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廷献：《杂谈书法二十年》（选载）（69）超长画：经典书作中的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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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超长画：经典书作中的神迹

欣赏历代经典书作，一个“金鸡独立”的奇特现象引起了笔者关注：通篇极少数字最后一笔画特别长，长到超出自身结构主体两三倍乃至四五倍，在“左邻右舍”字行的对比和反衬中，十分抢眼！汉字书法由“点画（线条）”构成，笔者把这种奇特墨迹称作“超长画”。

“超长画”常在经典的草书中出现（图一、图二、图三、图四、图五）。因数量较多，恕不一一图示。也出现在经典的行书、行草书中（图六、图七）。还存在于经典的隶书中（图八）。

“夫书者，玄妙之伎也”（王羲之语）。经典书作中的“超长画”，犹如群山的奇峰突起，直插云天；犹如舞蹈的高难动作，惊险悦目；犹如音乐的天籁之声，盘旋耳际；犹如大厦的支撑立柱，稳固肃穆。使书作给人以强烈震撼和沁心美感！令人过目难忘，回味无穷。

经典书作中的“超长画”，一般在字的末笔。具有“顺”（畅快流利）、“劲”（坚韧如铁）、“曲”（一波多折）、“涩”（屋漏痕）、“韵”（笔断意连）等主要特点。其墨迹有撇（图十二）。有走之的右上挑（图十四）。有中竖（图三、图五、图六、图七）、右竖（图一、图二、图三、图四），这两种情况比较多。鲜见有捺的“超长画”。

经典书作的书家在书写过程中，写到某字末笔时，为何会突然“来”这么一下子？换句话说，“超长画”具有什么样的特殊作用？令这些书法大家着迷、痴迷，以至于到“癫狂”。笔者尝试解读如下：

一是可以体现用笔功力。书法之妙，全在用笔。书家此时手中之笔，在全身之力作用下，达到了“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蔡邕语）犹如鬼遣神助不能自已的程度，用笔功力如火山喷发，瞬间“飞流直下”，“银河落天”，入木三分，力透纸背，留下了一道亮丽的“五色长虹”（先贤认为墨有五色）。

二是可以改变字形结构。汉字是书法的“原材料”。方块形是汉字的基本形态。虽有“长方”形比较突出的结构，但高宽大体平衡反差不大是常态。“超长画”打破了这种大体平衡的常态，在高级层面较大范围——重心支撑上达到了新的稳定平衡，形成了一种“新态”，取得了险中求稳、以奇制胜、气韵生动的特殊效果。

三是可以营造特殊布局。结字讲疏密关系，布局也讲疏密关系。“画能如金刀之割净，白始如玉尺之量齐”（笪重光·《书筏》）。“超长画”实现了“计白当黑”（黑白同样重要）“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的结字和谋篇布局，创造了黑线与空白浑然一体——星辰灿烂的“宇宙空间”，显示了书家能留白会留白的高超本领。使本字、本行、本篇自然天成，呈现出一种难以言状的空灵美。

四是可以抒发本性情感。书法是抒发内心情感的艺术。“把笔抵锋，肇乎本性”（王羲之语）。书家任情恣性书写到某字末笔时，灵感突现，感觉突生，异常亢奋，在忘我中产生了欲罢不能、遏制不住的“有我冲动”。于是，笔随心走，为所欲为，把笔锋“刷”（米芾、启功用语）出字的结构主体之外，跟着感觉，继续“刷”到感觉的“尽头”。诠释了汉字书法的本质具有自我性，一笔见心，一字见人。

五是可以展现境界追求。书法大家看文化，书作极品靠修养。具有深厚文化素养和社会生活阅历的书家，借助书作中某字末笔“刷”出辉煌的“超长画”，是潜意识中追求高尚精神的自然流露，作品显示出高迈清远、明快雅致、高山景行的艺术境界也是很自然的。

“超长画”所显示的用笔力道、结字奇构、别样布局、真情溢洒、境界升华，使书作刻上了书家印记，形成了个性风格，达到了后人甚至书家本人也难以企及的高度。如果说“超长画”是书家留下的“神迹”，具有“神迹”的书作是“神品”。那么，留下“神品”的书家则是“神人”（体现书法精神的最高者——书法大师）无疑。从另一个角度说，书家不是都有能力“刷”出“超长画”的，大师也都是“画龙点睛”不是随意就“刷”的。时下看到一些草书，有竖就“刷”，显得浮躁凌乱，降低了作品档次，失去了“超长画”的作用和意义。需要提及的一点是，“超长画”只有在书法作品中才会出现，因而这也是区分写字与书法的一个“杠杠”——一般写字是不会使用“超长画”的。

