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龙在田 而今迈步从头越》（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李学寅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易经•乾卦》

核潜艇二次上马，使蛰伏了几年的这个“潜龙”重新浮出水面，秘密地成长于神州大地上。与其他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核潜艇工程“见龙在田”，同样需要大德大才之人——参与这项事业的领导、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设备制造者，对她精心哺育、抚养和扶持。

成立核潜艇工程的“一线总指挥部”

研制核潜艇是我国一项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这项工程不但比研制“两弹”难，涉及的面也比“两弹”广得多。工程重新上马伊始，就直接涉及到国家 20 多个部、委和研究院，以及 20 多个的省、市、自治区，涉及到全国上千个研究所、工厂。部委与省市、行政与科研，方案与落实、任务与经费、陆地与海上、需求与可能、设计与制造……千头万绪，各种矛盾都反映出来。可这时在中央专委里，具体组织协调核潜艇工程的，只有前面说到的赖坚一个人，就是长上三头六臂也顾不过来呀！

赖坚是一位善于总结科学管理大型现代化工程经验的倡导者。在参与“两弹”研制工作过程中，他主编翻译出版了一本名叫《科学•技术与管理》的书。书内汇编了 1962 年 9 月 4 日至 7 日在华盛顿州西雅图举行的美国先进技术管理会议的文件。这本书介绍并总结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北极星导弹、民兵导弹、阿波罗登月飞船等大型工程项目研制过程中有关组织管理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赖坚亲自为这本书写的《出版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经费拿出最好的产品，既要选准有权威、敢于负责、善于决策、富于实际领导经验的计划管理一把手，又要选好技术上有权威、富于创造精神、又有一定组织领导水平的技术一把手；同时，强调管理小组要短小精悍，组织上的层次要最少。在大型计划管理过程中，既强调高度集中统一领导，又要充分相信和依靠科技人员并给予他们发挥其创造才能的灵活性；既强调同心协力集体努力和普遍提高，又注意发现人才和鼓励个人创新；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高度责任精神，又强调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基础的切实可行的方案，而且还要从长远科技前景出发采取较为冒险的先进方案作为预研。”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赖坚在向六机部副部长刘华清推荐许祖耀这个在苏联学过造船设计、搞过潜艇设计的大专家作为自己的助手外，同时向六机部部长方强、副部长刘华清建议：鉴于研制核潜艇技术复杂，工程浩大，协作面广，随着工程进展，六机部作为抓总单位，是否可以考虑成立一个研制核潜艇工程的办公室，相当于工程的总指挥部，具体负责协调各部门和抓落实？他的建议得到了方强、刘华清的支持，六机部党委很快研究作出了决定，并报告了中央专委批准。

但是这个办公室主任谁来担任呢？按照赖坚的想象：这个人应该既有计划管理的能力，又有技术决策的魄力。刘华清考虑再三，他想到了七院第一研究所的所长陈右铭，并得到了七院院长于笑虹的支持。

1966 年 9 月的一个中午，陈右铭刚刚开完会，就接到担任七院院长的于笑虹将军的电话，令他赶到北京。

“马上就去吗？”陈右铭问道。“是的，马上就来。”

陈右铭交接完工作，于 9 月 30 日到北京六机部七院报到，看到这个办公大院里，往日庄严、静谧的气氛荡然无存，揭发批判所谓“走资派”“修正主义”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许多大字报还直接点了于笑虹的名。当陈右铭到院长办公室见到于笑虹的时候，他正受到一群造反派的围攻，只好无可奈何地向陈右铭摊了摊手说：“晚上到我家来谈吧！”

当天晚上，陈右铭一见到于笑虹，他就急切地问：“于院长，你叫我到北京来，到底是什么事？”

于笑虹笑笑，用清晰的声音告诉他：让你来当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完全出乎意料，略一思索，连连摇头说：“院长，我不行，我不懂技术，我胜任不了。”

