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流滚滚 一代伟人发出铮铮誓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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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学寅
山雨欲来风满楼。
——唐代诗人许诨
中国研制核潜艇是在中苏关系“蜜月”期中提出的，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老大哥”提供技术援助。出人意料的是，几乎是在启动这项工程的同时，“兄弟”关系就开始出现裂痕，接着便急转直下，乌云笼罩。
然而，面对核潜艇研制遇到的滚滚寒流，共和国的缔造者、一代伟人毛泽东愤怒地发出了气吞山河的铮铮誓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神秘的海军大院51号楼和南礼士路100号院
在中央高层决定研制核潜艇的第二天，根据聂荣臻副总理的报告，海军和相关工业部门、国防科学研究院的领导同志罗舜初、刘杰、张连奎、王诤，组成了对这项工程的 4 人领导小组，海军副司令员、老红军战士罗舜初任组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张连奎为副组长。在领导小组的领导和筹划下，立即展开了核潜艇研究设计机构的组建工作，中国核潜艇的第一批研究设计机构——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和核动力设计组开始筹建。从此，这项具有深远意义、若干年后足以引起举世关注的重大科研工作，在中国大地上秘密地拉开了帷幕。1958年7月，海军舰船修造部和一机部船舶工业管理局开始联合组建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对外称造船技术研究室），由时任海军舰船修造部副部长的薛宗华兼任组长，一机部船舶产品设计院副院长王星朗负责与部里联络，并参与小组的领导工作。薛宗华满腔热情地担当起总体设计组组长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挑选能搞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的人才。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这里研究的项目是高精尖科学，需要的是一批专业对口的高层次专家。可是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专家型人才不是缺少不缺少的问题，而是几乎就没有，在此前连全国的高等院校都没有这种学科。怎么办？薛宗华比谁都着急。他每天早晨就早早起床，匆匆吃口饭，穿上军装就一阵风似地往解放军干部部、北京市委组织部、大学和工业部门跑。他马不停蹄地走访了清华大学、高教部、中国科学院、二机部、六机部和七机部。研制导弹核潜艇，即使没有专业完全对口的有经验的专家，也得有几个优秀的科技人员啊，不然不就成了空话吗？经过 10 多天的奔波，薛宗华终于物色并与几个单位协商确定了第一批科技人员名单。有了神，还得有庙。当时海军领导决定把总体设计组放在位于北京公主坟的海军大院的 51 号楼。这个独立的三层小楼位于大院里较偏的西南角，掩映在一片绿树丛中，显得宁静而幽雅。据当时担任薛宗华秘书的陈潭生老人回忆，1958 年 7 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薛宗华急匆匆地带着他和部里的一位管理员，三人一起来到这栋刚腾空的小楼打扫卫生。第二天上午，三人又到营房仓库领办公桌椅。他们借来一辆平板车，薛宗华副部长在前面拉，他们两个在后面推。骄阳似火，汗水湿透了衣背，脚下灼热的水泥路面使穿着的解放鞋直烫脚，但他们一路小跑，欢声笑语。接着，从一机部船舶工业局等单位和从海军相关部门调来的第一批技术骨干相继到位，总体设计组人员达到 29 人。研制核潜艇在当时是“天字第一号”的绝秘工程。1958 年 10 月，整体工程代号定为“07”（1960 年改为“09”工程）。51 号楼从参研人员进来那一天开始，门口就加了执勤岗哨，对进出入人员严格盘查。在里边工作的人员，既有穿军装的现役军人，也有不穿军装的“土八路”；既有老人还有年轻人。他们任何人不准向外界任何无关人员泄露自己的工作内容。这栋不起眼的小楼突然变得神秘起来，里边这支神秘的队伍引起周围人特别好奇的目光。就从这时开始，这批最早的核潜艇研制者开始干起了若干年后令世人震惊的赫赫伟业，而他们自己也从此开始了对工作身份“隐姓埋名”、对局外人守口如瓶、几十年中几乎与外人不谈工作的默默无闻的人生。直到近几年中国核潜艇研制工作解秘之后，他们的名字才出现在世人面前。而此时，他们几乎都已进入了古稀耄耋之年，有的甚至已不在人世了。但是，后人应该知道他们的名字：张景诚、尤子平、黄旭华、黄士龙、汪祖辉、李健球、金世谟、韩惠康、李宜传、李硕勤、陈春树、薛福渠、陈志捷、林龙基、郭作东、仇世民、吴延国、钱凌白、魏树斌、张延飞、杨仁安……核潜艇总体设计组组建后，一开始就想瞄准世界先进技术的前沿，开展核潜艇的探索性研究工作，包括学习、消化苏联“转让制造”舰艇产品的设计资料和设计指导性文件；查找和收集国外有关资料；分析研究核潜艇与常规潜艇的不同；草拟主要配套设备清单及技术要求；展开总体方案构思、研讨。