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从1999年到2019年发表的书法评论文章汇编；是一部从普通读者角度辩证论述书法知识的“通俗读本”。全书观点鲜明，内容丰富，涉猎到书法的基本理论、毛笔形成、基本笔法、骨文来历、汉字特征、结字技巧、草书格局、章法营造、法帖分析、书法鉴赏、书法命运、先贤经验、自身体会等。提出了诸如“超长画”“超大字”“神布局”“使用‘黑体’”“接纳‘饰书’”“书法精神”“书作‘三品级’”等新概念和新观点；记录了向当代22位书法家请教学习、采访交流的情况。是作者20年间对中国书法艺术观察与思考的“文字足迹”。 拜读了王如实先生的文章《为“爨宝子碑”辩》（刊《书法导报》2002年7月24日第30期、7月31日第31期），感到先生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同意先生关于“错别字”、“年号”、“书家写不写碑文”三个问题的看法。也同意先生关于碑文书写者水平高下的分析——不是“粗知汉语”的“常人”所写，更不是随意地“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出来的。 爨宝子碑的撰、写、刻是一人？两人？三人？难以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该碑是对汉语言文化及书法艺术造诣很深的高手所为。笔者在王先生“辩”文的基础上，狗尾续貂如下。敬请先生和其他方家指正。立意高雅，结构严谨，内容精炼，用词简古，叙述清楚，含义深邃，韵律铿锵，节奏流畅，文气肃穆，情真意切。志铭336个字既概括了逝者的生平、情操、才气、政绩、声誉、影响，又表述了官民对碑主英年早逝的哀伤、怀念、敬重之情。其驾驭文字尤其是墓志铭这种文体形式的功夫，是“粗知汉语”的人做不到的。壮美的文采，异体字假借字的运用，起首“讳”字，结语“呜呼哀哉”的使用，均说明作者汉语言文化的底蕴很深，否则他也不会使用高层“官场文化”中才用的“为尊者讳”的“讳”字。窃以为，作者的文化及写作水平，不要说在1500多年前是高的，就是和今天有中文学位的人比，也是高的。一般来说，为适应墓志铭文体肃穆的内涵，书者大都采用比较庄重的笔法。该碑笔法，可以归于朴实厚重的“肥笔”。“肥笔”相对于“瘦笔”来说，易写一些，但要达到雄强遒劲的较高境界则相当不易。该碑文的书者做到了。纵观该碑书者的运笔，总的感觉是挥毫自如，起收有度，方笔不滞，圆笔有力，使转有形，中边俱到，形直意曲，顿笔外拓，隶法明显，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从而造成了肌理浑厚、筋骨内含、形质具备——奇崛浑穆大巧若拙的特殊效果。从第一笔、第一字、第一行到最后一行、一字、一笔，都是按照“一定之规”极为熟练地贯穿到底的。看不出仓促上阵、脚忙手乱、任笔为体、“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痕迹。至于镂刻（刀法）技巧，虽有不同看法，但总的看，是“刻”出了水平，基本“忠于”原书的。不然，我们今天也看不到这种“石破天惊”的佳作。上乘的墓志文，让能够表现其“文意”的高手来写和刻，是合乎逻辑的。笔者推理可能是撰文者亲自书写的。该碑从1778年发现以来，专家学者研究的成果——取得的共识之一就是该碑书体是隶书向正书演变过程中的“过渡体”。仅就这一点，其价值在书法史上就是不可估量的。这种在隶书基础上的“创新体”，不是“对书法略懂的人”做得到的。全文403字（存402字，后补1字），天然、率真、古茂、端庄、雅拙、瑰奇、刚韧、神秘的独特风格十分一致。点、横、竖、撇、捺等线条都“有法可见”。特别要指出的是403个字中，“不”“之”等59个字有2至7次的重复（7个“不”字），同一个字，不管前后位置、大小如何不同，但结体都基本相同（个别字除外）。笔画较少的“人”“才”“之”“太”“不”“令”等字，如果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是不可能做到形体前后基本一致的。这就充分说明，书者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书写习惯（风格），而这种习惯（风格）的形成，则不是三五年能够做到的。一个对隶书没有长期实践并深入其中悟出门道的书者，是不可能“出隶”进而“开宗立派”独创出“爨书”的，对于这样在继承传统上有所创新的书家，怀疑其功力不足，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墓志铭文章法，有其特殊之处。