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鲸横空出世——中国核潜艇研制揭秘》(六)

潜艇兵战友之家 20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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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流滚滚 一代伟人发出铮铮誓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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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学寅
山雨欲来风满楼。
——唐代诗人许诨

中国研制核潜艇是在中苏关系“蜜月”期中提出的,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老大哥”提供技术援助。出人意料的是,几乎是在启动这项工程的同时,“兄弟”关系就开始出现裂痕,接着便急转直下,乌云笼罩。
然而,面对核潜艇研制遇到的滚滚寒流,共和国的缔造者、一代伟人毛泽东愤怒地发出了气吞山河的铮铮誓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吃“闭门羹”
1958 年 10 月,虽然时令已入中秋,但共和国的首都还是热风阵阵。宽敞的京郊机场上,一架“伊尔—64”大型客机已经点燃了发动机。
一位佩戴上将军衔的海军高级军官率领一个由 70 人组成的中国政府专家代表团,与送行人员一一握手告别后,登上了飞机。
客机腾空而起,越过内蒙古高原,向“老大哥”国家飞去。上将坐在机舱窗口,心情兴奋地向外望去,蓝天下的朵朵白云,宛若飘荡在大海上的浪花一样疾速漂流而去。看着这动人的情景,上将由于兴奋而激起的思绪的浪花也在自己不平静的脑海中悠然漂过。
这位上将不是别人,正是受命前去苏联访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苏振华。他率领的这个代表团,原计划是搭乘 1958 年 10 月 17 日的苏联航班飞往莫斯科的,但在 10 月 16 日上午,苏振华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秘书周家鼎打来的电话,说总理还有些事需要同苏振华谈谈,代表团晚走几天。于是代表团退了机票,改为搭乘下一周的航班,没想到这一改期救了全团人员的性命,10 月 17 日的苏航图 -104 班机在莫斯科远郊上空爆炸坠毁。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等 80 余名中外旅客全部遇难。
飞机出事这天即 10 月 17 日,苏振华和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方强等,应召来到中南海向总理汇报这次出访苏联的谈判原则、方针、内容以及希望获得新技术援助的项目等问题。周总理指示,这次谈判很重要,要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并再三强调,我们必须获得新的技术和设计图纸资料,以达到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更新舰艇装备的目的。
坐在飞机上的苏振华想到苏联飞机的失事,不免有些隐忧,又想到周总理的关心和指示,深深感到这次出国责任重大。他伸手揉了揉自己有些疲倦的眼睛,透过飞机舷窗,俯视那山水秀丽的茫茫大地,看到飞机已经航行在苏维埃共和国上空。这位曾经南征北战的红军老战士,心里思索着如何完成谈判任务。
苏振华,原名苏七生,湖南省平江县人。1928 年参加平江农民暴动。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他先后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的排、连、营、团职干部,还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大队长,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治委员、教导第三旅政治委员,鲁西军区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平原分局党校校长,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五兵团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担任过贵州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贵州省委书记。1954 年调到海军,先是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苏振华虽然长期搞政治工作,但对海军装备建设十分重视。这次苏振华率领代表团去苏联,就是要洽谈包括建造导弹核潜艇在内的几项重要技术援助,把海军现代化程度提高一步。
