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繁华易素心——评陈明福和他的《左宗棠全传》（中）
不为繁华易素心
——评陈明福和他的《左宗棠全传》（中）
文/张宏图 张立国
本文就耄耋之年的老教授陈明福先生和他的《左宗棠全传》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和分析。从历史研究服务于现实；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同类对比”的零度叙事方法；“用脚走出来的”在场主义写作；近乎半文半白的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丰富的人文历史知识；“课堂教学模式历史人物传记”的结构等诸方面充分肯定了陈明福和他的《左宗棠全传》。同时也探讨了诸多历史难点、疑点，以求教于方家。
陈明福
一
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从史料的把握来看，作者不仅熟悉《左宗棠年谱》《左文襄公全集》《先考事略》《左宗棠全集》《左宗棠略传》《左宗棠的幼年、青年和中年》《开发大西北先躯——左宗棠》等关于左宗棠的直接资料文献。而且翻阅、查考、辨析、选用了与左宗棠相关的大量历史文献，如史籍类的《清代通史》《清朝全史》《清实录》等；野史逸闻类的《清代名人轶事辑览》《清稗类抄》《清朝逸史》等；与传主直接相关者的著述《曾文正公全集》《骆文忠公奏稿》《李文忠公全集》等；相关农民起义的书籍《太平天国全史》《捻军》《回民起义资料》等；地方志类《闽县乡土志》《涿县志》《新疆志稿》等；关于洋务运动的《洋务运动丛刊》《洋务运动史》《洋务运动资料》等；关于海军与船政的《海防档》《福建船政局史稿》《清末海军史料》等；外国人的相关著述《俄中问题》《征服中亚史》《阿古柏伯克传》等；各种笔记类钞《花随人圣庵樜忆》《暝庵杂志》《庸庵笔记》等……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陈明福参考的各类史料资料不下150余卷部，这还不算报刊杂志相关文章资料，这是多么大的阅读量！翻阅、摘引、考证、辨析，这需要下多大的功夫！更让人吃惊和感动的是作者对左宗棠走过的地方都要去实际走一走，看一看，体验感受一下历史文化中人文地理的意蕴和当年左宗棠所经历的历史场景，为他的在场叙事赢得了先机。“事辍者无功，耕怠者无获”陈明福的功夫下足了，因此，收获也是巨大的。众所周知，报告文学是靠脚走出来的，不曾想，传记文学竟也有靠脚走出来的。我们不能把历史安排给谎言。面对当前以“主观化”随意曲解历史；以“想象化”的思维消解历史；以“鸡汤化”的态度轻薄历史；以“虚无化”的手法否定历史；以“庸俗化”的手段抹黑历史；以“娱乐化”的语言调侃历史。无疑陈明福的《左宗棠全传》就是一面镜子，许多从事历史写作的人在这面镜子前应该好好地正一正衣冠！其实，陈寅恪早就说过：“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辩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只是今人功利心太强，太过浮躁，不肯下大气力而已！
左宗棠
二
《左宗棠全传》基本采用的是零度焦点叙事，这种叙事方法，叙述者没有固定的观察支点，可以洞察世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对话还是内心活动，必要时，叙述者可以直接发表评论，甚至可以跨越时空，对事件或人物进行全景式的描述。
谈到作者的视角是否合理，视点是否高远？就牵扯到对传主如何定位，从什么视角去看去写。从人文角度显然不合适，左宗棠一生征战，杀人无数，小细节上可以进行人文处理，但总体上不行；从阶级角度也不合适，尽管史学界历来习惯于阶级分析叙事，但左宗棠毕竟出身布衣，很难以阶级分析进行框定，而且他的历史贡献更多的是在处理民族矛盾上；从洋务运动去写，他既用洋又拒洋，且并不能涵盖左宗棠一生。作者选取了一个特殊的角度，“领导集团内的对比写作”也可称为“同类对比写作”：无论左宗棠在哪一个层级上，他是怎么做的，别人又是怎么做的，在不断的对比、强调和渲染中，塑造出丰满的人物形象。其最突出之处在于，在中国历史叙事中可能是受《左传》《战国策》影响，可谓“有史无战”。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史可查的大战不下数百次，但从未见有把那个战争过程、战斗场面记载下来的，而陈明福不但写下了左宗棠与太平军的战斗过程、战争场面，更详细地描写了左宗棠舆榇亲征，收复新疆的战斗过程、战争场面。这应视作一种突破。
历朝历代甚至可以说世界各国上层领导集团大多是由领袖、政治家、政客、阴谋家、世家贵胄后裔等组成。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排列组合，五项并非均衡，缺项也是历史必然。领袖自不必说，他必须是能统领起全民族思想的人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康熙诸明君，而多数封建皇帝只能列入世家贵胄后裔。政治家和政客往往难以区分，关键在他们的政治谋略是为公还是为私，是为国家民族还是为个人小团体。从这一角度看，左宗棠是政治家，而作者将他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比着写，就明显看出了政客与政治家的不同，仅就收复六分之一国土而言，给他定位为民族英雄也应是名至实归的。
难以处理的是太平天国问题，作者引用马克思的原话，化解了太平天国这一难题。陈明福的视点是高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全面的。虽然我们不能说他是有学问的思想家，但他确定无疑的是有思想的学问家。
