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飞了不到一小时，不知何故，突然在一个不知名的机场降落。从舷窗向外看去，窗外是一片半人高的蒿草。机组人员宣布，任何人不准下飞机，以免有土匪来抢劫。刹那间，舱内大人小孩哭的哭，叫的叫，乱成一团。我紧紧搂着两个孩子，一动不动。过了半个多小时，飞机又颤颤悠悠地起飞了。一小时后飞机降落，大家一看，不是到了南京，而是飞回了重庆白市驿机场。一问才知道，是飞机发生了故障，不得不返回重庆。

我疲惫地带着两个没精打采的孩子回来了。明之十分惊诧，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把路上的经历简单述说一遍，他才长舒了一口气。

休整一夜，次日又去机场。飞机起飞后仍然颠簸不止。也不知飞了多长时间，终于到了南京。飞机降落了，我和孩子们才从痛苦的晕眩中解脱出来。我的家被安置在“中南旅社”。中央党部包租了这家旅社的二楼和三楼，

当作部分职员的宿舍。中南旅社坐落在国府路（现为长江路），位于后来建成的国民大会堂对面。

我到达南京，机关办公室还没有整理好，暂无工作可做。家也还没安顿好，我便抓紧时间带着小放和小新匆匆忙忙去了上海，看望公公婆婆和大儿子庆来。下了火车，直奔南市老北门旧仓街永安坊2号。

久违了，上海！久违了，老北门！

九年前的1937年8月，淞沪大战爆发，我遵照姐姐伊娜的嘱咐，轻装上阵，把刚满周岁的大儿子庆来交给婆婆带回上海，只身一人留在杭州。后来，因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我又单枪匹马到武汉去找党，再后来遵照董必武的指示，跟随国民参政会的包船去了重庆，与公婆、大儿子一别就是九年！特别是对大儿子我似乎有一种愧疚的心情，常在梦中梦见他临别时的小模样。如今回到上海，真想马上抱抱庆来。

我刚一进门喊了“爹爹，姆妈”就哽咽起来。公婆和七弟家 在战乱中熬过来，真不容易啊，还要抚育年幼的小庆来。随即，我就四下寻找庆来的身影。

婆婆故意问我：找什么？我急切地问：庆来呢？

开朗的婆婆笑着对我说：庆来正在弄堂里和别的孩子一起玩。你自己去找吧。你要认不出他来，今天晚上不给你吃饭。

我马上到弄堂去找儿子。九年不见，我印象中的庆来还是一岁时的样子。如今不知道是什么模样。不过我心中有数。庆来在九个月时动过一次小手术， 在头颈处留下一条小疤痕。如果看脸认不出来，看疤痕总能认出来的。

一大群孩子在弄堂里玩耍，乍一看，长得都很可爱。我除了看脸，还注意孩子的头颈。当看到第二个孩子时，发现有疤痕，再仔细看看模样，一点没错，这孩子就是庆来！九年不见，庆来已长到一米多高了。这是多么漫长的九年，这是多么难忘的九年。现在终于见到了九年来朝思暮想的大儿子，我百感交集，想喊一声：“庆来，姆妈看你来了！”嗓子却哽咽，发不出声。我定了定神，这才轻轻叫了一声：“庆来！”

庆来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仿佛在问：你是谁？

我用上海话轻轻问儿子：“庆来，侬晓得我是啥人？”

儿子怯生生地摇摇头。我心里很难受，却又很无奈。孩子刚满周岁就离开了，九年过去了，儿子哪里还会记得姆妈的模样？

我说：“我是侬姆妈呀！”

儿子半信半疑地望着我，还是不能马上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妈妈。

我拉着他说：“走，阿拉一道回家去！”我是想让婆婆看看，这么快就把儿子找回来了。

回到家里，婆婆看着我们母子俩想亲热，又有点不自然的样子，就对庆来说：“庆来，伊是侬姆妈。快叫姆妈。”

庆来这才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姆妈”。

我应了一声，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九年了，才听见大儿子叫了一声“姆妈”！九年前在杭州车站母子分别，庆来第一次叫姆妈时的情景如在昨天，第二次听到儿子叫姆妈，竟隔了漫长的九年！