“陈右铭，你别太谦虚了。七院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院领导很难管工作了，核潜艇工程和其他几型舰艇的研制，院里没有人抓了，很不妙啊。我呢，大字报越糊越多，批评我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单纯技术观点，我恐怕要‘靠边站’，所以刘华清副部长和我都建议调你到七院来工作，担任副院长，兼任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陈右铭坚持说：调院里可以，当这个办公室主任不行，这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

于笑虹与陈右铭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在 1948 年淮海战役时就认识了，来到海军后又经常在一起开会，关系一直很好。他让夫人炒了两个菜，拿了一瓶酒，两人边喝边聊。于笑虹反复说明自己已被批判很可能要“靠边站”的处境，分析国防科研战线面临的形势和核潜艇工程存在的矛盾，谈自己对这项工程发展的设想和忧虑，两人推心置腹聊到凌晨 5 点，谁也没说服谁。

于笑虹不仅在战争年代立下了赫赫战功，解放后在军队建设和国防科研工作中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陈右铭此时没有想到的是，于笑虹不久就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权威的代理人”“走资派”而靠边了。而且令他更不可能想到的是，这个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将军， 后来的情况就更惨了。由于第七研究院在上海的研究所曾对张春桥和造反派干扰核潜艇工程不满，在不久就成为中央领导人的张春桥和王洪文的直接插手指使下，把所谓上海“四 . 一二”炮打中央文革事件后台的罪名，硬安在他头上，又给他罗织了 “叛徒”和“CC 特务”等种种罪名，受到了长达五六年之久的迫害，致使于笑虹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于 1973 年 6 月 9 日含冤去世。

在他被关押和无休止的批斗惩罚中，他始终没有屈服，还拿起笔写万言书给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指出那种把大批科技人员赶到农村去的做法是极端荒谬的，必须予以纠正；请求为了核潜艇工程，要尽快解放关在“牛棚”里的科技人员。他念念不忘核潜艇工程，对关押看守说：“我若能获得自由，我还要搞核潜艇工程，我还要建几个研究室。”

去世前的弥留之际，于笑虹留下话，请在我国自行研制的远洋舰船驶向太平洋之际，将他的骨灰带去，撒在我国火箭溅落的海区。咽气前，他表现得很痛苦，一只手颤抖着伸向前方，似乎表达他还有未竟的遗愿：战友们继续努力向前进啊！

粉碎“四人帮”后，于笑虹虽然得到彻底平反，但人已死了，科研工作的损失也造成了，平反再彻底，又有多少实际意义 ! 但人民海军没有忘记这位为民族解放事业、为人民海军建设、为中国核潜艇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生命的杰出将领。他可以告慰自己的是，最后的遗愿实现了：1980 年 5 月，一支远洋舰船编队，为配合我国洲际导弹发射试验来到了南太平洋上。22日上午，编队到达东经 172 度 18 分 31 秒、南纬 7 度 13 分 33 秒、水深 5400 米的大洋，在远洋测量船“远望 1 号”的桥楼甲板上，为于笑虹的遗骨举行了隆重的骨灰海葬仪式。骨灰盒上覆盖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在排枪齐鸣声中，于笑虹的遗骨徐徐安葬于无边无际的大洋波涛之中。这是后话。

于笑虹与陈右铭畅谈后第二天，即将陈友铭的态度向刘华清作了汇报。让陈右铭担任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刘华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华清担任海军基地（军级）副司令员、舰队（兵团级）副司令员时，陈右铭曾经是下属的一个鱼雷快艇支队的支队长（师级）。因为上下级关系，当然很熟悉。