10 月的莫斯科,天气已经变冷。22 日下午,苏振华率领的代表团一下飞机,一股寒气便向他们袭来。苏联海军副司令员依沙勒柯夫上将、总参谋部留得夫斯基、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工程局尤林海军少将到机场迎接。
以苏振华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专家代表团此次来访苏联是经过充分准备的。事前确定了谈判方针和商谈要点。这是一次全面商谈。商谈内容,有建造常规舰艇的技术援助,也有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技术援助。常规舰艇方面,请苏联提供五型舰艇和与潜艇、快艇配套设备的样机、技术图纸、资料共 51 项。导弹核潜艇方面,请苏联提供 30 多项技术援助。这些技术援助项目,有的在代表团来莫斯科前就已经以书面形式提出。
代表团成员共 34 人,正式成员有 10 名,都是海军和有关工业部门的司局级以上领导;另外还从军地有关部门抽调技术骨干 17 人作为“随团顾问”,其中包括国内刚刚组建不久的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和核动力设计组的技术人员。代表团分为海军组、造船组、动力组、武器组、无线电组、技术组和秘书组 6 个专业组分别对口活动。
核技术是这次商谈考察的重点之一。苏振华在组团中,努力选调有实际才能的中青年技术干部参加,以便在谈判过程中,通过“细看、多问、深谈”,尽可能多地掌握最新科学技术知识。第二机械工业部刘杰副部长,专门把参加过苏联援建的重水实验反应堆建设、时任原子能研究所核动力设计组组长的赵仁恺等工程师推荐给苏振华。这些技术人员出访前用一个多月时间做了充分准备,制定了访问谈判提纲,甚至细化到反应堆内每一个重要部件的材料和尺寸。动力组还准备了 39 个需向苏方咨询的具体技术问题,包括总体、选型、设计原则、物理计算、热工计算、辐射防护、反应堆控制、释热元件、机械结构、仪表、材料等。
当时苏联政府也组成了一个由 47 人组成的专家代表团,下设潜艇、水面舰艇、武器和通信 4 个相应的专业组。
10 月 24 日,两国政府专家代表团进行了首次会谈,苏振华团长根据中央批准的“商谈要点”明确表明了来意,并提出了三个具体问题:
一是关于核动力潜艇问题。潜艇是中国海军建设的重点,我们不仅要建设中近海作战的中小型潜艇,而且要建设能到远海活动的大型潜艇,因此必须解决核动力潜艇的制造技术问题。
二是关于导弹武器问题。中国海军现有的武器均为鱼雷、火炮,不适应现代战争,因此必须装备各种导弹武器,首先解决潜艇、快艇用的导弹。
三是关于造船科学技术问题。中国造船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比较薄弱,应积极发展造船科研工作,掌握造船的尖端技术,以便在较短的时间里自力更生进行各种舰艇的设计与制造。
中国代表团在核潜艇问题上一开始就没有得到苏方的回应,苏方代表团甚至没有成立与我代表团相对应的核动力组,在核潜艇技术上给了“闭门羹”。
双方代表团领导初次会见后,中国代表团还向苏方正式提交了有关核潜艇的文件,并要求苏方能对我们的《潜艇核动力原则设计(草案)》和提出的问题给出答复意见。
没想到,苏方谈判代表先是以中国代表团“需要休息”、“莫斯科比北京冷,需要时间适应环境”,后又以“你们提出的技术援助项目很复杂,我们有关部门要进行充分准备”等等为由,迟迟不举行谈判,每天安排代表团游览名胜古迹,参观船厂。可是代表团的领导哪有心思游山玩水啊?代表团耐住性子参观了几个工厂。一周之后,苏方才拿出一个援助项目清单和一张有关技术讲座及参观的活动日程表,可是却完全不涉及核潜艇问题。
双方的谈判进程安排得十分缓慢。
苏振华终于坐不住了,他找到苏方一个负责联络谈判工作的上校:“能否安排我们参观你们的核动力潜艇?”
上校怔了一下,然后反问道:“你们为什么要参观它呢?”
苏振华说:“我们来之前,贵国政府明确同意可以商谈导弹核潜艇技术援助,看了核潜艇,心里有数,才好正式商谈啊!”
“这个……”苏军上校支支吾吾地说,“可是,我国政府并没有通知我,安排你们参观啊。”
苏振华见上校脸有难言之色,知道不是他自身的问题,便试探着问:“既然还不能参观核潜艇,能不能参观一下贵国有名的原子破冰船‘列宁’号呢?”
上校答应请示后回话。
又过了一周,苏军上校来到中国代表团住处告诉苏振华团长:“我国政府已同意你们参观‘列宁’号原子破冰船。”
然而,当苏振华率领代表团一行人员来到彼得堡的一个码头,登上“列宁”号时,又遇到了节外生枝的事。代表团被要求分组参观,正副团长分为一组,由厂长陪同参观,代表团其他成员由一位工程师陪同。后一组是赵仁恺等懂行的核动力专家组,可是当这些技术人员要求看看破冰船的核动力装置及其核反应堆时,却遭到了拒绝。
在赵仁恺看了指挥室和几个舱后,陪同人员便把他们带回到了甲板上。“核动力装置还没看呢,它在哪个舱 ?” 陪同人员支支吾吾不乐意回答。问得急了,才据实相告:“核动力装置只允许代表团正副团长参观。”
赵仁恺说:“既然允许代表团参观原子破冰船,当然也就包括允许参观核动力装置。我们也是代表团成员啊 !”