几乎与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同步，从 1958 年 7 月开始，第二机械工业部也在组建潜艇核动力设计组。这个设计组由二机部设计院（即后来的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和原子能所（代号 401 所）抽调人员联合组建。我国解放初期，在苏联的援助下，原子能科技研究起步较早，特别是 1956 年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制定后，为了加速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批一流的科学家（多数是从国外回来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一批精心挑选的年青科技干部到了原子能所。既是我国、也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朱光亚、李玲、戴传曾、黄祖洽等都在该所。他们已经领导和参与了该所正在开展的核物理理论、核物理实验、核燃料和材料、反应堆工程、核电子学等领域的科学技术研究。经过研究协商，从二机部研究院和原子能所第一批抽调 18 名科研技术骨干，组成核动力设计组，其任务是负责核反应堆和迴路部分的基础科研和初步设计的构思工作。当时的办公地点设在南礼士路 100 号院的二机部研究院内。作为国防科研机构所在地，这个 100 号院本来就有执勤人员守卫，自从核潜艇设计组开始在这里办公后，对保密纪律要求更严了，更增加了这里的神秘气氛。这第一批的 18 名骨干在这里与核潜艇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也像核潜艇总体设计组的科研人员一样，从此开始了干的是赫赫伟业而自己几十年中却默默无闻的奉献人生。他们的名字是：赵仁恺、韩铎、周永茂、董茵、姚敏智、訾绍芬、李乐福、张敬康、周泉通、白国柱、蒋滨森、肖永定、龚云锋、孟繁素、陈恩衡、曾记直、昝云龙、王荣廷。他们是中国最早的核动力科研的开拓者、潜艇核动力研制的奠基者和建造核潜艇的功臣。潜艇核动力设计组由赵仁恺担任组长，其他 7人分布在4个专业研究组里，其中李乐福兼任小组副组长，协助赵仁恺工作并负责一个专业组的工作。1985年9月下旬，笔者在海军某试验基地执行报道任务中，专门采访了年近花甲的核潜艇副总设计师赵仁恺。这位自小就聪慧好学的谦谦学者，厚道朴实，慈眉善目，对儿时的苦难和当年调他参加研制核潜艇的情景记忆犹新。1923年2月16日，赵仁恺出生在南京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3岁里父亲病逝，留下兄妹 6人，由母亲含辛茹苦地支撑着家。在家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母亲坚持供他读书。由于他忠实厚道、聪明过人、学习优异，深得师长喜爱。“七七事变”后，日寇的魔爪伸向上海和南京，母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含泪带着他们兄妹 6人，背井离乡，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1938 年夏天，他们母子到达重庆。15 岁的赵仁恺立志发愤学习，做一个于国家、于民族有用的人。他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机械系。1946年他大学毕业回到南京，在水利化工厂工作。解放后，赵仁恺如沐春风，很快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由于他的学识和勤奋，1953 年他被化工部抽到北京化工设计院，担任主任工程师。1956年 5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先调入二机部设计院，后又被二机部派到原子能研究所，参加“一堆一器”（重水实验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建设。这对赵仁恺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使他一下子迈进了我国原子能的最高科技殿堂。他在全力以赴工作的同时，利用其他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拼命补充原子知识，刻苦自学了赵忠尧、何泽慧著的《原子原理和应用》和苏联的核物理教科书，晚上听苏联专家讲课，不懂的向其他科技人员请教。于是，原先学机械的赵仁恺很快转向迈入了原子能科学的门坎儿。1957年12月，二机部决定调赵仁恺到设计院，并选派他到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参加军用生产堆中苏联合设计组。赵仁恺和其他同事来到苏联这个设计院，参加了军用生产堆的部分设计工作。他们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如饥似渴地从中学习核动力设计知识。