生于 1922 年的陈右铭，5 岁丧父，9 岁丧母，幼年曾在老家武昌读过几年私塾，从童年开始便与哥哥一起做小长工维持生计。他 16 岁就参加武昌地区的抗日游击队，两年后随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作战机智勇敢，指挥部队活捉了一个伪军少将师长和一个少将司令，还亲手打死了一个日本指挥官。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先后担任中原江汉军区二分区应城指挥部副指挥长、独立团六团副团长、湖北荆州分区荆门指挥部指挥长等职，参与创建了江汉根据地。1950 年 4 月，他任湖北军区独立五团团长兼长湖剿匪指挥部指挥长、中共长湖工作委员会书记，带领部队以不畏艰难困苦的英雄气概，取得了长湖剿匪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为巩固新生政权作出了突出贡献。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他舍生忘死，不怕牺牲，经常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前沿侦察和指挥作战，多次身负重伤，直到去世腰脊椎骨里仍有弹片存留。悲苦的童年和战火的考验，铸成了他不畏艰险的性格。

陈右铭聪明好学，热爱科学技术。到部队后，他主动向老同志学习文化，经过刻苦自学，已经达到高中文化程度。1952 年 7 月，他 30 岁时，放弃去一个师级学校当副校长（副师级）的机会，被选到海军学习现代化的特种兵——鱼雷快艇部队担任大队长（团级）。他利用周末和节假日请部下到家里来，教他三角函数、海航等舰艇专业知识。他不耻下问、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学习，较快实现了从陆军到海军、从外行到内行的转变，第一批通过了艇长合格考试，晋升为支队长。在 10 年的支队长生涯中，他趁着当时在全军兴起的技术革新运动和海军装备的发展，刻苦钻研了海军舰艇装备方面的科学知识，还学习了海军其他兵种的战术技术性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55 年 11 月，刘少奇、邓小平视察过他的鱼雷快艇部队，对他的部队大加称赞。1958 年 2 月 27 日，《人民海军》报发表长篇报道《乘长风破万里浪，向海军科学技术进军》，专门介绍陈右铭“苦学五年，外行成内行”的事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号召全体海军官兵向陈右铭学习。

陈右铭给刘华清留下的另一个印象，是刚正不阿的个性。他从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遇事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即使是泰山压顶，也要坚持实事求是。50 年代，他对苏联的教令提出改革方案，受到苏联首席军事顾问的称赞；他对海军军事训练中提出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当场受到叶剑英元帅的肯定，之后在全军推广。

1963 年年底，第七研究院院长刘华清发现七院第一研究所因为没有所长，我国正在仿制苏联的鱼雷、导弹快艇和常规潜艇，因为缺少一个协调抓总的人，研制部门在一些问题上争论不休总也进入不了试验阶段，当即想到了陈右铭。这时，北海舰队领导也已经考虑了陈右铭的工作问题：一是到舰队当副参谋长，二是到基地当参谋长，这两个职务都是副军级，陈右铭不管担任哪种职务，都可以提升一级。是留在部队当参谋长，还是到七院当所长 ? 领导同志之间发生了分歧。无奈，海军领导决定集体找陈右铭谈一次话，听听他本人的意见。

“把你找来，是要谈谈你的工作问题，”海军管干部的副政委杜义德说：“陈右铭，你现在很吃香呀 ! 刘司令员、丁政委要你到舰队当副参谋长，马司令员要你到基地当参谋长，刘院长呢，要你去他那里当一所所长。现在你说说，你愿意到哪里去 ?”

陈右铭这时的想法是：留在舰队，人熟、地熟、业务熟，对开展工作有好处；到七院一所——舰船设计研究所，人生、地生、业务生，特别是对舰船设计研究一点不懂，但是那里可以学习很多新科学、新技术。陈右铭思想有矛盾，一时拿不定主意。

“请首长决定吧。”陈右铭表态。

但是，海军有关领导仍然舍不得放他走，最后，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拍板：“陈右铭同志，我支持你去当所长。”苏振华解释说：“一所是舰船研究所，需要懂得舰艇的干部去当所长，这是个新的艰巨任务，比当参谋长难搞。你去把鱼雷快艇、导弹快艇、护卫舰、驱逐舰、潜艇抓出来，能成批装备部队，就为海军建设立了大功！”