其实，起事、闹事、暴乱、暴动、造反、起义等概念，虽然各家辞书都有解释，但在平民百姓的观念里，在文人著书立说中，并没进行严格的界定。譬如起义，不仅指被压迫者的武装反抗叫起义，敌人营垒中的人员觉悟后投入革命阵营也叫起义。所以关键在一个“义”字上，为“义”而起事方为起义。不能将所有的暴乱、暴动、造反都谓之起义。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暴动、造反有数百次，过去我们一律谓之农民起义恐怕不妥。特别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义”占有重要地位，《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汉演义》《元史演义》《明史演义》《清史演义》《洪秀全演义》《民国通俗演义》《封神演义》《三侠五义》……。历史是真实的，作为历史小说的“演义”不是今日的戏说、荒诞、魔幻、穿越。把“演义”理解成延伸、演化、演变是绝对错误的。“演义”的准确含义就是演绎、演义，即从历史故事中演绎出“义”来，最终达到“义薄云天”。
“蹈义而死”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让后人难以忘怀的历史现象，它以“视死若轻”“视死如归”为骨，以“遗生行义”“义薄云天”为魂，是士人阶层特有的文化传统，最能表征士人人格和精神的独立。这一传统在春秋战国诸子争鸣中形成并达到高潮。“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和义是中华民族付出生命代价的最高原则，而不是把自己变成残忍的盲目的嗜血成性的杀人机器。这是与所谓“武士道”精神完全不同的中华民族精神。
从这一点出发，太平天国究竟是长毛造反还是农民起义，值得商榷。作者选用马克思的观点对太平天国臧否有度，我们认为是恰当的。而左宗棠70高龄舆榇亲征，收复被沙俄侵占的六分之一国土，应该说是不惜蹈义而死的大义之举。
三
第三点就是在场主义写作问题。作者在前言中写到：“历时六年悉心研读《左宗棠全集》15册，研究晚清历史，特别是研究与他同时代的名臣骁将、良师益友整个‘群体’，批阅浩瀚的史料数千万字；去左宗棠家乡湖南湘阴以及长沙、安化、醴陵等地调研；两次到中国船政文化发祥地和近代海军摇篮的福州考察；赴陕西、宁夏、甘肃、天山南北重走左公雄狮西征路线；寻访左公后人和历史遗迹，到处收集地方史志资料，求教众多的专家学者，用深入发掘、考证和鉴别得来的言之有据的历史文献，以不加虚构渲染、真实可信的历史传记文学形式，严谨、翔实而生动地记述了他坎坷的经历、独特的性格、超群的韬略、辉煌的业绩、传奇的人生。”
在后记中作者又写到：“我要写他一部全传，除了悉心研读《左宗棠全集》及浩瀚的晚清史料、人物传记外，还得走出去调查研究，虚心学习，才能站到别人的肩膀上再登一步。于是我便如前言中所说的跑到湖南长沙，向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社科院在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求教，到湘阴、安化、醴陵考察，沿左公的西征路线从陕西、宁夏、甘肃、北疆、南疆一路采风。福州虽已去过，那是走马观花，必须重新调研……。”
我们都知道报告文学靠两只脚走出来的，这是常识。万万没想到传记文学，特别是历史传记文学陈明福竟然也是靠两只脚走出来的。恰恰因为他是靠两只脚走出来的，所以历史感、现场感在他笔下油然而生。
“冬日的长沙，凝云阴沉、山色苍寒，灰暗的林木，在清晨的薄霭间，以赤裸的枝条向冥杳的远方呼号。旷野寂寥无人，一匹快马自南向北奔驰在沿湘江的小道上。尽管朔风扑面，人与马都跑得热气腾腾。马上的林忠不时摸摸揣在怀中林老爷的书信，一路上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人让林老爷如此青眼有加？”
“青山以它特有的钟灵毓秀静卧于小镇界头铺之东。远远望去，层峦叠嶂，迤逦起伏，薄雾氤氲之中，群山身披白沙。与青山毗连的是鹅形山、群峰错落，层崖峭壁。它的东面玉池山，山谷幽深、洞穴奇异，杂树葱茏、多生野果，刺藤蔓攀、人迹罕至，据说是元朝末年乡民避兵祸之地。……在寒霜初降、秋叶黄落之时，湘阴东部玉池山深处来了两位书生模样之人，他们两人身穿短褐，脚蹬一双麻鞋，手执一把砍刀，披荆斩棘，开路前行。”
“为酿米酒，左宗棠到邻家友人处借来一套酿酒的工具，仆人与家人架锅的架锅，套磨的套磨。左宗棠从左厢的粮仓中取来去年收割的糯米和粟米，找来用木香、青藤、地棉、乌药、黄荆之类草药制成的曲料，汲屋后清泉制出糟酪，再行点火熬沥。一天两天，大火小火文火，三天四天，米饭的香味逐渐渗发出一股酒香，五天六天，浓香扑鼻，清可照人的米酒由左宗棠双手捧呈到周老太太面前。”
没有实地的走访，没有探勘的功底，这种真实的、细腻的现场感是很难行著笔下的。更多的行军路线、战场厮杀的场面就不再一一引述，举几个小例能说明问题足矣。传记写作要求高度的真实性和文献性，除此之外，还应具有创造性，创造性往往来源于在场主义写作，因为世界上任何真实的存在都是特定性的存在，都是特殊的“这一个”，没有现场感就抹杀了“特殊性”，也就抹杀了“事实”。因此，传记写作的创造力一点也不亚于小说写作时运用的想象力，这个创造力是必须回到历史现场的创造力，也就是说历史写作是比虚构写作更考验才情和灵魂的写作。这也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言：“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未完待续
上文回顾
欢迎关注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