“很抱歉。”陪同人员很有礼貌地答道,“我没有接到允许这一组参观核反应堆仓的通知。”于是赵仁恺去找苏振华,由他去找船长交涉。
本来苏振华提出参观“列宁”号原子破冰船,其主要目的,就是想让动力专家们看看船上核动力装置及其核反应堆。不想苏方来了个本末倒置,最要害的东西只许外行看。
交涉的结果是:船长耸耸肩,一摊双手表示毫无办法。“这是规定,请原谅。”正式谈判好不容易开始谈了。是对口谈的,有海军组、造船组、无线电组等。由二机部专家组成的动力组在与对方接触中,代表团成员原本对之抱有很大希望的苏联“老大哥”却闪烁其词、缺乏诚意。一般性的工业项目达成了一些协议,但关键性的东西苏方则总是推托或予以否认。甚至 1957 年 10 月 15 日双方协议约定的,原定 1958 年给我国一套原子弹教学模型和一颗原子弹样品的项目,也流露出苏方不愿履行《协议》的迹象。
苏联的十月革命节(11 月 7 日)到了,我国代表团被当成“尊贵的客人”,请上了红场的列宁墓观礼台。但双方谈判却拖拖拉拉。特别是动力组的代表团成员感到:苏方感兴趣的是我们的铀矿资源和核燃料生产。从谈判中得知,苏联的铀矿资源是贫乏的。他们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铀矿资源,早就有了打算:派专家,给设备,的确“热心得很”,但对原子能核动力方面的尖端科学技术则不是守口如瓶,就是拖延时间,或者是过去已答应过的则不予兑现。
中国代表团与苏方的谈判处于马拉松状态。眼看一个月过去了,关于核潜艇问题是提还是不提 ? 经代表团慎重研究,认为无论如何,即使碰钉子也要提。于是在一次约谈会上,我代表团向苏方提出了在核潜艇技术方面,请“老大哥”给予援助的问题。可是没有想到比原来预料的情况还坏。
“对不起 !”动力组的谈判对手波哥丹夫很礼貌地说:“关于核潜艇问题我无可奉告,因为它不在谈判的范围内。”他接着又补充说:“据我所知,核潜艇问题,我们正在研究当中,我不了解情况,这个问题你们应该找最高统帅部来谈。”
很明显,在核潜艇方面,他们不会给我们以援助了,这个“闭门羹”是吃定了。对我科研人员经过搜肠刮肚、冥思苦想勉强提出来的几十个问题的回答是,要把我方提出的问题交给“有关方面”研究以后再答复。
代表团领导急电请示中央,11 月中旬国内复电指示:既然苏方对核潜艇技术援助采取回避态度,我方不再主动询问,不要强求,原则上尊重苏方意见。
就这样,代表团最终也没有见到苏联核潜艇,甚至被拒绝讨论核潜艇尖端技术问题。尽管如此,在中方的一再要求和坚持下,代表团到达苏联一个月后,还是被允许参观了一些民用核设施。例如,在莫斯科参观“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总局”,并听取反应堆类型介绍;在列宁格勒参观苏联反应堆设计院,参观正在建造试航阶段的“列宁”号原子破冰船;在奥布宁斯克参观世界第一座核电站;还参观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院,目睹了轻水反应堆燃料元件及元件盒,“列宁号”破冰船反应堆用的燃料元件等;听取了对核反应堆的介绍,并讨论了有关技术问题。代表团成员中的核技术人员是有备而去的,他们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认真地看,仔细地听,不断地提问,拼命地记录,捕捉许多可用的信息,获得了许多知识。
在动力组活动期间,其他组也在考察常规动力导弹潜艇、中型常规潜艇、潜射弹道导弹、快艇、飞航导弹等武器装备。特别是有目的地参观了相关的几个造船厂。
中国代表团同意接受苏方提出的援助项目后,分专业对口同对方进行了深入的技术商谈、阅览图纸、解答问题,同时又从国内增派配套专家到苏联协助具体讨论供应细目。此时根据国内指示,代表团副团长方强将我方事前准备的“核潜艇的初步设计资料”提供给苏方代表,希望能给予指导解答,并要求与他们作学术上的探讨。但苏方就是守口如瓶,不予明确答复。
由于动力组谈判不顺利,1958 年 12 月,刘杰副部长率动力组全体成员回国。到了 1959 年 1 月中旬,苏方仍然没有回音,中央决定苏振华和少数人员留守,其他成员陆续回国。
中国代表团在苏联三个半月,同苏方分别进行了 5 次对口商谈,会谈中的重大问题都及时报告中央,并经毛泽东和周总理批准。最后一次会谈讨论《关于在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二四”协定》)草案的修改意见。
1959 年 1 月 29 日,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毅、李富春等圈阅同意了《“二四”协定》草案,并由中央军委致电苏振华,同意正式签订《“二四”协定》。《“二四”协定》确定,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 5 种型号的舰艇,包括常规动力导弹潜艇、中型鱼雷常规潜艇、大型导弹快艇和 1 种潜对地弹道导弹、1 种舰对舰飞航式导弹、51 项舰艇配套设备的技术图纸资料、部分装备器材等;同时将上述项目的建造特许权转让给中国海军,并派专家来华指导。
历史地看,《“二四”协定》在使海军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海军舰艇特别是潜艇的设计建设工作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中国政府代表团这次出访,本来是苏联最高首脑赫鲁晓夫邀请的,大家对得到核潜艇技术援助充满期待。可是没想到这个重点项目由于苏方拒绝商谈而落空了,而且自始至终,苏联人没让中国代表团参观他们的核潜艇,在《“二四”协定》上也只字未提。