陈右铭来到七院担任一所（代号“701”所）所长后，努力向科技人员学习，向书本学习，1964 年至 1965 年，组织上还让他以造船工业部部长的身份带团考察访问了欧美造船工业发达的 7 个国家，开阔了眼界，从而逐步熟悉掌握了本职业务，并能提出独到的见解。在他的组织协调下，雷厉风行地很快完成了中国仿制的两型导弹快艇和其它设备的定型工作，受到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的表扬。同时，他领导 701 所积极开展鱼雷快艇、导弹快艇、猎潜艇、扫雷舰和中型潜艇等各型舰艇的研仿工作，取得突出成果，使这个所的工作有很大起色。

此刻，刘华清觉得，只有陈右铭这种人当办公室主任，才能打开研制核潜艇工作的新局面。刘华清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其他领导同志的支持。六机部部长方强和副部长刘华清、刘放找陈右铭谈话，告诉他：成立核潜艇工程办公室，是中央专委决定的，他负责落实工程研制任务，指挥和协调全国各有关部门的工作，以保证按期按质完成工程。

1966 年 10 月 3 日，六机部方强部长和刘华清、刘放副部长一起找陈右铭谈话。地点是在六机部的会议室。方强部长说：“我认为，由你陈右铭出任办公室主任，比较合适。”方强又补充了一句：“你学习好，干劲大，有魄力，相信你能当好这个主任。”

方强还告诉陈右铭：“已经研究决定，要提升他为副院长。这次原决定调你来任 09 工程办公室主任，但考虑七院科研工作无人抓，中组部也同意你作为七院党委常委，兼管七院科研工作。”

两位领导同志满以为，根据陈右铭喜欢学习先进科学技术这一特点，再加上又提升他，肯定会接受这一任命。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陈右铭却说：“这个主任我当不了！”

刘放没有让他说下去就拦着说：“右铭啊，就是因为困难才叫你干，你不干也得干。怎么办，要么核潜艇不搞了？不搞了总理那里怎么交待？你去年底在部党委扩大会上不是还批评我们对核潜艇工程抓的不紧么？”

“09 工程是中央专委定的，”刘放接着说，“确实，再不抓不行，要犯错误。所以我们考虑要成立办公室。以前的领导小组是空架子，只是开开会，具体落实要有专人来抓。我们就选你来抓。”

三位部领导对陈右铭的态度都感到突然。

但是，陈右铭说“当不了”办公室主任并不是谦虚之词。过去，凡是他干得了的事，从不说一个“不”字。陈右铭向三位领导申述了“当不了”办公室主任的理由。

陈右铭有自知之明，自己学的是快艇使用和常规舰艇设计，现在要去管理研制核潜艇工程，这之间的距离太大了。鱼雷快艇比起核潜艇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自己缺乏核潜艇专业知识，这个主任实在“当不了”，就是提升三级也不敢接。

陈右铭还想到：核潜艇研制工程浩大，研究工作曾经经历过“上马”和“下马”的曲折道路，人们对这项牵动面庞大的复杂工程认识还不一致，自己缺乏协调这种复杂工程的经验，能不能胜任？完不成任务失败了怎么办？这可是中国举足轻重的大事业啊，万一出了问题，会造成多大损失？

还有，陈右铭认为更重要的，是全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到处都是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两大派在研制核潜艇工程上也分裂为两种不同的观点，大字报满天飞，矛头直指核潜艇工程。远的就不说了，就说于笑虹院长吧，现在在外边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可是一回到机关，一下到研究所，就有人批他，斗他。如此乱哄哄的局面，哪能让你安心搞核潜艇的研制呢 !