1958年9月，赵仁恺回国后，刚刚参加到我国军用生产堆的设计工作中，设计院院长冯麟忽然找他，说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国防尖端任务交给他，就是要他参与研制核潜艇，任命他为潜艇核动力装置研究设计组组长。第二天，赵仁恺来到二机部副部长刘杰的办公室接受任务时，刘杰副部长兴奋地对他说：“派上用场了，年轻人甩开膀子，大胆干！”面对组织上的信任和期待，赵仁恺激动万分，夜不能寐。他刚从机械专业转行入原子能学科不久，即担当起核动力堆的研究，这对他不仅是一次机遇，更是重大的挑战和考验。他没有片刻犹豫，便迎着挑战冲上去了，带领设计组闯进了核动力堆这个崭新的科研领域。两个设计组在薛宗华和赵仁恺的分别带领下，满怀激情地开始冲向一个科技高峰入口的探路工作。他们到各个科技图书馆和大学，广泛搜集与反应堆、核动力和新型舰艇有关的书籍和报刊资料，到海军部队的常规潜艇上去体验、考察，了解常规潜艇的建造技术和核动力反应堆的基本概念和知识，构思核潜艇的设计思路。万事开头难。研制导弹核潜艇这样一项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刚刚辟开道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没先例的崭新事业，对于当时的政府部门领导和国内的科技工作者来说，简直都是一个谜。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那个年代里，西方很多国家都在千方百计对这块“赤色大陆”进行经济、技术封锁。美国和苏联虽然已造出了核潜艇，但其技术属于高度机密，不要说得不到核潜艇的详细技术资料，就连一张简单的草图纸也看不到。他们四处搜集，费了很大力气才从公开发行的《简氏防务年鉴》上找到几张模糊不清的核潜艇照片，及一件有人从香港带回来的核潜艇儿童玩具。玩具很逼真，听说它在市场上很快就不销售了，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它泄密。围绕研制工作成立的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和核动力设计组，一边对国内的科研力量和工业制造能力进行调研，一边对核潜艇的设计进行思考和设想，提出了一大批科研项目，也提出了一大批难以想象的困难：可参考的图纸、技术、材料、设备、人员，一个个实实在在的难题摆在大家面前。这时，核潜艇 4 人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建造核潜艇的具体分工和计划。大家一致认为，核潜艇的艇体设计、机电、无线电、火箭武器等方面困难是有的。但是，我们有信心克服，基本上可以做到自力更生。最困难的是原子动力装置，除了自己积极研究外，还需争取必要的外援，如请苏联向我们提供技术资料，至少能请苏联专家对我们的初步设计和技术设计帮助审查和做必要的修改。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作为“老大哥”的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不仅给予中国经济、技术上相当大的援助，还派出专家热情帮助中国的工业建设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几个重要的部门都驻有苏联专家。于是，与研制核潜艇相关的工业部门的领导根据核潜艇领导小组的意见，开始与苏联专家沟通。一天上午，六机部副部长边疆带着俄文翻译，走进专家办公室。苏联专家是一位舰船设计师，设计过多种型号的水面舰艇和潜艇。至于他有没有设计过核潜艇，我方从没有人询问过，他也从没有透露过。他热情、坦率、诚恳。见部长来了，苏联专家恭恭敬敬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请部长和译员坐下，双方相互问候后，开始了直截了当的交谈。“我们碰到一个难题，想请教请教你。”译员说明来意后，边疆副部长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斯大林派来的，”苏联专家像往常一样，自豪地说：“斯大林派我来的任务，就是尽我的力量，解决中国造船工业中遇到的困难。”他两手一握：“我们都是同志，有什么难题，请说吧。”“你是知道的，”边疆说，“我们党和政府决定研制导弹核潜艇。”当时我们称苏联为“老大哥”。我们研制导弹核潜艇对老大哥还有什么可保密的呢？所以，苏联专家事前早已知道此事。不过，起初苏联专家听了，认为最多只是一种设想，凭中国的现状不可能研制导弹核潜艇。现在部长竟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决定研制导弹核潜艇，不觉一怔。这位苏联专家的经历马上又告诉自己，中国人说了就一定要干的。“是的，部长同志，你的代表曾给我谈过贵国要研制导弹核潜艇。”苏联专家说。“现在我们遇到的困难，主要是缺乏人才和技术。为了尽快研制导弹核潜艇，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提供有关研制导弹核潜艇的资料，这样，我们的科技人员就可以少走弯路。”