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交涉｜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17）
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
（十七）
沙俄偷袭侵占伊犁之事，远在北京的清政府丝毫不知。直到1871年9月1日，俄驻京公使才通知清政府：俄国已于7月4日占领伊犁，“请定如何办法”，还假惺惺地声称“本国愿将所得地面交还贵国”，并催清朝派员前往接收。由此引起中俄关于交还伊犁的十年交涉。
沙俄在侵占伊犁前就断言：清王朝已不可能恢复在新疆的统治。当沙俄占领军控制伊犁后，就向当地人民宣布，沙俄将永远占有伊犁。沙俄官员口口声声说的“将伊犁交还中国”完全是掩人耳目的谎言。当清政府按照俄方照会之意派员赴俄谈判交接事宜时，俄方要清军必须将关内外肃清，收复玛纳斯、乌鲁木齐城之后，才能谈判交收伊犁。因俄方认为清军决然办不到这些，才开出了“空头支票”。但清政府认为伊犁是中国领土，“中国有人经理，庶俄人无所籍口，籍杜诡谋”，遂令伊犁将军荣全自临驻地科布多“前往谈判接收伊犁”。
荣全身后无重兵支持，形单影只，肩负使命异常艰苦。他是1871年10月17日从乌里雅苏台动身的，只带一百多名士兵，路上逶迤了三个多月，于次年的1月20日到达塔尔巴哈台与俄方联系。
俄方完全没有想到，清政府真的派官员来谈判伊犁问题，便百般刁难，不让荣全到达伊犁去，而要他赴沙俄的那旦木克议事，但不告诉此地在何处。后又将地点改在沙俄的阿亚古斯，完全是耍弄他。接着总理衙门与沙俄驻华公使在北京多次交涉，因俄方的无理要挟，半年又过去了，毫无进展。
清军迅速收复新疆的形势大大出乎俄国的预料，迫使他们重新考虑伊犁问题。1879年3月，由沙皇主持召开的御前特别会议上作出决定：在获得中国方面在通商、赔偿损失和调整天山以北的边界等方面作出让步后，可以交还伊犁。
于是，就有了如前所述：中方谈判首席代表崇厚一行在彼得堡与俄方正式谈判一事。1880年月2日，清廷正式拒绝批准《里瓦吉亚条约》，即《中俄条约十八条》，将丧权辱国的崇厚定为“斩监候”死罪。
伊犁将军府内的石狮与两棵左公槐
1880年8月28日，中俄关于交还伊犁的谈判又在彼得堡举行。中方派出使沙俄的钦差大臣曾纪泽为首席代表。
曾纪泽深知他所担负的是一次艰巨的外交使命，但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他决心“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把沙俄占领的土地索回来。曾纪泽面临的谈判对手是沙俄外交大臣吉尔斯、驻华公使布策、外交部重要官员热梅尼等狡诈狠毒的外交老手。曾纪泽与他们反复辩论，“凡数十万言”，唇枪舌剑，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1880年8月4日，曾纪泽初到沙俄外交部，商谈递交国书日期。吉尔斯“面冷词横”，一开始就预示恫吓，摆出一副拒绝谈判的架势，他竟宣称：“现在只候照行，无可商议。”
曾纪泽针对他的谬论，说道：“凡各国订约，必俟两国批准方能施行，如所订之约对难行之处，例可再议。”将其狂言顶了回去。
从8月到10月这段时间内，沙俄在谈判地点和中方代表资格等问题上多方刁难，曾纪泽都以不卑不亢的态度，从容应付，据理申辩，常常使吉尔斯等人理屈词穷。在谈判中，双方的斗争焦点集中在割地不割地的问题上。沙俄力求保住《里瓦几亚条约》的既得利益，曾纪泽则坚持要将特克斯河流域一带地方归还中国。由于意见分歧，谈判数次陷入僵局。热梅尼主张对清政府“用大炮口去提出要求”，“不能仅限于举起拳头，而且要坚决准备使用它”，“他们只有在手枪放在咽喉上的时候才会同意”。
曾纪泽吸取崇厚被愚弄的教训，镇定沉着，与沙俄外交官员的这种无耻伎俩进行了严肃的斗争，表现出他不畏强暴的勇敢精神。
在曾纪泽等中方代表的坚持下，热梅尼在给吉尔斯的报告中，无可奈何地承认：“我们的示威没有使他们害怕。”