额（题）、志（散文叙死者姓名、籍贯、生卒）、铭（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悼念死者）、落款（时间、立碑人）有相对固定的格式。该碑文书者既尊重这种“传统格式”，又有匠心独运之处。志、铭文的排列，碑额到落款的字形大小，都很讲究。尤其是13名立碑人52个字的大小和所放的位置，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样的谋篇，不仅对碑额志铭起到了垫托作用，又充分兼顾到了立碑人的身份地位——正常情况下，立碑人应放在正文的后面，字形也要小一些。书者在墓碑这种特殊的的载体空间内（高5尺4寸，宽1尺8寸），把墓志铭全部403个字的位置、大小、疏密（字矩、行矩）安排得这样周到妥贴协调，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随便乱来的。从严谨的谋篇看，书者“不是书家文人”之说是难以成立的。当时当地的人文环境不乏书法高手。一是爨氏为大姓望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处于统治地位。在统治阶层内有几个或一批“书家文人”是正常的。这一点，可以在之后53年（公元458年）爨道庆书写的《爨龙颜碑》得到反证。该碑被誉为“南碑之冠”，书法古雅，气派雄浑，结构多变，明显带有《爨宝子碑》“隶意”的“遗传基因”。说明二碑的诞生不是偶然的，是爨氏大家族有一个已经形成气候并能够延续下去的书家群体在活动。二是建宁同安能够产生宝子这样文武双全（秀才、将军、太守）的佼佼者，是接受文化知识教育的结果。他的老师不会只是一个，水平也不会比他低。他的同窗、学兄、学弟也不会是少数，水平也不会太低。这些人中的某一个或两个三个，为宝子撰、书、刻墓志铭，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三是立碑的主薄、录事、西曹、都督等9类13人，均是建宁爨府及所属地域握着军、政、经、文、礼等权力的“郡、县”一级官吏。在“学而优则仕”、“字而优则仕”的时代，只要是朝廷命官，一般情况下，学问书法是不会差的。其中的录事、书佐是专职负责起草缮写文书的官员（主薄也有此职责），他们的文字和书写水平在当地应是较高的。这些军政要员，在当时已经明令禁止立碑的情况下，冒着风险，为宝子立碑，一定是很慎重的，出于感情和礼仪等方面的考虑，一定会选择高手撰写——以便和碑主的身份地位名望相称。笔者猜想，该碑文的撰写很可能出自这13 人中某人之手。起码来说，撰写者的水平不会低于这13 个人。顺便说一下，该碑为将军而立，立碑者中的都督等又是军事长官，最后一名“威仪”也是将军在编的随从。考虑到那个时代的官吏文武不分——军事将领作书是很平常的事，该碑为军官（例如都督）所写所立也有可能。从这个角度看，在隶书向正书演变的过程中，“军事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爨宝子碑》提供了这方面的物证。 以上五条，综合在一起考虑，《爨宝子碑》是高手所为，应该说不存在疑义。该碑发现224年以来，多数书家给予了较高评价，不能说这些人都看走了眼吧。 
夏廷献，河南省南阳市人。1944年出生于农家， 1964年入伍，1999年从海军装备部某局政委岗位退休（海军大校）。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幼时写大仿，与书法结缘。中学时，受到书法家王学睿老师直接影响，对汉隶魏碑产生兴趣。参军后为连队书画骨干。1970年后在各级机关主要从事“文字”工作，业余时间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汉字的“生命形态”。1999年出版了专著《书道犹兵——中国书法艺术新探》，提出了“战争是书法艺术之父”的观点，揭示了“兵法与书法”的历史渊源及其相互关系，探索了二者同理、同法、同势、同美的内在规律。行家认为是独树一帜的一家之言，为孙子兵法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领域，为书法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1999年之后，出版了《中国书法千字文》。在《书法导报》等专业报刊发表书法评论文章三十余万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纪实文学、戏剧脚本、游记文学、工具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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