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交困 蓝鲸“胎芽”被迫冬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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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学寅

现代军舰是大工业的缩影。

——恩格斯

研制核潜艇是一个浩大复杂的尖端科技工程。当这一工程拉开帷幕不久，由于共和国的科学技术基础还不雄厚，“老大哥”国家突然背信弃义，断绝援助，加上国内天灾人祸又造成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暂时困难，一个现代科学技术的“胚芽”还在母腹刚刚孕育伊始就遇到了磨难……

祸不单行，被迫下马

面对重重困难，怎么办？为了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海军党委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舰艇研究院组建方案”的报告。方案以海军科研部为基础组建研究院机关，以海军各个研究所和一机部、二机部的有关研究所组建了舰体设计等九个研究所和一个核动力研究室。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方案，1961年 6 月 7 日宣布成立由海军负责党政管理的“国防部第七研究院”。8 月 14 日，周恩来签署国务院令，任命两位海军少将刘华清、于笑虹为该院正副院长。这个研究院的成立，为我国走上自力更生研制海军装备的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两位在社会上本来不大知名的海军少将走马上任，就显出了逆流而上的军人气概。

刘华清出生于湖北省大悟县。有人说，大悟，大悟，生长在大悟县土地上的人觉悟最早。这个说法肯定不科学。但是，刘华清的确是 15 岁（1931 年）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5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他担任过科长、秘书、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西南军区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第一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1954 年，刘华清赴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1958 年毕业回国担任海军旅顺基地副司令员。调任院长前，他是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旅顺基地司令员。院长一职，对刘华清后来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之后，他先后担任了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又担任了海军副参谋长、总参谋长助理、副总参谋长、海军司令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从事高级军事机关的领导工作。

刘华清担任海军第七研究院院长以后，很重视起用各种科技人才。他和于笑虹一起，带着几位机关人员，走访了所有的研究所（室），对核潜艇前期的研究工作、现实困难和下一步的攻关重点进行了调查研究。

他们首先选择到总体研究所了解情况。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研究所，犹如盖一幢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首先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设计蓝图一样，要是这个研究所拿不出一个良好的设计方案，建造导弹核潜艇只是一句空话。

两位海军少将到总体研究所后，不进招待所，不进会客室，而是要所长海军少将陈云中领他们去看各个研究室。

刘华清每到一个研究室，就在一张桌子前坐下，让科技人员围过来，敞开思路，摆困难，提措施，不到一个小时，就提出了一二十条。这些困难，有技术、设备的，也有车间、厂房的，还有图书资料方面的。但是，所提这些要解决的困难，无一不涉及到人。技术难点谁来攻破，设备谁来研制，车间、厂房谁来设计，图书资料又有谁来搜集……人，能担任导弹核潜艇设计的人，能承制导弹核潜艇各种设备的人，能胜任导弹核潜艇的技术领导和行政领导的人，缺，非常之缺，缺得出奇。

针对人才奇缺的突出问题，刘华清和于笑虹提出由组织选调和发动现有科技人员推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发动各研究室科技人员广泛推荐自己熟悉或听说过的科技人员，并对前期出去的家庭出身不好的科技人员重新审查。于是，总体所很快充实了一批科技人员。

根据这个所的科技队伍建设的经验，两位将军又分头走访了各个所、室，了解情况，落实任务。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海军第七研究院的工作开始走上了轨道。

刘华清和于笑虹在半年多的调研和面对面的领导工作中，对核潜艇的研制工程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对面临的困难和短期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了一个清醒的符合实际的认识。

早在 100 多年前，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就说过，现代军舰是现代化大工业的缩影。而 100 多年后的现代化大型军舰，简直就像一座漂浮在水面上的现代化工业城市。尤其是核动力潜艇，可以说，它是集海底核电站、海底导弹发射场及海底城市于一身的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结晶，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体现。研制这样的潜艇，涉及到众多的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需要攻克几百个研究课题，完成上千个试验项目。除非是工业和科学技术达到一定先进水平的国家，一般国家是很难摘取这颗现代科学技术“皇冠上的明珠”的。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中国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力量虽然有了一定基础，但总的讲还是十分孱弱的。1958 年，有关部门提出试制核潜艇这个科研项目时，一方面对它的复杂滋味还认识不清，不懂得研制核潜艇需要多少设备、材料、人员，国家的工业和科研水平能否与之适应。

