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期间，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即“方方现象”。一开始是由“方方日记”引起的一场争论，渐渐演变成一个受到全国网民关注的“事件”。反对方方的人和拥护方方的人，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好不热闹，方方的文章很多，我没全看，印象中方方本人倒是很少回应，好像她只给那个号称是“中学生”的读者来信予以回应，其他的没有正面回应，反倒是拥护她的读者反击力度更大，光是替她回应“中学生”的文章就有好几篇。说实话，为方方“打架”的文章，似乎比方方自己的文章还好看。我之所以称其这次“互怼”为“方方现象”，就是因为“方方日记”、骂方方的文章和赞方方的文章都受到广泛关注，若干文章的点击量均超过10＋，打赏者众多，有的达到上千人。如果从经济效益来说，骂方方和赞方方都收入颇丰。
为写此文，我又找出几篇骂方方的文章仔细看了一遍，我把文章的作者分了分类，大概有以下几种人。
第一种人，是真的“左派”。
代表作：《某些文人，看你屁股是不是已经坐偏了？》（陈先义）。
在我的印象中，陈先义是第一个跳出来骂方方的（也许还有别人，我没看到）。《某些文人，看你屁股是不是已经坐偏了？》2020年2月27日发表在自媒体“新军网”上。在此之前，陈先义曾发表了一首赞誉钟南山院士的诗歌，据说陈先义是搞文艺评论的，写诗不是本行，所以就不去评论他的诗了。可他的本行－－文艺评论，也写得不怎么样。要我说那根本不是文艺评论，是“文艺打棍”。他的《某些文人》上来就问：“如果不写当下全民的抗灾，不写党领导的这次重大行动，你专写黑暗、恐怖，人民还用优厚待遇养你们干什么？”这话就好像是说：你是我养的一条狗，你不对我摇头摆尾，养你何用？实际上，他这是在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 “对人民的拼力杀敌你不写，打着舆论监督和写真相的名义，专写恐怖、写尸体、火葬场，专写泄气的乌七八糟的东西，甚至不惜用造谣的手段。对这样的人，我想八路军一定会毫不客气地用‘汉奸罪’来处理的。”
杀气腾腾，厉害吧？就他是革命者，不和他一样，就是“汉奸”。 查了一下陈先义的资料，他出生于1951年，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也就是说，他学习写作和发表作品，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文革”早已成为他的思维定式，虽然时过40多年，思想观念，行文风格，仍不能摆脱“文革”的那一套，如今写出这样无限上纲的文章，也就不奇怪了。奇怪的是，居然有那么多人给他“打赏”。他已69岁，我想，“打赏”的不会是与他同龄的老年人，谁见过年逾古稀的老人还去给人“打赏”的？偶尔会有一两个，绝不会多。“打赏”一定是中青年人，因此我觉得很可怕，如果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群众基础还是有的。 鉴于陈先义的资历，我认为他是真“左派”。至于是不是真“左派”就不知道了。
第二种人，是“中间偏左”的假“左派”，
代表作：《方方老师，我敬重您，但我不赞同您这个时候公布日记》（纳兰泽芸）。 据纳兰泽芸自述，她是个“出生在安徽皖南一个小村子里的小黄毛丫头”，“上中专时，曾经为了缺少区区两百块钱急用而去卖血”，“是一个业余写作爱好者，虽然是中国作协会员，但是每当别人叫我‘作家’时，我都会脸微微发红”，很显然，她没有陈先义那样老，没有受过“文革”极左思想的毒害，应该是出生于80年代或者90年代。能说出“区区两百块”这样的话，应该是近20年的事情。不管怎么说，既然她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应该是有点阅历的人了。 她的文章很长，拉拉杂杂，将近两万字。从《汉书》记载的“建安大疫”到“建安七子”，从作者家乡的血吸虫病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从老山前线下来的她的辅导老师到中美正式建交，从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到氢弹爆炸成功，我简单计算了一下，这段内容长达一万二千字，再加上一些引用别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两万字的文章，与主题相关的属于她自己的文字只有三四千字，而且颠三倒四，内容重复，如果不是想看看她怎么批评“方方老师”的，我绝不会看她这篇裹脚布一般又长又臭的文章。看到最后，发现她除了显摆她那点从书本上抄来的历史知识以外，就是显摆她的身份和业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正在写的两个专栏。 她写道：“近几个月，我接了两个专栏，其中一个是在一本较知名的面向全国中学生的杂志上开设的，这个专栏是一个人物专栏。……通过这个专栏文章向全国广大的中学生青少年们以及高中生们传递奋发向上的正面力量和深沉质朴的爱国情怀。而且这家中学生杂志的发行量上百万。