入场结束， 我的心才渐渐平静下来，稳稳地坐在速记席，开始认真记录。

政协会议的宗旨是协商建国，建立联合政府。但是国民党方面显然缺乏诚意，不断制造事端，使会议自始至终充满了火药味。看到周恩来大义凛然、机智沉着地与国民党代表唇枪舌战、据理力争的风采， 我心中感到无比钦佩和敬仰。

 

★1979年12月27日，邓颖超与沈安娜在中南海西花厅合影

 

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匆忙派兵抢夺战略要地， 与共产党军队冲突不断。在上党、绥远、邯郸三次战役中均碰壁惨败后，才不得不继续与共产党谈判，企图以此拖延时日，暗中调运兵力，然后再大举进攻，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周恩来的分析是正确的，蒋介石对重庆谈判和这次政协代表大会，根本没有丝毫诚意。

 

政协会议头几天是听国民政府代表关于几个大问题的报告，然后分五个小组讨论。这五个小组是：一、宪法草案组；二、国民大会组；三、政府组织组；四、施政纲领组；五、军事整编组。每个小组都有一个主题。各代表单位推定一个或两个代表分别参加小组会议。

 

在政协会议开会期间，国民党政协委员为了准备白天和共产党政协委员在会议上“舌战”，每晚都要举行“党团会”。这是一种秘密的小型会议，当时除了孙科等八名政协委员，还有其他国民党要员参加，大约十人左右，谈的都是第二天将要讨论的话题。机要处长和速记科长对我一向十分倚重，指定我每天晚上单独去担任这一极为机密的“党团会”速记。孙科等人根据蒋介石定下的几条框框，策划如何对付共产党。他们商量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改组政府等主要问题的讨论中，攻什么，守什么，谁唱红脸，谁唱白脸， 如何讨价还价，最后由谁提出折中方案等等。

 

每晚开完国民党的“党团会”，我到家已是十点多钟，我连饭也顾不上吃，就急忙将速记符号整理成文字，一式抄两份，一份准备第二天交给处长，一份由明之立即浓缩、摘要、密写、密藏，连夜送到事先约好的接头地点，交给吴克坚。周恩来等人当晚就看到了这些情报，知道了对方的阴谋和底牌。

 

就这样，国民党“党团会”的密谋，天天晚上都被我及时转达给中共方面，使中共代表团提前作好准备，掌握了主动权。在第二天的会上，往往国民党委员刚说完他们预先安排的“台词”，就被周恩来等中共委员列举大量事实，予以回击。

 

 

国民党方面本来就理亏，被周恩来等人一顿批驳，更加狼狈不堪，阵脚大乱，原先准备好的一套发言程序完全被打乱了。有人故作聪明企图用诡辩来扭转颓势，结果被中共代表看出破绽，击中要害，没有几个回合，国民党委员就败下阵来了。

 

晚上，国民党政协委员在“党团会”上总结教训，平时道貌岸然、温文尔雅的官员们，此刻则互相埋怨，乃至攻讦。

 

这个说：××先生，都是你那一炮放坏了！

那个说：这怎么能怪我？这是“党团会”上事先商量好的嘛！

他们哪里知道，“党团会”上商量好的预案，中共代表团当天晚上就全部了如指掌了。

 

接着，他们又商量第二天对付共产党的新预案。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商讨的一切，还没有过几个小时，就已经变成文字，放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案头了。

 

开始吴克坚把接头地点选在牛角沱，那里既不太冷清，也不很热闹，离我们的住处不远，可节省时间。连续两个夜晚，双方又换了地方，然后按事先约定的钟点赴约，谁先到了，就在无人的墙角或光线暗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对方出现，便迎上前去。双方在擦肩而过时，一搭手，明之的情报就递到了吴克坚的手上。二人背向而行，再绕一两个小圈，各自返回。

 

后来吴克坚告诉我们，那时每天夜里周恩来都等着我们的情报，如果稍晚一点，就会问秘书：“材料送来没有？”

 

本来中共方面就因处事公道，为民盟等党派政协委员所拥戴。现在又能及时了解国民党底牌，更便于针锋相对揭露国民党。这种超常规的“作战方式”，结果会是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了。

 

在那次政协会议上，周恩来全面论述了“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 的相互关系，特别详细地论述了“政治民主化”问题。针对国民党高唱“保证人民权利”、“政治必须民主”等虚假口号，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请政府当机立断，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赶快给人民以言论自由。”

 

几句话就戳穿了国民党表里不一的虚假面孔。董必武、邓颖超、陆定一等代表也多次在分组会上发言，批驳国民党的荒谬主张，使国民党代表瞠目结舌，十分狼狈。（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