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交困 蓝鲸“胎芽”被迫冬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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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学寅

现代军舰是大工业的缩影。

——恩格斯

研制核潜艇是一个浩大复杂的尖端科技工程。当这一工程拉开帷幕不久，由于共和国的科学技术基础还不雄厚，“老大哥”国家突然背信弃义，断绝援助，加上国内天灾人祸又造成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暂时困难，一个现代科学技术的“胚芽”还在母腹刚刚孕育伊始就遇到了磨难……

踏上“破冰之旅”，钱三强说：“有门！”

1958 年 10 月，中国政府派出的以苏振华为团长的专家代表团去苏联商谈导弹核潜艇技术援助被完全拒绝后，中国依靠外国帮助建造核潜艇的期望已没有实现的可能。代表团回国后，向周总理汇报了动力组谈判不顺利以及在核潜艇方面吃了“闭门羹”的情况。周恩来说，不仅原子弹要搞，核潜艇也要搞。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顽强和智慧的民族，我们不会为困难所吓倒。他们不援助，我们就自己干。从 1959 年以后，苏联从核技术领域开始封锁中国，苏共中央在当年 6 月 20 日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技术资料。“两弹”（原子弹、导弹）和核潜艇首当其冲，迫使中央对“两弹”作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的决策，同时也定下了自力更生搞核潜艇的决心。

参加研制工作的领导和专家们从此时开始，都不得不毫不犹豫地走上自力更生、自行研制的道路。正如赵仁恺在回忆录中所写的：“当年访苏给我上了第一课，也是最后一课。什么事情，不能太依赖人家的恩赐了。人家是不可能把最尖端的东西给你的，国际歌说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依靠神仙皇帝。我体会，最终只有自己救自己。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自己下手独立创造。”

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在薛宗华的领导下，迅即从海军舰队、有关院校和造船厂等方面调集人员，不久派往苏联回归的留学生也陆续到位，使总体设计组的队伍充实起来。

万事开头难。我国研制核潜艇是在一无技术权威，二无实践经验，三无外来援助的情况下开始的，可以说是一张白纸，白手起家。可是当年这支年轻的科技队伍，怀着拳拳的报国之心、强国之愿，不信邪，不怕难，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总体设计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谁也没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仅有的一点潜艇知识也是从转让产品的资料中得来的，对核潜艇的信息更仅仅是从情报资料中了解到的一鳞半爪。在技术资料少得可怜的情况下，薛宗华发动大家按各自的专业去相关单位搜寻国外报道的蛛丝马迹。还要求大家用好三面镜子：一面放大镜——把认为有用的信息从混杂的信息堆里粗选出来；一面显微镜——对选出的信息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一面照妖镜——对分析后的信息最后去伪存真，留其精髓。

在最初的设计研究工作中，条件非常短缺，他们就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自己动手。为了寻找木材制作船模，薛宗华亲自到海军后勤部协商，调用千里之外报废的“重庆”号巡洋舰上拆卸的木板，没想到木材太硬无法加工。他又亲自驱车去拉回快艇用的进口红松。绘制导弹核潜艇线型图，需要 2.2 米长、1.2 米宽的大型绘图板，薛宗华派人找遍了北京市的文具用品商店和制造厂也没有买到，只好派人带上介绍信到木材加工厂，作为急需物资求助。木材加工厂用一周时间加工出两块绘图板，给他们使用。

在核潜艇总体设计组负责人薛宗华的领导下，船体专业组组长张景诚具体主持了总体设计工作。张景诚工程师是一位很有实践经验的造船专家，大家都尊称他为“张总”。在他的带领下，当时大家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热情都很高，他们刻苦学习，认真工作，查资料、搞科研、绘图纸、做方案，不懂就学，向专家求教，互学互帮，加班加点，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提出了导弹核潜艇总体方面的五个设想方案。

在进行核潜艇的初步设计时，船体专业组主要消化的是苏联常规潜艇的设计技术，对苏联常规潜艇的设计计算资料和相关规则进行了彻底的验证，参考苏联的标准进行基本结构的强度计算等。负责总体的金士谟用厚纸板剪成样板贴在 50 ∶ 1 的船体平面图上，然后再绘制成核潜艇总体图。设计研究中需要大量数据计算，当时没有计算机，只能用计算尺和算盘计算。那么多数据，就是靠大家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