曾纪泽在谈判桌上的底气与“硬度”与左宗棠积极主战、备战密切相关的。这才是促使沙俄改约、扭转曾纪泽在谈判桌上不利局面的重要原因。有人说：“弱国无外交。”这话很有道理，历史的教训是：对付侵略者，没有军威作后盾，再好的外交家都是难以成功的。左宗棠认为，“邦交之道，论理而亦论势”，“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阵战坚韧而求胜”。他反对“武事不尽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的做法，更不能容忍“捐弃要地，餍其所欲”的卖国行径。从而形成了他敢于抵制列强藉端要挟的外交观。
在会谈桌上，一个俄国大员不经意说漏了一句话：“你们老是固执己见，在西边调兵遣将，左大帅还抬着口棺材到哈密，要与我们拼命似的。我们俄国人并不想与你们兵戎相见。”
“打不打由你们皇上决定，但现实是在积极作准备，你们还说要出兵辽东湾哩！”曾纪泽说。
“那是因为你们有真想打仗的样子。你们不打仗，重兵包围伊犁作什么？”那位大员又说。
俄国人要摸的底没摸到，中国有了“俄国人怕左宗棠”的底。
清廷对左宗棠虽然表面上也有备战的谕旨，但在骨子里是想求和。
在此之前，朝廷怕左宗棠对俄用兵，急调其入京，这一点，左宗棠心里是清楚的。无奈圣旨已下，左宗棠只得启行。他在途中写的家书称“我之此行，本不得已”。他回京时随带了王德榜、王诗正的两支部队，部署在张家口一带，以防俄军从东北方向虚张声势。
左宗棠奉召入京的消息传到俄国，沙皇政府弄不清中方的真实意图，还以为中国“有动兵之意”，感到左宗棠的“军威逼人”，害怕同他作战。于是一面找曾纪泽探听；一面加快签约进程，“务须及早定议，免生枝节”。
吐出到口的即将下咽的肥肉是极不情愿的。在无奈之下，俄政府作出了局部“让步”，同意修改原订的条约，交还特克斯河谷约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通往南疆的穆扎素尔山口；但仍割占霍尔果斯河以西1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设领事的地点也减为嘉峪关和吐鲁番两处，但“赔款”由500万卢布增到900万，而且还保留了一些商业特权。
改订的条约仍然是一项不平等条约，明明是俄国侵占中国领土；交还是理所当然的事，却要索取赔款割占一部分土地，真是岂有此理!但是新约和旧约相比，总算收回了一些权益；在中国近代史上，这算是一次差强人意的外交“胜利”。
这次外交上的“胜利”，曾纪泽的功劳不可泯灭，左宗棠的实力后盾更起了重要作用。当曾纪泽和俄国政府谈判时，俄国人经常打听左宗棠和西征军的动态。
伊犁地区的著名惠远城
左宗棠于光绪六年（1880年）十月十二日离开哈密。那次应召进京，对曾纪泽在俄谈判产生了重要影响。俄国以为左宗棠入京，中国“有动兵之意”；俄方首席谈判代表、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在1880年12月11日询问曾纪泽：“我风闻左宗棠现在进京，恐欲唆使构兵，不知确否?”
俄方不了解真相，俄方首席代表、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于十一月初十日会见曾纪泽，急急忙忙向他打听，问他：“听说左宗棠现在已进京，恐怕会挑起战事，不知确否?”
曾纪泽回答说：“这是谣言。”他确实还没有听到这项消息。
格尔斯接着假惺惺地说：“中俄两国和好二百余年，若为不值一提的小事就打起来，实在是不合情理的。”
他们在谈判中仍然占了便宜，担心清政府会变卦，也暴露了不愿打仗的心态。
曾纪泽是“熟习世界政治”而又有才干的爱国外交人员，当俄国以打仗来索取土地进行威胁时，他在左宗棠等人的支持下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回答：
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但为了领土主权之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广大，虽数十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
作者简介
作者在考察左公经营西北收复新疆中留影，此为新疆赛里木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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