苏联专家会意地点点头，之后沉思良久，才开口说话：“我个人完全同意，也愿意大力支持，不过……”“研制导弹核潜艇，要解决一系列问题，专业繁多，技术复杂，许多科学技术问题个人无法解决。”“依你的意见，怎么办？” “能否以贵国政府名义，向我们政府提出要求？”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段，二机部部长和其他部门的领导也同所在部的苏联专家进行了交谈。这些专家回答问题的内容、方法几乎同六机部的苏联专家一样。从研制导弹核潜艇的科学技术复杂性看，这些专家一个人的确力不能及。所以他们都建议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也就是通过外交途径，由政府之间进行商谈，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他们心中有没有不便说出的原因，不得而知。看来，也只有通过外交途径，由政府之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了。经过各工业部和核潜艇领导小组的酝酿、讨论，最后由国务院国防工办归总上报。由于核潜艇属于高度机密的新型尖端武器，我国几次派出高层代表团访苏，都没有机会涉及核潜艇问题。1957 年 9 月，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专家代表团同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于10月15日签订了《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协定》，但在这个协定中基本没有海军的项目。因此，周恩来总理当时向熟悉海军情况的萧劲光同志说：“关于海军的新技术问题，待你到苏联去时再跟他们谈谈。”1957年11月，萧劲光随同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苏，与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商谈了海军所用导弹及新型武器问题，但苏方对核潜艇避而不谈。而此时，中国对尽快获得导弹核潜艇技术的需求十分迫切。1958年5月，海军向中央军委提出重点掌握导弹舰艇新技术、为自行研制新型舰艇创造条件的建议。6 月，周恩来总理特别致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建设给予新的技术援助。7月，中央批准了聂荣臻关于中国建造导弹核潜艇的报告后，同年8月至9月初，以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团长的中国军事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一到莫斯科，苏方就首先设限，声明有关原子潜艇和导弹武器等尖端技术，不在谈判范围之内。1958年9月8日，赫鲁晓夫复电周恩来，表示同意向中国海军建设给予新的技术援助，并邀请中国代表团于 10 月至 12 月赴苏具体商谈。海军在准备向苏联政府提出的技术援助谈判项目中正式列入了核动力导弹潜艇技术的内容。然而刚开始时，苏联顾问在答复中，提出先不谈这方面的内容，后来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又表示可以谈。经过与苏联顾问多次会商，苏联政府同意中国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率中国政府专家代表团赴苏联会谈海军装备技术援助问题。这件事给了海军最高领导层的成员们巨大鼓舞，也给中国的核潜艇研制工作带来了一线曙光。
作者简介：李学寅，河南唐河县人，1947 年生，1968年入伍于南海舰队鱼雷艇部队，1974年7月调入新华社驻海军分社任军事记者。1982年考入中国新闻学院学习至1985年。1988年调入中国消费者报社，先后任总编室主任、副社长、社长兼总编辑。2006年 11月，任国家工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局长。2006年12月，任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作者在30多年新闻工作生涯中，在新闻媒体和杂志发表各种形式文章1100 多篇约230多万字，撰写和主编专著10部共290多万字。
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虽然我们讲着不同的方言，但是我们一起诉说心事，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兄弟。战友、战友，这么多年了，你还好吗？还常常想起我们在艇上的日子吗？神圣神奇的潜艇，让我们知道，原来濳艇人的友情更让人牵挂！过去通讯不发达，许久没有彼此消息，也许我们奔波忙碌，很久没有联系过了，但是希望你知道，我一直惦记着你。微信让我们慢慢都联系上啦。即使过了几十年，我们都已老去，即使岁月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带不走我们潜艇人的深厚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