1959 年 12 月，海军成立了科学技术研究部，归口管理原属海军各业务部门的舰船科研工作，对外称造船技术研究室的核潜艇室也划归到该部建制。此时，薛宗华副部长因为替在庐山会议上被撤职的彭德怀国防部长说了几句公道话，1960 年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蒙冤受到错误处理。这位中国研制核潜艇最早的倡导者和开创者，也是重要的一线领导者，被迫转业到上海造船厂工作，直到 1971 年被平反后重回海军，担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

薛宗华被撤职后，海军科研部的周圣洋被任命为易名为“09 研究室”的造船技术研究室第一任主任。从此这位 1940 年入党、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科技精英便把自己的事业与核潜艇联系在一起了。他作为中国最早的核动力专家之一，长期从事潜艇核动力装置研制的组织领导工作。参与领导了中国第一座潜艇核动力装置的研究设计、调试运行和定型，经历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研制与建造的全过程，对核动力科研队伍的建设和研究机构的组建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1961 年 6 月，“09 研究室”并入国防部舰艇研究院，改称“09 技术研究室”。在周圣洋主任带领下，“09 技术研究室”开始以常规潜艇为母型进行研究设计。为摸清国内科学技术水平和工业制造能力，使方案符合国情，1961 年 4 至 6 月，由海军科研部牵头，一机部、二机部机关参与开展国情调查活动，共组成四个设计小组，分赴东北、华北、华南、华中等许多重点工厂、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进行调研，根据国情调整设计方案。实践证明，经过调整后的方案设计从整体上看是可行的，没有出现重大反复。

1962 年 3 月，“09 技术研究室”提交了《原子导弹潜艇初步设计基本方案（初稿）》，经过对全艇、反应堆和关键配套设备的初步设计后，已经探索到关键技术 157 项，试验课题 254 项，为后续的设计研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几十年来，就是这个造船技术研究室培养出了大批核潜艇技术骨干，中国第二任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和第三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张金麟都来自这个研究室，研究室的其他同志后来也大多成为核潜艇研制中的骨干。

核潜艇最大的特点是“核动力”，所以核动力技术是核潜艇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研制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中国政府专家代表团访苏之前，核动力设计组就草拟了提纲性的《潜艇核动力原则设计（草案）》，提出了研制工作的原则、内容和重大事项。在遭到苏联拒绝提供核潜艇技术后，动力组从 1959 年开始在二机部设计院正式开展潜艇核动力的研究。为了加强领导， 1959 年 2 月，核动力设计组统一由钱三强、彭桓武、李毅挂帅的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组织协调。到 1960 年初，这个核动力设计组人员已到 200 多人，这支年轻的队伍主要来自从苏联归来的留学生、重点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和原子能研究所重水反应堆的技术骨干。

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虽然没有得到涉及核潜艇的技术援助，但是，代表团动力组通过考察学习民用核设施和核技术，获得了不少核知识。特别是参观了苏联的核动力破冰船，见到了破冰船上的核动力装置实物和破冰船反应堆的燃料元件样品，给中国的专家组诸多启发。1959 年 4 月，苏方对中方访苏时提交的《原则草案》中提出的 39 个技术问题也终于给予答复，这对中国潜艇核动力装置的深入研究有进一步的指导和帮助作用；同时研究人员也对我国自主研制核动力的复杂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苏联专家撤走回国之前，二机部党组指示原子能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尽量从苏联专家那里“多挤些牛奶出来”。于是，研究潜艇核动力的赵仁恺、孟戈非和副所长李毅费心设计，主动向原子能所的苏联专家求教，终于攻破防线，像挤牙膏一样，从专家嘴里挤出一些有用的知识和建议，比如搞核动力可以先建陆上模式堆的“点子”就是苏联专家告知的。

