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1950.12.24～），山东省青岛市人。1968年4月入伍，曾在127、155、210潜艇任舵信兵、舵信班长、水手长；1975年7月任215潜艇水手长；1979年10月转业到青岛市市南区民政局任办事员、副主任科员；1990年8月任市南区政府行政科长；1994年9月任浮山所办事处、八大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主任。刘刚给我的印象比较“中性”，性格特点不突出，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没有什么事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2008年，我编辑老艇纪念册时，他应约写了一篇短文《伸手不见五指》，记录的是发生在127潜艇的一次险情——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次远航。记得是在124度线海域。那天晚上风大浪高，水下8米航行充电，升降舵操不住，只好浮出水面，一台内燃机航行，一台内燃机充电。潜艇左右摇摆达45度以上，大部分人都晕船了。二级战斗部署航行时，在舰桥上值更的有二三部门长杨兆忠和我，还有一名操舵兵。我当时是水手长，当更的操舵兵因为晕船太厉害，呕吐不止，无法正常操舵，就由不晕船的舵信班长朱广奎代替他。后来由于不时有浪打到舰桥上来，所以把舵转到三舱操作。这时艇长张连忠登上舰桥，在舵楼里抽烟。除了他的烟头有点亮光一闪一闪，周围漆黑一片。这时我想起“伸手不见五指”这句话，就把手放到眼前，确实什么也看不见。突然听到了一声尖叫，回头一看，张艇长一把抓住了杨部门长。原来，杨部门长晕船晕得身体发软，一个大浪上来，潜艇摇摆度太大，他没抓住舰桥上的扶手，人就腾了空。如果不是张艇长反应灵敏，眼疾手快，他就掉到海里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落海，后果不堪设想。这件事过去30多年了，现在一想起来就感到后背发凉。孙钊（1954.10.23～）北京市人。1969年12月入伍，自1970年起，先后在127、155、210潜艇任舵信兵、舵信班长、水手长；1980年任215潜艇航海长，1983年入潜艇学院艇长班学习，1985年任212潜艇副长；1989年转业到商务部中国商务出版社工作；2014年退休。我和孙钊是同年兵，在一条艇上生活多年，但是平时工作交集不多。1986年我调到北京以后，不久他也从青岛转业回到北京。北京太大，彼此各忙各的事情，除了有外地战友来京办事，偶尔聚一聚，平时难得一见。2008年，我编辑老艇纪念册时，他应约写了一篇文章《上艇后的第一次远航》，记载了他参加127艇远航的经历。那次远航我也参加了，实际上是我们共同的经历和感受。我第一次远航，是在1971年5月。那时我刚上艇工作一年多，才满17岁。我们的127潜艇是一艘老式的常规动力潜艇，生活条件非常差，狭小的空间里拥挤着70多人，睡觉的床铺都是三层吊铺，周围还有许多管道、阀门，睡在上面翻身都困难。我的战位在一舱，雷架上装满了鱼雷，空间显得更为狭小。即使这样，作为一个刚上艇不久的新兵，能够参加远航也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潜艇离开码头，漫长的25昼夜远航开始了。兴奋之后是漫长的、单调的、艰苦的煎熬。我们每天都是值班、吃饭、睡觉，日复一日，往复循环。没有电视，没有音乐，不知道白天还是黑夜，只能在24小时船钟上辨别时辰。有时会很紧张的，甚至还带着危险，比如我们在水下充电或者上浮测天（即测舰位）时，经常会遇到敌方的反潜飞机。这时艇长就会下令“速潜”，潜艇里的战斗气氛非常浓，每个人都精神抖擞地守在自己的战位上，随时准备完成指挥舱下达的口令。总的说来，远航生活是枯燥无味的。最后都是掰着手指头数日子。时间过去太久了，现在想起来，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有些记忆是终生都不能忘记的。比如闷热。我们的阵地是在太平洋暖流带上，水温27-28°C，加上潜艇机器散发的热量，舱室里的温度高达40°C，相对湿度在90%以上，到处都是水滴，整个潜艇就像个洗澡堂。战士们都脱光了衣服，身上披着擦汗的毛巾，活像在洗澡堂里洗澡。直到现在每次去洗桑拿，都会想起那段日子。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大家在一起聊天。白天潜艇在水下几十米经济电机航行时，机器的轰鸣停止了，潜艇就像静静地躺卧在水中。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吃着罐头花生米，一边聊天，天南海北，胡说八道。记不得是哪一位了，他总是一边搓着脚，一边吃花生米，一边胡侃，真可谓“不干不净吃了没病”。30多年过去了，如果说那次远航给我带来了什么，它给了我人生的积淀。有了这样的经历，以后再遇到的任何困难，都不再话下了。陶桂官（1950.8～），江苏省海安县人。1969年4月入伍，曾任127潜艇舵信兵，155、210潜艇舵信班长。1976年3月退役到广州远洋公司，任“大德轮”水手、“公主洋轮”水手长。