两位将军在检查研究论证工作中发现，工程上马前，缺乏专业的周密的论证。由于对国家工业基础情况缺乏了解，不知道能制造哪些设备和材料；又由于对战术技术没有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反复论证，有些项目至今仍提不出具体要求；还由于对国家科研水平缺乏全面调查，不知道能拿下哪些技术难点。而论证工作是研究任何项目的前提，我们当初忽视了这一点，现在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做。

另一方面，在当初提出核潜艇研制计划时，在很大程度上相信苏联能够给予一定的物资和技术援助，至少是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会给予尽力帮助的。但是，没有想到，研究工作刚刚起步，中苏关系就以人们几乎难以置信的进度迅速恶化起来。到了 1960 年 7 月，赫鲁晓夫反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竟然下令全部撤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突然断绝了对中国的一切设备和科学技术援助。《“二四”协定》也在执行中半途而废，已经订购的材料、设备有的停止供应，有的以次充好；图纸资料残缺不全，特别是协定中原定的常规导弹潜艇，也因技术复杂、装备先进，突然失去专家指导面临中途夭折。人民海军装备的仿制工作陷入困境。可以说，中苏关系的完全破裂，给中国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包括核潜艇这个还在共和国“母腹”中孕育着的现代科学技术“胚芽”的萌发生长，带来了极大被动和困难，使她在“母腹”的阵疼中经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磨难。

俗话说：祸不单行。正当苏联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协议，企图在经济技术上扼住中国咽喉之时，中国大地上又发生了连续 3 年的自然灾害和一度发生政策上的失误，从而使整个经济建设处在最困难的时期。面对年轻的共和国陷于“高天滚滚寒流急”“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境地，中国共产党在号召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坚决走自力更生之路的同时，经过冷静的反思，于 1961 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发展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1961 年 7 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国防工业会议。负责这方面工作的聂荣臻、贺龙两位副总理，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在杭州让秘书给聂荣臻打来电话，传达了毛主席看到聂副总理的一份报告后的指示，意思是：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采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聂荣臻立即召集正在参加会议的国防科委、国防部五院和核工业部的领导干部，研究了在新形势下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方针。大家根据当时国家的财力、物力、人力状况，确定了国防科研工作“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把集中力量研究原子弹、氢弹放在第一位，其他项目都要进行调整和缩短战线。于是从这时开始，研制核潜艇的科技力量逐步转移主攻方向，有一部分科技力量和经费先后被调到研制原子弹和氢弹项目上去了。研制导弹核潜艇，何去何从，到了决断的时机了。刘华清与于笑虹副院长商谈，应该听取各方面意见，拿出一个建议。

两位将军首先召开了各种科技人员座谈会，又召开了各级行政干部座谈会，还到政府有关工业部听取意见。经过几天努力，各种意见都汇集起来了。刘华清和于笑虹对每一条意见都作了认真的分析、综合。集中起来是三种不同看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工业基础差，科学技术水平低，又没有外来援助，造一艘导弹核潜艇要很多亿，国家拿不起，搞不了导弹核潜艇，应该立即停止，集中力量研制常规潜艇。还有的同志甚至说，现在连鸡蛋都吃不起，还搞什么导弹核潜艇，凭现在的状况，恐怕连我们的儿子、孙子都看不到导弹核潜艇下水。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继续开展研制工作，只是要把原定进度推迟，把计划调整一下。他们还说，导弹核潜艇是战略武器，研制它肯定有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人来干什么。

第三种意见认为，研制导弹核潜艇，有许多高、精、尖的科学技术，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研制成功的，因此，整个工程可以下马，但要保留一部分技术骨干力量，对一些难度比较大、周期比较长的技术继续进行研究，为以后再上马作好准备。

这三种意见，打开了刘华清和于笑虹的思路。他们取其所长，去其所短，一个可行的建议在头脑里开始形成。

刘华清和于笑虹先把自己的设想提交给院党委讨论，使他们的设想更完善。接着，他们请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出面，请来二机部副部长刘杰以及部分有关部门的干部召开一次会议，进行专题讨论。事后，刘华清和于笑虹才向海军党委作了汇报。海军党委常委经过研究，原则同意并决定由七院以海军党委和二机部党组的名义，写一个联合报告。这个联合报告，于 1962 年 7 月 20 日上报。