苏振华回到北京后,在海军党委会上汇报了在苏联谈判的经过和遇到的种种冷遇,感慨地说:“没有想到‘老大哥’会这样对待我们!”
萧劲光听了说,苏联这个“老大哥”变了。但长期形成的中苏友好的观念,使大家不愿往坏处去想。
大家到此时为止还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苏联这个“老大哥”改变了对“小弟弟”的态度,撤销了原先答应的对导弹核潜艇的援助项目?
苏联大使尤金约见毛泽东
“风起于青萍之末”。苏振华及海军其他领导对苏联拒绝核潜艇技术援助之事的背后之谜一时解不开,原因是他们当时还想象不到的:就在苏振华率团出访苏联之前的几个月,包括双方通过外交途径沟通访苏谈判事项的过程中,原来“蜜月”般的中苏关系已经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有些情况是因为保密,他们不了解。
那就是从 1958 年上半年开始,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赫鲁晓夫,自感在国内和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已经稳固,开始加强“对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控制”,同时也是出于苏联国家利益的目的,由苏联国防部和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多次向中国国防部和中国领导“建议”,要在中国建立长波无线电台和联合舰队,均被我国拒绝。
据原海军核潜艇部队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核安全局副局长杨连新编著的《见证中国核潜艇》一书介绍,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57 年 8 月,苏联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很快将实现潜艇远洋航行的愿望。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远航的水下潜艇与本土的通信联络问题。苏联海军经过反复讨论,向国防委员会提交方案,建议在中国的海南岛建一个超长波发射台,承担与在南太平洋航行的潜艇舰队联络的任务。赫鲁晓夫认为可行。因为大功率超长波电台是岸上指挥所与远洋中的潜艇进行通信的唯一手段,而中国当时不能独自建造大功率超长波电台。他认为建立大功率的超长波电台是双方共同的需要。
1958 年 4 月 18 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里诺夫斯基元帅给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来函,正式提出中、苏两国在中国华南地区合建大功率超长波电台和远程收信中心的问题。中央军委经慎重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于 6 月 12 日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复函苏联国防部,婉言谢绝了中苏合建超长波电台的提议,表示愿意自建,请苏方只给予技术上的帮助即可。
6 月 28 日,由苏联海军通信部长助理率领的专家组来华,带来了苏联海军给彭德怀的信和协议草案,其内容与彭德怀的观点相差甚远。该草案提出,两国在中国境内共同建设一个超长波电台,投资分配是:苏方 70%(技术设备和材料),中方 30%(土建)。并规定超长波电台由中苏双方共管,苏方派一个 15 人的小分队常驻电台,电台的使用权按投资比例划分,这就是说,超长波电台主要由苏方管理使用。毛泽东知道后,气愤地指出:使用权七比三,在我们的国土上我们却只有三分的使用权,这比袁世凯的卖国条约还厉害!7 月 21 日,彭德怀再次复函苏联国防部长,重申了中国坚持自筹费用建造超长波电台的原则立场,欢迎苏联只在技术方面给予指导。
尽管经过谈判,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于 1958 年 8 月 3 日签署了一份设计和建设大功率超长波电台的协定,明确“长波电台由中国自己建设,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件事在当时无疑开始对苏联向中国援助核潜艇技术产生了阴影。
而更大的阴影则是:在苏联向中国提出建立超长波电台的同时,还提出了与中国建立核潜艇联合舰队一事。据《毛泽东文选》第七卷记载:1958年 7 月 21 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要求紧急约见毛泽东,说有重要的事情汇报。当日晚 10 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旁会见尤金,苏方参加的还有使馆参赞安东诺夫和魏列夏金,中方参加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和陈毅。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并希望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进行具体商量。毛泽东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
