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效：驳抄袭者“宣传需要，不违法”的无耻言论
连续写了几篇揭露“文坛扒手”刘祖爱等人的文章，弄出了不小的“动静”，很多朋友表示支持，并纷纷给我提供材料。江苏镇江的朋友陈春鸣给我发来一个截图，是他的朋友冯鸿鸣发给他的微信。征得陈春鸣的同意，现将截图的内容公布于此：
抄袭“洗稿”是非常无耻恶劣之行为！我20年前历经千辛万苦采写的连续报道《我送亲人过大江――扬中小姑娘你在哪里？》和电视专题《五十年未了鱼水情》片获中国电视新闻奖，省五个一工程奖，被收入大学新闻教科书。这两年竟被人剽窃十数次！扬中××（单位）、江苏省××刊物，泰州高港区××纪念馆，省《世纪采风》省党史刊物，镇江相关媒体，省××电台等等，作者都是不同的人、没有一个采访过故事主人公的年轻人！××日报竟然换了一个角度以讲故事的形式，全文照抄！署名为王小玥和报社副总！江苏××（单位）将我的作品改名《手挽青天洗日月》，作者为××和扬中××（单位）两名干部。当有人转给我看时，我电询某剽窃者，对方曰：领导让我弄的，新闻作品改头换面，为宣传需要，又不违法。
经了解，冯鸿鸣文中所说的《我送亲人过大江》就是这张照片：
20年前，冯鸿鸣是扬中电视台分管宣传的副台长兼新闻部主任，冯鸿鸣得知有关方面在寻找《我送亲人过大江》照片中划桨的大辫子姑娘，立即介入，参加了寻找工作的全过程。
我通过陈春鸣间接采访了冯鸿鸣先生，大概情况时这样的：
1998年底的一天，南京电视台专题部主任吴建宁到扬中电视台找冯鸿鸣，冯不在，下乡去了。吴建宁就去了党史办，交给党史办赵主任一张照片和一封信。照片就是那张《我送亲人过大江》，信是照片的作者邹健东老先生写的，说那张照片是渡江战役时在扬中江边拍摄的，希望帮助寻找照片上的那个划桨的姑娘。党史办赵主任就联系冯鸿鸣说了此事。
傍晚，冯鸿鸣即去党史办，和赵主任一起商量在全市寻访“当年划桨的大辫子小姑娘”活动。
随后，每次寻访过程都在电台电视台报道，此事在全市引起很大影响和广泛关注。从扬中船民到泰兴到扬州到兴化到宝应到吴江等地，历时近半年，连续报道近20节。寻访过程得到各界支持。当年参加支前的船民很多，再加上照片拍的只是背影，不好辨认，所以线索很多，却不好认定。冯鸿鸣他们很慎重，每一个线索都要进行反复考证。后来吴建宁主任打电话让冯鸿鸣去南京，因为他们也在《风雨中山路》节目中也发出了呼唤，说是有个叫董小妹的人出现了。冯鸿鸣赶到南京去见吴主任，但董小妹已离开。冯鸿鸣立即带着摄影记者赶往吴江，联系到吴江市镇相关领导，在其带领下，找到董小妹的母亲颜红英的住处，见到了《我送亲人过大江》照片上的主人公颜红英。冯鸿鸣反复采访核实，还请人作了人体测量，确认颜红英即是那个“当年划桨的大辫子小姑娘”。
接着，冯鸿鸣又联系摄影记者邹建东老先生，经邹老同意，冯鸿鸣带颜红英颜根兄妹去北京见邹老，邹老一见面就说，肯定是她！没错！
后来中央电视台的“八一”文艺晚会剧组看到报道，即发函邀请冯鸿鸣带“划桨的大辫子小姑娘”去京参加“八一”文艺晚会，颜红英和邹老同时登台亮相。张迈、蔡国庆演唱了专门为此故事创作的歌曲《背影》。后来冯鸿鸣又邀邹老携颜红英寻访故地，在当年的江边回忆50年前的故事。
电台电视台的连续报道，以及后来剪辑制成的专题片《五十年未了鱼水情》都是由冯鸿鸣执笔完成。
整个采访策划是冯鸿鸣，报刊上的文章有的是冯鸿鸣，有的是别人根据他的报道整理的。
南京台吴建宁对冯鸿鸣的支持很大，南京台由于资料和寻访活动没有扬中电视台多，所以当年他们的节目没能获奖，而扬中电视台制作的专题片《五十年未了风雨请》和连续报道《我送亲人过大江――扬中小姑娘你在哪里？》获得了中国电视新闻奖、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奖项。
此事的来龙去脉已经很清楚了，冯鸿鸣无疑是这个作品的文字著作权所有者。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想就扬中某单位的《手挽青天洗日月》作者（冯鸿鸣作品的剽窃者）回复冯鸿鸣的那句话发点议论。
剽窃者说：领导让我弄的，新闻作品改头换面，为宣传需要，又不违法。
现在我来逐句分析。
第一句：领导让我弄的。这只能说明是领导交代的任务，并不能说明是领导让你去犯法（剽窃）的。
第二句：新闻作品改头换面。这句话包含两项内容，“新闻作品”和“改头换面”。我不太明白他在两项内容中的所指是什么。“新闻作品”包括消息、通讯、人物特写、综合报道等。有的可以“改头换面”，有的则不可以，另外“改头换面”也不是把别人的名字换成自己的。就是换成自己的名字，也要注明：根据某某人的某某文章改编。
一般来说，消息和通讯可以根据需要修改题目或者进行摘要，但是不能把原媒体或者原作者给改没了。比如《参考消息》采用的消息，会注明“据某某媒体报道”。中央电视台或者《人民日报》等正规媒体，除了本台（本报）消息，凡是从别处引用的消息，都会注明“据某某电视台”或者“据某某新闻社”消息，这样做，既说明了消息的来源，也尊重了原作者，甚至推卸了责任（假如消息有误的话）。如果是通讯，那是不能随便改题目和作者的。当年穆青等人撰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也属于新闻范畴，你“改头换面”行么？当年魏巍撰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作为文艺通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你“改头换面”行么？冯鸿鸣的《五十年未了鱼水情》，应该属于电视专题片，是“电视通讯”，是不能被随便“改头换面”的。