这个报告的中心意思是：在当时科研力量和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海军要集中力量首先重点发展新型常规舰艇，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应把战线缩短在主要研究少数技术复杂、周期较长的项目上，其他项目应该下马。

这是一个勇敢的富有胆识的建议报告。报告在聂帅那里放了 20 天，迟迟没有批复。在这 20 天内，聂帅几次读着报告，反复思考，最后直到 8 月 13 日才批了三个字：“拟同意。”但是聂帅没有就此自己决定。这样的重大问题，应由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集体决策。于是，他马上把联合报告转送上去，并写了一句话：“请瑞卿同志阅后报军委常委并报中央。”

就像当年共和国最高决策集团决定开展研制核潜艇工程时的情景一样，联合报告很快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人中进行了传阅。毛泽东、朱德、邓小平、林彪、罗荣桓、贺龙圈阅同意。还有几位老帅就如何继续研制导弹核潜艇作了具体批示。

10 月 24 日，刘伯承元帅批示：“素无研究，只觉得集中力量先解决关键问题，如解决核爆炸之类是对的，但为保留核动力研究成果深钻，似应保留少而精骨干以发展成果。”

同一天，叶剑英元帅批示：“请考虑，既然先要核爆炸过关以后，何不先集中力量先搞核爆炸 ? 是否按的跳蚤太多了 ? 这是读时的感觉，没有研究过的意见。”

10 月 19 日，徐向前元帅的批示：“如不妨碍搞一般的情况下，还要保留一部分人才继续研究一些必要的项目，因为科学研究是个长时间的问题，不然将来一旦需要，再搞来不及了。”

透过这几位老帅慎重认真的批语，可以看出这些老一代革命家的个人性格。

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是最后一个作批示的元帅，他的批示是：“我不赞成这方面的缩减，而赞成继续进行钻研，不管要 8 年、10 年或 12 年才能成功，都应加紧进行。请加以考虑。”从他的批示中，人们又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这位洞察国际风云的元帅那刚直的性格和竭力主张研制战略武器的热忱。

周恩来总理看了各位领导人的批示后，决定提交给中央专门委员会讨论。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于 1962 年 10 月，是专门领导研制原子弹、氢弹、导弹、导弹核潜艇等战略武器的一个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周恩来总理兼任，委员由聂帅及总参谋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担任。专门委员会设立一个办公室，主持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先由聂帅兼任，后由罗瑞卿总参谋长兼任，再后又由国防工办赵尔陆担任。1963 年 3 月 1 日和 21 日，周总理召开了第四次、第五次专委会会议研究，通过了联合报告，并决定：“研究原子能潜艇反应堆的技术班子仍保留一定数量人员在二机部，不应拆散。”周总理还指示：“由海军和二机部写一个共同报告给中央，说明这个技术班子保留情况和研究方针。”

会后，中央专委正式下发通知，决定中国核潜艇研制工程暂时“下马”。这时距离建议报告上送时间已过去了八个月，可见这个决心是多么难下，作出这个决定是多么慎重！

共和国领导集团作出这样重大转移性的决策是不容易的。三年以前，是这些在国内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决定让这项重大科研项目上马的，那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作出的决策；三年之后，又是他们决定缩短战线使大部分研制工作下马的，这是根据现在的情况作出的决策。斗转星移，时势多变，水无定势，土无常形，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该进攻时需进攻，该退却时则退却，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正是中国这一代革命家的英明之处。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井冈山到延安，从东北到江南，有多少英勇的进攻，也有许多清醒的退却，甚至还有战略性的大转移。而退却和转移，正是为新的进攻保存和积蓄力量，以便夺取新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同样也会有根据新的情况所进行的新的退却和转移，这种调整和转移，也是为了积蓄力量，打好基础，一旦条件成熟，带来的必将是更大步伐的前进。

海军和有关工业部门的领导同志，在向科研人员传达中央的决策时，用上述这些道理，对他们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而广大科研人员是最讲科学的，他们中不少人虽然不得不从这个研究学科转移到别的学科去，含着泪水离开了他们埋头奋斗数年的岗位，但大家毫无怨言。还有一些人则留下来长期默默无闻地做“铺路”工作。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可以说暂时进入了“冬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