我非常感激公公婆婆和七弟家，他们从庆来出生，辛辛苦苦抚养了这么多年。我感到欣慰的是，儿子庆来已经长大懂事了。

公公和婆婆给我讲述了一个庆来的故事：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庆来六七岁时，爷爷奶奶让他去买早点。去那个卖大饼油条的小店，路上要经过一个日本人的哨卡。中国人从这里经过，都要给日本人鞠躬。可是小庆来宁可绕远，到另外一个不经过日本哨卡的摊子上去，也不给日本人鞠躬。有一天， 他去了很久才回来，大饼油条都凉了。奶奶问他：“怎么去了这许多辰光？”他说：“我不愿给日本人鞠躬。”爷爷夸奖他说：“好，有志气！我们没有力气去打鬼子，也决不能向鬼子低头！”

 

★离别九年后，沈安娜、华明之终于在1946年见到了父母和大儿子庆来，一家人在上海合影

 

听了公公婆婆的讲述，我禁不住自豪地把庆来抱在怀里，赞扬道：“好儿子，从小就有志气！”

小放和小新见了哥哥，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庆来见到弟弟妹妹，也非常高兴。但是弟弟妹妹从小在重庆长大，只会讲四川话，不会讲上海话，而庆来一句四川话也听不懂，语言交流出现障碍。好在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在一起玩儿得很开心。庆来带着弟弟妹妹去见他的那些上海小朋友，在上海的孩子们看来，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倒也别有情趣。

我这次回上海，还想见见姐姐伊娜。但是出乎意料地却得到这样的消息：姐姐早在1942年12月就因病去世了！伊娜在日军铁蹄下的上海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历尽艰险，出生入死，终因积劳成疾，未能及时医治，默默无闻地走完了她平凡而伟大的人生道路。

自1937年“八一三”杭州一别，由于战火连绵，关山阻隔，我和姐姐长期不通音讯。如今抗战胜利了，姐姐却没能等到这一天。

我非常想了解和姐姐在杭州分手后的经历和生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能如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80年，中央和各地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有关部门发现，一些中央特科时期和抗战时期情报战线的老领导、老同志在回忆时，经常谈到一个女同志的名字——沈伊娜，这才引起他们重视，提出要征集伊娜的事迹材料，并要我帮助做些工作。他们找到伊娜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的直接领导人和已故领导人的爱人，以及与她一起工作过的战友，比较详细地了解到了伊娜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伊娜从1934年参加革命，就在中央特科及后来的情报战线做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等工作，一直到1942年去世，历时共九年，由于工作需要和所处环境特殊，她与丈夫舒曰信时分时合，有时还一同从上海到南京、北平等地工作。领导经常把一些重要紧急的任务交给她，她每次都出色完成，从来没出现过任何差错。

伊娜的领导曾多次更换，1937年七七事变后，她在高原领导下担任交通员；1938年秋至1939年5月，在李云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后由李云证明她是共产党员， 党龄从1939年算起）。那时李云交给她的主要任务，是送情报给八路军办事处转报中央。有时，她冒着生命危险，争分夺秒，抢在可能发生的危险之前，分送报警通知，解除同志危险。李云回忆说：交给伊娜做的事，我很放心。

1939 年秋，沈伊娜、舒曰信等人转由刘少文情报系统的吴成方直接领导。吴成方记得，是刘少文带着伊娜来与他接组织关系的。刘少文与吴成方还决定，伊娜仍负责内勤交通。有一次，刘少文在上海检查工作，临时要伊娜执行一项重要而又紧急的交联任务。当时正下着瓢泼大雨，门口马路下水道堵塞，积水很深，伊娜立刻撩起旗袍，脱下布鞋拎在手上，赤脚淌水而行。脚被划破了，她浑然不知，迅速赶到目的地，完成任务后才发现，被划破的伤口流了很多血。刘少文曾称赞伊娜是“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好同志”。

与伊娜共事过的一些情报老战士回忆说：“沈伊娜胆大心细，能够适应各种恶劣环境。在白色恐怖中，每逢遇到危急情况，她总能镇定自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化险为夷。她很善于把情报伪装密藏，巧妙地躲过搜身检查。一次，她‘住机关’时，领导让她运送手枪，她换上一身比较漂亮的时装，装扮成端庄少妇，把手枪放在手提包的自制夹层里，大大方方地通过了军警岗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