1960 年 3 月，国防科委召开会议总结一年多来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会议修订了有关战术技术性能指标和总进度，成立了以海军政委苏振华为组长的核潜艇研制工程领导小组（原来的中央 4 人小组撤销），下设总体组、反应堆组、导弹组和电子设备组，并提出今后的“核潜艇研制要以反应堆为纲，船、机、电、弹紧紧跟上的方针。尖端研究要坚持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这些决策的制定促进了核潜艇总体和核动力装置的初期研究设计工作。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大家越发感到困难越多。进入 1960 年后，大家认为核反应堆的攻关工作必须闯过三道关：首先是理论关，第二是核燃料关，第三是工程技术关。当时可学习参考的核动力方面的技术资料十分缺乏，唯一找到的两本教科书是《原子核动力装置》和《原子核反应堆工程原理》。那是 1959 年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核反应堆专业即将毕业的学生带来的。

据孟戈非回忆，最初参加潜艇核动力堆研究设计的科技人员，绝大多数都是从其他各专业转过来的。为了完成核动力的研究设计任务，都要从头学起。经研究，确定把上述两本书作为必修课，由组内几位有研究能力、专业水准较高的同志担任教员，并定出学习计划，每月完成一定学时。有授课、有讨论、有阶段测验，边工作边学习，仅用半年时间，就将两本专业书学习了一遍，为完成潜艇核动力的方案设计打下了初步理论基础。

制定核动力方案必须考虑到国家的实际生产能力。1960 年的春节刚过，原子能所反应堆战线便再次召开“新战役”动员大会，进行设备配套调研大动员。由海军、一机部、二机部、高等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等 17 个单位组成了反应堆压力壳、蒸汽发生器、主循环水泵、主汽轮机组、稳压器、控制棒驱动机构等 8 个专题设计小组，分头开展调研论证和计算分析工作。5 月份海军又会同有关单位在哈尔滨召开了核潜艇动力设备规划会议，就核动力的关键设备生产等问题作了部署。

哈尔滨是我国著名的动力之城，国家不少重大建设项目和舰船所需要的大型电机、汽轮机、锅炉容器等动力设备都在这里生产。这里的“三大动力厂”始终受到中央领导的关心，1959 年我国决定开始研制核潜艇后，这些工厂准备承接核潜艇的配套任务，专门成立了由哈尔滨市委书记郭卫人挂帅的“哈尔滨‘09’动力设备领导小组”，为我国核潜艇配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到 1960 年 6 月，原子能研究所在副所长李毅和反应堆工程负责人孟戈非、连培生的领导下，在彭桓武等专家的指导下，在各单位的大力协作下，总工程师赵仁恺、副总工程师李乐福及各专业组组长带领组织科技人员，经过近两年大量搜集资料，综合分析，反复论证研究、计算和试验，已经写出了 2000 多篇调研文献，提出 126 个关键项目，完成了概念性的《潜艇核动力装置初步设计》。该设计草案对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堆型、主要技术参数等有了初步的构思。在二机部领导及原子能所各室负责人认真审查时，大家受到很大鼓舞，赞叹在较短的时间里，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能够拿出一个有根有据的潜艇核动力反应堆方案。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时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高兴地连连说道：“有门、有门！”钱三强早年留学法国，师从居里夫妇，成为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他的话对大家鼓励很大。

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听完汇报后指示：这是第一次搞方案，还是留点余地好，就叫“初步设计草案”吧。就这样，《潜艇核动力装置初步设计（草案）》正式出台并上报。1960 年 8 月，国防科委主持对这个《草案》进行审查论证后对方案做了部分修改。这个方案使大家感到，中国人有把握建成自己的核潜艇。后来的实践也表明，这个方案总体上是可行的，为以后的研制工作初步打下了良好基础。

自 1958 年底到 1961 年的 3 年，是中国核潜艇研制工作的开创时期。这期间，正是中国经济非常困难、全国闹饥荒的时期，中国的核潜艇科研人员，都是饿着肚子搞研究。他们每天吃粗粮，啃“窝窝头”就咸菜，还经常吃不饱，营养不良致使人们体弱多病。时任潜艇核动力设计组组长的赵仁恺保留着这样一组数字记录：在 1959 至 1960 年少粮缺营养的困难年月，全组 47 名同志中有 27 人生病，占 60%。其中肺炎 13 人，浮肿 14 人。个个像垦荒牛一样，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在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号召鼓舞下，人人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艰难探索，坚定地开创着中国核潜艇研制事业的“破冰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