陈右铭申述完“当不了”办公室主任的理由，希望得到谅解、理解。但是，各位领导仍坚持原来意见。

“还是你当主任最合适。” “你就挺起腰杆干吧。”

“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及时向我们报告，一定及时给你解决 !” 陈右铭还能说什么呢 ! 他的性格虽然倔强，但是领导上一定要他去干时，

他也会坚决服从。但之后，陈右铭考虑很久，向刘华清和海军领导提出几条要求。

“什么要求？”

陈右铭说：“第一，我担任主任期间，我们办公室有什么意见，都向上级领导提出来；领导认为我们提的意见对，并批准我们去办，但是如果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提的意见错了，事情办坏了，这个责任不要你们负，都由我办公室主任负责。”

“错了，我们也有责任么 !”海军副司令周希汉不同意。“不，一定由我负责。这一条，可以写在纸上，决不食言。”陈右铭坚持说。“第二条呢 ?” “第二条，凡是我们提的意见，领导上不采纳，或是领导修改错了，出了问题，由领导负责，我不负责，不能搞‘领导决定，下面负责’那一套。”

“第三条，凡是我们办公室职权范围内的事，我有权决定，有权当家，别人不要干涉。”

“不管是你们自己决定干的，还是我们领导叫你干的，错了，我都负责。”周希汉又说。

“不，”陈右铭马上说，“那不行，职责要分明，谁叫干的就由谁来负责。”陈右铭补充说：“我们所以要提这么一条，就是希望领导机关不要今天来提这个，明天又提那个，使我们忙于应付，无所适从。”

这三条要求，是一般人难以启口的，但这是陈右铭长期工作经验的总结，又是他性格的特有表现，他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情况，认为只有“约法三章”，才能推进研制工作。

陈右铭同时也向领导表达了“三条决心”，一是努力学习，主要是抓住核动力导弹方面的新科学、新技术不放；二是依靠群众，搞好各方面的协作，重大问题及时请示报告；三是积极工作，争取不出大问题，少出小问题。同时，做好一种心理准备，就是挨批挨斗，甚至准备判刑坐牢。

于是，第七研究院党委发出通知：经中央组织部批准，陈右铭调任院里工作，并兼任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核潜艇工程办公室成立后的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海军首长的指示抓上头，把研制核潜艇领导小组成立起来。本来，1966 年 8 月，六机部就根据国防工办的意见，报请国防工办批准成立研制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任务是负责检查落实工程的研制任务，协调有关部门之间的工作，以保证按期完成研制任务。但是，由于忙于“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一直没有组织起来。陈右铭与有关单位协商，提出了一个领导小组名单，并报请上级批准，于 1966 年 11 月 1 日宣告成立。

第一批领导小组成员有 14 人，他们是：组长方强（六机部部长）、副组长刘琪生（二机部副部长）、傅继泽（海军副参谋长）、刘放（六机部副部长），小组成员有唐炎（国防科委局长）、赖坚（国防工办局长）、王新民（一机部军工局副局长）、谷羽（中国科学院局长）、孙俊人（四机部副部长）、林爽（七机部四院院长）、王玉清（冶会部副部长）、陈自新（化工部设计院院长）、段洛夫（高教部司长）、陈右铭。

1967 年，由于“文革”冲击，国防工业系统一些领域一度几乎陷入瘫痪状态，中央决定几个国防研究院归属国防科委， 科研工作统一由国防科委领导，核潜艇工程办公室搬到国防科委办公。1968 年 2 月，中央军委第 109 次常委会讨论批准成立国防科委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还是陈右铭，调海军潜艇士兵学校副校长陈世谦担任副主任，海军的王德宝、仇世民、李维等同志也先后调来工作。

1969 年 10 月，在核潜艇研制工程全面铺开需要尽快出成果的关键时候，各个国防研究院划归各军兵种建制领导后，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了海军请示成立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的报告。1969 年 10 月 23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通知各大军区、各省市、海军、国务院各部委，为了加强核潜艇研制工作的协调抓总，决定在国务院、中央军委下面成立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组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李作鹏担任（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外逃事件发生后停职），成员有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周希汉、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罗舜初、赵启民、刘华清、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江拥辉、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国防工办副主任李如洪、国防工办军管小组组长张元培、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二机部副部长刘伟、六机部副部长边疆、第七研究院政委袁意奋、海军装备部副部长侯向之、第七研究院副院长陈右铭。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就在国务院、中央军委直属的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工作。1970 年 2 月 4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推选罗舜初、周希汉同志为副组长，陈右铭兼办公室主任，海军的陈世谦、李海亭任副主任。会议还对工程组织领导和协调抓总问题作了明确的分工。这次会议纪要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后下发有关部门执行。

