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李忠效

 

    本书前言中已经提到，这本书是在我奉命创作核潜艇电视剧收集素材的过程中，收获的一个“副产品”。在此之前，记述中国核潜艇研制过程的纪实文学作品已经很多了，我本无意再去步人后尘。但是当我为创作电视剧采访了一些参加核潜艇研制工作的人之后，我发现，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还不曾被别人披露过，而且，已经发表的那些文字，讹误很多，我觉得很有再写一本书的必要。这个想法得到了陈右铭同志的支持，于是，便有了这部《中国核潜艇备忘录》。本书写的基本上都是陈右铭亲身经历过的事情，除了一些重大事件的时间和地点出于保密方面的原因被隐去或以别名代替以外，内容的真实性读者可以不必怀疑。

 

    我个人认为，纪实文学就是要以“实”为主，适当的文学描写是必要的，但不能把史实也“文学化”了，如果重要的史实出现差错，那还叫什么“纪实”？有一本书把发生在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写到了1968年。在另一本书里，把陈右铭本来没有参加的周总理主持召开的会议，写成陈右铭也参加了，还绘声绘色地编出了许多根本不曾有过的与总理的对话；把为海军建设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于笑虹将军被迫害致死的年月日都搞错了，时间差了一年多，这样一来，就把背景和因果关系搞颠倒了。其它的小差错更多。正如昝云龙说的：“我们要正本清源”。总之我们力图在本书中纠正一些讹误。

 

    我在阅读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一些写核潜艇的材料时，发现很多内容都是从陈右铭1986年撰写的军工史料《回顾与思考──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情况》一书中照抄过来的，只是作了一些技术性的剪裁而已。《回顾与思考》是一本内部出版物，其中有些内容是保密的，一般读者看不到。因为那是陈右铭亲身经历的事情，我在撰写此书时，无法回避那些曾被别人引用过的资料，所以，虽然有的书公开出版在前，但也不能说是我们引用了他们的东西。在此特别说明，以免引起读者的误解。

 

    当然，书中涉及到有关人物和事件的某些背景材料，陈右铭不很了解，或记不清了，我也参考了别人发表的文字。凡是参考过的资料，我都在书后列出了篇目，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陈右铭从1966年秋开始正式参与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的工作，到1986年在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的位置上退休，一共搞了20年核潜艇，其中当了11年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虽然此后关于核潜艇的故事还有很多，但我主要是想写陈右铭的“亲历记”，所以，后面那些不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我就不在这里表现了。那将是我的另一部作品中的内容。

 

    中国核潜艇诞生于“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方方面面的矛盾特别多，有技术上的，有人事上的，有派系上的，有政治观点上的等等，有的我写到了，有的没写到。我在写这些矛盾的时候，参考了一些不同观点者的意见，尽可能的保持客观，因为客观了作品才有生命力。至于是否达到了这个效果，只能由读者去评判了。

 

    写作此书，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是保密。陈右铭的保密观念很强，当年，他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亲自制定的核潜艇保密原则，他一直在以身作则认真遵守。虽然几十年之后，有些东西已不像当初那样保密了，一些公开出版物乃至美国人的书中都提到的内容，如各生产核潜艇配件的厂家，总装和试验核潜艇的地点，以及有关数据等，都已公布于世，陈右铭仍然坚持不能从他这里得到证实。“他们可以不负责任地胡说瞎写，我不能。”他说。所以在写作此书时，他认为不宜公开的内容，我都虚掉了。总之，我们在保密方面是极其谨慎的。

 

本书在叙述方式上，主要用的是陈右铭的第一人称，考虑到他的身份和年纪，不宜在第一人称叙述时使用过于浪漫的文学化的语言（那样会让人感到“假”），所以我在总体把握上是以平实的叙述为主。另外还有我的插叙，主要是我查阅的资料和我采访来的内容，目的是为了补充史实和故事。

 

我一直认为，纪实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不在文学方面，而是在社会学方面，也就是文献价值。多少年之后，对那些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仍然有参考作用，这才是纪实文学的真正意义。这也是我和陈右铭决定写这本书的初衷。那些喜欢在阅读作品时想得到某种文学享受的读者，也许会感到不满足。那我们只能表示遗憾了。鱼与熊掌难以兼得。

本书初稿完成于20多年前，后来进行了几次修改，由于当时受到各种限制，书中存在一些不够客观、准确的叙述。这次经陈右铭子女建议，我采访了一些当年参与核潜艇工程的有关人员，对原稿又进行了一些修改，增补了别人写的有关资料，以及原09办公室成员的访谈录等。本书正文中“李忠效插叙”的有些内容，是在这次修改时根据新掌握的资料补充进去的。“陈右铭自述”则基本保持了原貌。

 

在这次修改书稿过程中，我从《核潜艇史料集》上看到一段对陈右铭所作的评价，不便写入正文，现抄录于此：

 

“在组织领导我国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中，他所主持的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在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专委关于研制我国核潜艇一系列的方针、政策，组织协调、管理实施各项研制工作中，起到了积极的主导作用。他为我国核潜艇事业，长期呕心沥血，对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挫折，表现出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组织管理工作大胆细致，决策果断，在组织全国各有关部、委、省、市、厂、所的大协作攻关中，重视采纳科技人员意见，发挥了极高的组织协调才能。在研究设计、制造、试验等各研制阶段，尤其在我国第一座陆上模式堆以及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试验试航中，亲临现场，参与指挥协调，不论技术风险有多大，工作、生活条件多么艰苦，他都坚持与科技工程人员一起想办法、出主意，共同解决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他为开创我国的核潜艇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采访、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原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原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中科院院士彭士禄，原核潜艇副总设计师、潜地导弹总设计师、中科院院士黄纬禄，原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参谋昝云龙、王德宝、姜来根，原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之子罗小明，核潜艇工程早期参与者尤子平、郭作东、陈志钧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还要感谢核潜艇史专家杨连新同志，他非常认真地审读了本书原稿，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对提高本书的史料价值帮助很大。他还提供多幅照片，并将他整理的《中国核潜艇大事记》作为本书附录使用。

 

令人遗憾的是，陈右铭同志已于2011年5月17日病逝，他在生前未能看到此书的出版。谨以该书的出版发行，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2019年6月30日于北京丰台“听雪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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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纪实文学】

《中国核潜艇工程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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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