尤金等回到使馆后,连夜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结论:毛泽东反对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尤金连夜起草了致苏共中央的报告并发出。
尤金当晚从中南海离开后,毛泽东非常气愤。第二天,毛泽东又将尤金等召到中南海谈话,这次参加的中方人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全体委员。毛泽东重申了不搞联合舰队的立场,用词比前一天更加激烈,指责苏方“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他对尤金说:“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他气愤地说:“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关于建立潜艇舰队的问题,毛泽东坚定地指出:“这是个方针问题:是我们搞你们帮助,还是搞‘合作社’,这一定要在中国决定。”
大概是赫鲁晓夫认为事情没办成,是因为尤金没有把事情向中国领导人说清楚。1958 年的 7 月 31 日至 8 月 3 日,他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身份来到中国访问。在与中国政府领导人会谈时,这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试图亲自解释中苏建立联合舰队的理由,并要求中国政府答复。所谓联合舰队,就是要由苏联和中国海军共同建设舰队,听命于苏联指挥,从军事上控制中国。赫鲁晓夫这一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严正拒绝。对于这件事关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事项,尽管当时这个“老大哥”国家还没有公诸于世,但它给多年来处于“蜜月”中的中苏友谊,投上了重重的阴影,成为此后中苏产生严重分歧和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它也给苏振华的赴苏谈判之行罩上了一层阴影。由于苏联政府在同中国代表团的接触中,感到中国政府不会在“联合舰队”和长波台问题上让步,便表面强作热情,实际上故意为谈判设置了一些障碍,使会谈进行得很不顺利。
毛泽东: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苏振华率领的代表团与苏联签订《“二四”协定》后回国不久,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进一步加深,赫鲁晓夫突然采取了出人意料的措施。1959 年 6 月 20 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怕西方国家获悉苏联正在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提出中断若干对中国的重要援助项目,以向中国施加压力。
1959 年 9 月,时令刚入初秋,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便侵入了中国大地上空。这一年的 3 月,西藏达赖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使中印关系顿然紧张起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不顾我方提供的事实和提出的劝告,授权塔斯社于 9 月 9 日公开发表“关于中印边界事件的声明”,有意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诸于世。这件事等于向正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公开敲了警钟:不能再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了。
9 月 30 日,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再次来华访问,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庆典活动。赫鲁晓夫这次是在第一次访美后来到中国的,他在戴维营刚刚与美国总统举行了会谈,并参观了美国的核潜艇。据媒体报道,赫鲁晓夫在参观中接受美国记者采访,还对苏联的核潜艇自我吹嘘了一番。
当然,赫鲁晓夫这次到中国来,决不单单是参加新中国的 10 周年庆典活动,其主要目的,就是继续要求中国同意苏方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的问题。果然,在苏联代表团到达当天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等会谈时,赫鲁晓夫就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据我国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网》近年在一篇文章中披露,当时会谈的场面是这样的:
赫鲁晓夫:毛泽东同志,我们关于建立这个联合舰队的建议,不知道你们做了进一步考虑没有?