我觉得这些文章能够影响上百万的青少年中学生甚至高中生，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当时杂志找到我时，虽然工作很忙，但是我一口应承了下来。” 她在批评方方时，顺便介绍了她的专栏，把她“写两弹一星功臣、写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写各行各业的卓越人物等等”内容塞到文章中来，而且是长达一万两千言的“插叙”。说句难听话，真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味道。我不是作家，也不会像她这样“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啊！ 纳兰泽芸并不否认方方日记的真实性，她说：“最重要的，我个人认为方方老师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不应该在抗疫最艰难的国难当头时期发布她的日记，这个日记在这个关键时候搞得全世界皆知，让全民对社会‘泄气’、对国家‘泄气’。” 她写道：“疫情下的武汉百姓失去亲人，谁不心疼，谁不伤心，谁没有悲悯心，谁没有正直心！当看到女儿跟着载着妈妈的遗体的车边跑边哭喊‘妈妈’的时候，当武昌医院院长的妻子拉着殡葬车撕心裂肺地恸哭的时候，还有许许多多普通百姓被疫魔夺住生命的时候，闻者泪眼朦胧，心沉如石。但是，越是在这种艰难的时候，越是在这种痛苦无力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尤其是著名知识分子，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用自己的作品让全国人民更多一些再多一些跟病毒抗争的勇气和信心，而不是扰乱民心、降低士气、拖国家抗疫后腿。”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你（纳兰泽芸）看到的那些“撕心裂肺”的场景，是从主流媒体上看到的么？不正是从方方等人的自媒体上看到的么？二是你（纳兰泽芸）说方方“扰乱民心、降低士气、拖国家抗疫后腿”，依据何在？民心乱了么？士气降低了么？真的拖了国家抗疫后腿了么？这都是你自己想象的。你以为你的文章就“让全国人民更多一些再多一些跟病毒抗争的勇气和信心”了么？别自作多情了！真正在抗疫一线工作的人，看到的悲惨比方方和你看到的要多，他们也没时间看方方的文章，更没时间看你两万字的文章。尤其是你的文章，完全是给闲人看的。如果一线人员有时间看微信，看到有人粉饰太平会更生气，会更降低士气。 方方的文章是给有时间看的人看的，她在提醒人们：大疫当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粉饰太平的报道所蒙蔽。知识分子要在这个特殊时期发挥更大作用。工人的本职是做工，农民的本职是种田，军人的本职是打仗，知识分子的本职就是要用知识告诉人们，不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能昏头昏脑地过日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方方日记”是一副“醒脑剂”。 纳兰泽芸还借一位“语文高级教师”朋友的话说，“平常人们对日记的理解，日记应该是写在日记本中秘而不宣的东西，是写给自己看的，是非常私人化的东西。” 如此看来，纳兰泽芸和那位“语文高级教师”真的都是“平常人”，日记里面记的都是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所以不能示人，而“非平常人”的日记，记录的都是历史，比如鲁迅日记、蒋介石日记、杨尚昆日记、李鹏日记等等，后人研究他们经历的那个年代的历史，这些日记都是原始的不可多得重要资料。业余作家纳兰泽芸和“语文高级教师”的格局太小，焉能看懂大作家“方方日记”的作用？ 鉴于此，我真担心纳兰泽芸给中学生杂志开的专栏，会不会误人子弟？因为她承认方方写的内容是真实的，只是发表时机不当，所以我认为她属于“中间偏左”的假“左派”。当然，也许是真“左派”。
代表作：《一位高中生给“方方阿姨”的一封信》（犀利声）、《方方和齐建华，大家猜一猜是谁在害怕》（吴鹏飞）。 关于第三种人，我就不想多说什么了。大家去看看他们的文章就知道了。那位穿“高中生”马甲的写手，已经被网友扒出来了，就是一个靠低俗故事骗流量的不时变换马甲的骗子网络而已。（请参考《几名高中生给那位高中生写了封信，然后捅方方刀子的“高中生”被扒了出来》）至于后一篇《方方和齐建华，大家猜一猜是谁在害怕》，更是不值一提。一篇八千多字的文章，有六千多字是“齐建华”的，剩下的两千多字都是陈先义等人说过的话。也就是说，没啥自己的观点，除了骗流量以外，没别的。不过是借着别人的热门话题蹭热度而已。 我不是作家，也没有像纳兰泽芸那样开什么专栏，写文章纯属消遣，高兴了，写一篇，不高兴了，啥也不写。这次武汉大疫，禁足家中，闲着没事，写了几篇闲文。近日大疫将要过去，本来想要挂笔干正事了，偏巧看到几篇攻击方方的文章，气不过，有话想说，就写几句。看看网友对此文的反映，也许还会再写一篇《赞方方的都是些什么人？》2020.0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