“超长画”这种“玄妙之伎（技）”，“胚胎”在骨文、金文、篆书中，“出世”在简书中。简书中有大量“超长画”存在，但由于作者不详，难以确定“创造者”。从现有资料看，著名摩崖石刻《石门颂》的作者汉中太守王升可以作为“超长画”的开创者之一。《石门颂》刻在山道石门石壁上。字随石势，参差错落，纵横开阖，体势开张，洒脱自如，意趣横生，为汉隶中奇纵恣肆一路的代表，被称作“隶中草书”。史料介绍，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王升跋涉山道，视察褒斜道，感叹同乡杨孟文开凿石门之功，撰写了《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全面详细地记述了汉顺帝时期司隶校尉杨孟文上疏请求修褒斜道及修通褒斜道的经过。后人将其称作《石门颂》（全称《汉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杨孟文颂碑》）。全文655字，其中“命”“升”“誦”三个关键字尤其是“命”字末笔（垂笔）是“超长画”（图八、图九、图十），看起来入眼入心，特别舒服。这就说明，“超长画”是王升有意为之，是长期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晶。

王升是否从隶书之前的书体尤其是简书中受到启发，创出了“超长画”，是一个待解的问题。史料对其生平介绍很少，只说他是东汉犍为武阳（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县）人，生卒年不详，官至汉中太守。“太守”为一郡之最高行政长官，除治民、进贤、决讼、检奸外，还可自行任免属下官吏。王升能够当上重镇汉中的太守，想必颇有执政能力和文化素养——从他撰写的碑文中也可以看出。《石门颂》之所以被称作“隶中草书”，与“超长画”的使用，有一定关系。《石门颂》为国家级文物，现保存于汉中市博物馆。

“超长画”的发扬光大者是东汉书法家张芝。张芝（？—约192），字伯英，敦煌酒泉(今甘肃酒泉)人，出身官宦家庭。勤学好古，“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煮染）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淡于仕进。朝廷以有道征不就，时人尊称其“张有道”。隶书演变成隶草、章草之后，张芝在草书上的重大贡献是，去掉字字区别笔画分离的章草旧习，省减章草的点画波磔，改成上下牵连富于变化的新写法。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引进并熟练地使用了“超长画”，创造出精劲绝伦的“今草”，被誉为“草圣”。

张芝之后，使用“超长画”的有王羲之等书法大家，其中卓有成效者是唐代书法家张旭。张旭（约714—756），今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张旭为人洒脱不羁，卓尔不群，才华横溢。是一位极富个性的草书大家。因他常喝得大醉，呼叫狂走，然后提笔落墨，一挥而就。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有“张颠”雅称。后怀素继承和发展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醉素”。张旭书法，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从公主与担夫争道、闻鼓吹、观摩公孙大娘舞剑器等事物受到启发，创造出草书的极限新品——痛快淋漓、奔放潇洒、变幻莫测的“狂草”。亦被称为“草圣”。值得一说的是，人们把张旭草书称作“狂草”，与他较多地使用“超长画”有很大关系。他不仅在书写字的垂笔（丨）中使用——直垂或斜垂（图十一），也在撇（丿）中使用（图十二），还在走之（辶）中使用——右上挑（图十四）甚至盘旋左上挑（图十三）——“癫狂”到翩翩自得的程度。这在书法史上是“开天辟地”的一大举动，也使其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

张芝的今草、张旭的狂草，对后世影响都很大。这种影响自然也包括了适当恰当使用“超长画”。汉唐魏晋宋许多留下经典墨宝的书家，都对“超长画”情有独钟。甚至贵为皇上创造了瘦金体的宋徽宗赵佶也在草书中熟练使用了这种手法（图十五）。

行文至此，想到书法对字“画”（墨痕）质量的要求，有屋漏痕、锥画沙、折钗股、印印泥等名言术语，对字“画”（墨痕）的长度，似乎还没有明确要求。从实际情况看，是否可以把字“画”（墨痕）划为“三长”：正长（本字结构主体外围线内）；异长（突出本字结构主体一至两倍）；超长（突出本字结构主体三倍以上）。这样划分，从学术上承认了书法字“画”（墨痕）有长度区分，异长、超长，是书“法”允许的客观存在，都是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一种技巧（笔法、墨法、字法、章法）。从实践上可以有助于习书者认识并较好地使用“异长画”尤其是“超长画”，使自己书作呈现出新的气象，形成鲜明的个性风格。

《中国书法千字文》金盾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END

夏廷献，河南省南阳市人。1944年出生于农家， 1964年入伍，1999年从海军装备部某局政委岗位退休（海军大校）。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幼时写大仿，与书法结缘。中学时，受到书法家王学睿老师直接影响，对汉隶魏碑产生兴趣。参军后为连队书画骨干。1970年后在各级机关主要从事“文字”工作，业余时间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汉字的“生命形态”。1999年出版了专著《书道犹兵——中国书法艺术新探》，提出了“战争是书法艺术之父”的观点，揭示了“兵法与书法”的历史渊源及其相互关系，探索了二者同理、同法、同势、同美的内在规律。行家认为是独树一帜的一家之言，为孙子兵法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领域，为书法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1999年之后，出版了《中国书法千字文》。在《书法导报》等专业报刊发表书法评论文章三十余万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纪实文学、戏剧脚本、游记文学、工具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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