毛泽东:不行。这个建议,我们早就答复过你们了。赫鲁晓夫:那,关于在你们这里设立长波电台的事呢?毛泽东:不行。我不想谈论这件事。
赫鲁晓夫:毛泽东同志,我们将给你们建电台的钱,对我们来说,电台属于谁无所谓的,只要我们能用它同我们的潜艇保持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电台送给你们——我们只希望尽快建台。
毛泽东: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想谈论这件事。
赫鲁晓夫:我们的舰队在太平洋游弋,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最好能达成一项协议,使我们的潜艇能在你们的国家里有一个基地,以保障加油、修理和舰员上岸休假……
毛泽东:我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赫鲁晓夫同志!
赫鲁晓夫: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在相互合作、供应方面不存在任何困难——而我们竟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双方沉默了片刻,性情较为急躁的赫鲁晓夫又重复了上面的话。不过这一切都打动不了毛泽东。他挥了挥他那巨大的手,向赫鲁晓夫说出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想法:我们不想让你们到这儿来,过去英国和其他外国人占领我国多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我国的领土。
就这次会谈的情况,赫鲁晓夫在他《最后的遗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访问中国期间,毛泽东曾经向我提出要帮助他们制造核动力潜艇,我对他这种异想天开只是一笑置之。”
“我诚恳地告诉他,核动力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苏维埃国家的海军拥有这种战略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的国土。”
“还没有等我说完,毛泽东就激怒起来。”
“接着我告诉他,希望在他的港口设立长波电台,中苏组成联合舰队以便于核动力潜艇在沿海进行活动。”
“毛泽东更加愤怒,他突然站了起来,挥舞着他那巨大的手掌说:‘你们不支援我们,我们自己搞。’”
“这样,谈判不欢而散。”
10 月 1 日这天,赫鲁晓夫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同中国领导人一起检阅游行队伍。他指着正在天安门前通过的民兵方队说:“这,将是核导弹下的一堆肉。”接着,他阴沉着脸告诉毛泽东,苏联准备撤走所有援华专家。
赫鲁晓夫出席庆典活动后,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罗瑞卿副总理在同他会谈中,谈到苏联不能中断 1957 年 10 月 15 日由聂荣臻、陈赓、宋任穷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代表团在莫斯科签订的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规定的援助项目,并进一步提出核潜艇技术的引进问题。赫鲁晓夫却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苏联有了核潜艇,你们就有了。
双方谈到这个份儿上,由苏联援建核潜艇之事也就只能画上句号了。毛泽东认为,苏联政府在建立联合舰队和与核潜艇有关的超长波电台等方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其意图都是为了控制中国,因此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当周恩来、聂荣臻、罗瑞卿等将与赫鲁晓夫会谈的结果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时,毛泽东十分生气,愤然指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泽东把他长期积压的对苏联的不满情绪,都爆发在这铮铮誓言里。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是一个响当当的誓言,是一个不可摧毁的信念。它代表了老一代革命家的雄心壮志!也符合开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性格特征和思维方式,对他们来说,无论任何时候,民族尊严永远是第一位的,在跪着生和站着死之间,中国共产党只会选择后者。

前文回顾:《蓝鲸横空出世——中国核潜艇研制揭秘》(五)


作者简介:李学寅,河南唐河县人,1947 年生,1968年入伍于南海舰队鱼雷艇部队,1974年7月调入新华社驻海军分社任军事记者。1982年考入中国新闻学院学习至1985年。1988年调入中国消费者报社,先后任总编室主任、副社长、社长兼总编辑。2006年 11月,任国家工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局长。2006年12月,任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作者在30多年新闻工作生涯中,在新闻媒体和杂志发表各种形式文章1100 多篇约230多万字,撰写和主编专著10部共290多万字。



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虽然我们讲着不同的方言,但是我们一起诉说心事,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兄弟。战友、战友,这么多年了,你还好吗?还常常想起我们在艇上的日子吗?神圣神奇的潜艇,让我们知道,原来濳艇人的友情更让人牵挂!过去通讯不发达,许久没有彼此消息,也许我们奔波忙碌,很久没有联系过了,但是希望你知道,我一直惦记着你。微信让我们慢慢都联系上啦。即使过了几十年,我们都已老去,即使岁月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带不走我们潜艇人的深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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