陶桂官有个雅号“老黄牛”，还有一个外号“哑巴”，我不知道这两个名号是怎么来的。
陶桂官不会讲普通话，家乡话说得呜哩哇啦，舵信班要学汉语拼音：啊呀、波衣、瓷器、得胜……（A、B、C、D……），刚开始因其表达不清，别人听不懂，舵信班长屈良琛说：你说的什么，跟个哑巴似的。从此得了个雅号“哑巴”。我上艇的时候他就叫“哑巴”了，至于“老黄牛”，只有在年终总结和领导讲话时会提到，反而不如“哑巴”叫得响亮。不过“哑巴”这个外号只有老兵可以叫，新兵不行。记不清是哪个新兵叫了他一声“哑巴”，他马上翻脸，追着打。从此新兵再不敢叫他“哑巴”。2008年，我曾找过他，没有结果。2017年春节之前，我去看望张司令，向他汇报本书的编写情况，并请他为本书作序。他对我草拟的序言做了几处修改，然后就问起哪些人找到了，哪些人没找到，其中问到陶桂官。我说还没找到。不过当时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到他！我知道陶桂官是江苏人，我就把寻找陶桂官的事拜托给了沈铭。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沈铭曾经给予我很多帮助，并热心承诺，只要我需要他帮忙的事情，他一定尽力。我对他说：这次是张司令问起陶桂官的，咱们一定要找到。沈铭的工作效率很高，很快就反馈信息：陶桂官找到了！他是通过在公安系统工作的亲戚，查到了陶桂官的户籍卡。1月27日（除夕夜）23点多钟，沈铭的亲戚用手机把陶桂官的户籍卡发给了我。陶桂官的户籍卡上只有地址，没有电话。2月1日（大年初五），沈铭打电话问我找到没有，他比我还性急。我说，大过年的，人家都在放假，只能等过了春节以后再说了。沈铭给我出了好几个主意，嘱咐我应该怎么怎么找。根据老沈的建议，我当天就将此事托给在广州的战友房德成。2月3日（大年初七），节后第一天上班，房德成就找到户籍卡上的那个地址，结果那是陶桂官的工作单位——中远（香港）航运有限公司广州代表处，并不是住处。陶桂官早已退休，单位的人不认识他。后来给单位的老领导打电话，老领导说：有这个人，但是不知道他现在住在哪里，他的档案存在位于深圳的总公司，只能到那里去查。房德成又到当地派出所查寻，人家不给查；到居委会查寻，人家也不给查。房德成当时就给我打电话，通报查询的情况。我说，这已经很好了，起码知道下一步该到哪里去查档案了。因为在此之前，我在“曾经的127”微信群里向房德成布置任务的时候，王连石看到了，曾经表态：“房德成先去找一下，如果找不到，我再想办法。”所以我就对房德成说，下一步，请王连石出山吧！王连石曾在广州远洋公司总部工作，我觉得已经看到希望了。我把有关情况向王连石通报后，又让房德成在群里向他具体汇报了寻找过程。王连石说：“我知道了。”第二天（2月4日，大年初八）上午，王连石驱车前往中远（香港）公司位于深圳深南中路的总部，终于把陶桂官找到了，并与他通了电话。当天下午，我也与陶桂官通了电话。至此，这场寻找陶桂官的接力圆满结束。随后，我又给张司令的秘书发短信：请转告张司令，陶桂官找到了！127、155、210 潜艇战友聚会（2017年）视频前 文 回 顾
大海深处的青春记忆
《大海深处的青春记忆》序言和引子
《大海深处的青春记忆》第一章 艇部 （1）
《大海深处的青春记忆》第一章 艇部 （2）
《大海深处的青春记忆》第一章 艇部 （3）
《大海深处的青春记忆》第一章 艇部 （4）
《大海深处的青春记忆》第一章 艇部 （5）
大海深处的记忆——艇部（6）
《大海深处的青春记忆》第一章 艇部 （7）
《大海深处的青春记忆》第二章 一四部门（１）
《大海深处的青春记忆》第二章 一四部门（2）
大海深处的青春记忆大海--第二章 一四部门（3）
《大海深处的青春记忆》第二章 舵信班（１）
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虽然我们讲着不同的方言，但是我们一起诉说心事，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兄弟。战友、战友，这么多年了，你还好吗？还常常想起我们在艇上的日子吗？神圣神奇的潜艇，让我们知道，原来濳艇人的友情更让人牵挂！过去通讯不发达，许久没有彼此消息，也许我们奔波忙碌，很久没有联系过了，但是希望你知道，我一直惦记着你。微信让我们慢慢都联系上啦。即使过了几十年，我们都已老去，即使岁月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带不走我们潜艇人的深厚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