第三句：为宣传需要，又不违法。这句话说明剽窃者是地地道道的“法盲”。“宣传需要”也不能违法乱纪！这就如同我之前写的文章（《在“刘祖爱抄袭案”中〈学习时报〉扮演了什么角色？》）所说，警察通过违法途径获得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证据不被法官采用，因为程序违法比那个犯罪证据的破坏力更大（请参阅《在“刘祖爱抄袭案”中〈学习时报〉扮演了什么角色？》）。宣传的目的是要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如果采用错误的方式，那个效果会好么？就好比一个歪嘴的和尚在念一本好经，会把那经念好么？
《手挽青天洗日月》的作者为×××和扬中××（单位）两名干部。
估计×××是位领导干部，冯鸿鸣照顾其颜面，没有写出全名。依我看，×××很可能是被两个干部给“陷害”了。现在有个不好的风气，领导不干事，却要挂个名，有的是自己要求挂，有的是部下拍马屁，领导半推半就，或者领导有此所好，部下就投其所好，如果领导坚决不准给他挂名，部下也不敢擅自挂上领导大名。不知×××这次属于什么情况，要是吃“官司”，他要跟着当被告的，而且是第一被告。各位领导干部，以后挂名要小心啦！
顺便说一句，《手挽青天洗日月》真是糟蹋了人家的诗：手挽青天揽日月，胸存正气洗乾坤。这两句诗真好！而“手挽青天洗日月”是啥意思？费解。
说起领导干部被部下搞到可能吃“官司”的境地，我这里还有一个故事。
也是20年前的事了，某单位的一个高级领导，授意我的一个朋友以这位领导的名义写一篇文章，我朋友才高八斗，写出的文章被总部《政工简报》刊用。不久，这篇文章几乎原样发表在一张很有影响的报纸上，不过署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我朋友的领导看到了，以为是我朋友用笔名发表的，就很不高兴，问我朋友是怎么回事，我朋友有口难辨，心里很是委屈。为了证明那个名字不是自己的笔名，我的朋友就委托在报社当编辑的朋友帮助查询那个作者是谁，最后终于查到了那个抄袭者的单位和职务，原来是西北某部的一名高级干部。我朋友立即向自己的领导回报，总算证明了自己的无辜。
而那个西北某部的高级干部，可能也是无辜的。因为这种以领导之名发表的文章，大都是秘书或者机关干部执笔写成，最后署上领导名字而已。署名的领导未必知道此文是抄袭，所以我说他可能“无辜”。如果他知道以他名字发表的文章是抄袭的，他一定会迁怒于给他写文章的人，让他丢了这么大的丑。我朋友仁义，没有揭发此事，也没张扬此事。要不是因为这次“刘祖爱抄袭事件”，我要写系列文章，再三追问，他也不会对我说。
由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20年前抄袭事件已经盛行，而且出自高级机关；二是领导干部在不是自己写的文章上署名，是很不安全的，要增强防范意识。
打着“宣传需要”的旗号，干着违法的勾当，还理直气壮地声称“不违法”，这种给××（单位）丢人现眼的人，应该清理出××机关。××机关的领导干部也要好自为之，不要贪图虚名，被部下拍马屁拍到尴尬的境地。
真正的作家是有版权意识的，我的一个作家朋友，在一部影视作品中用了一位作者的几句话（他参考了许多书，其中就有这位作者的），他在全国到处找这个作者，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最后终于找到，征得人家同意授权，他才敢用。
这个作家朋友看到我揭发“文坛扒手”刘祖爱的文章，大发感叹：这个刘祖爱，胆儿太肥了！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刘祖爱，不止“胆儿肥”，脸皮还厚。我的朋友们已经把我的文章转给他了，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一点悔过和歉意的表示。
我不着急，借用姜文的电影台词：让子弹飞一会儿。
（补记：此稿在征求意见时，冯鸿鸣通过陈春鸣告诉我，当时说“宣传需要，不犯法”的人还特别强调：红色宣传任务。看来抄袭、剽窃者的思维都是相似的，好像他搞了红色宣传，就可以腆着脸把别人的名字换成自己的名字。我估计，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刘祖爱抄袭沈安娜的事迹，把我的名字换成他的名字，也是这么想的。否则如何解释一个名牌大学的教授，何以“胆儿肥”的如此程度？）
20201028
欢迎关注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