于是，在六机部、二机部和海军领导等支持下，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经过调整充实，专业技术人员编配齐全，正式成立了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外称“09 办公室”）。在这个办公室工作时间较长的同志有：主任陈右铭，副主任陈世谦、李海亭。下设 4 个组 , 成员是：总体组孙黎明、张维库、王德宝、仇世民；动力组昝云龙、姜来根、原宜运；电子组李维、谢炳南、秦永发；武备组王殿举、高忠勋、柏森；每组第一人是组长。保密员董松宝，打字员张淑琴。

紧接着，承担任务较多的有关工业部、研究院，省、市、军种、军区也都相继成立了各自的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或办公室，负责抓本部门、本地区工程任务的落实和协调工作。为了加强现场指挥，之后又陆续成立了核潜艇总装厂现场指挥部、陆上模式堆建设指挥部、核潜艇试验领导小组、潜地导弹模型弹试验领导小组和遥测弹试验指挥部。至此，核潜艇工程从上而下都完善了组织和领导机构，从上而下形成了畅通的指挥线。

承上启下的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是“文革”那个特殊时期，为加强重大国防科研工程集中统一领导而成立的一种特殊的管理机构。这个具有较强组织协调能力的机构，如果从 1966 年底算起，到 1977 年 12 月撤销，11 年间，其归属虽几经变更，领导小组成员也多次变化，但是以陈右铭为主任的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却始终如一，按照中央领导的指示和领导小组的部署，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全身心地投入到核潜艇研制工程中。

这个办公室的两位副主任陈世谦、李海亭晚年在他们联合写的《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作用》回忆文章中，从 5 个方面强调指出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在研制工作中起到了“司令部”的作用：

——在当时全国搞政治运动的复杂环境中，他们顾全大局，积极协助中央领导和工程领导小组抓总，凡重要阶段和重大问题，都以文字形式报请或直接口头向中央专委、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等领导汇报，对中央领导了解核潜艇研制各个研究阶段的重要情况和作出决策，起到了很好的咨询和参谋作用。

——他们在当时各级领导干部走马灯般更换、承担工程研制任务的单位领导机构不能正常实施有效组织领导的情况下，挺起腰杆，敢于担当，会同各有关工业部门和省市，构成了效率比较高、运转比较灵活的组织管理体系，使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纵横一致、步伐协调的整体，把行政指挥和科研技术指挥两条线统筹一起抓落实，有力地加强了工程研制工作的组织领导。

——他们认真贯彻执行大力协同的方针，为使核潜艇工程研制配套项目达到同步协调的进行，先后召开过七次全国性的大型组织协调会议，由办公室出面召开的地区性和部门间的大大小小协调会，更是数不胜数，有效地推动和促进了工程研制计划、任务、进度、质量和安全生产工作的落实。

——他们组织领导了重大研制项目试验和技术攻关。其中，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深入现场，直接参加和指导了陆上模式堆首次启动试验和第一艘核潜艇的试验和海上试航，获得较满意的技术试验参数。还曾会同有关单位组织多项重要技术攻关，解决重大工艺难题。

——他们狠抓了工程研制的质量和安全工作，及时通报表扬或批评，发现严重问题立即严肃处理，从而保证了核潜艇工程研制项目的质量和安全。

元帅拍板定调

中央决定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后，第七研究院仅用 3 个多月的时间，便根据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的决定和海军领导的意见，基本完成了对第一艘核潜艇的战术技术要求的论证工作，初步确定了它的作战任务、活动能力、艇型、武器装备等主要战术技术指标，并于当年年底将这些作为“建议”上报国防科委。国防科委审查后，随即上报中央军委审批。

同时，根据“建议”中提出的战术技术要求，核潜艇总体研究所开展了总体方案的设计。为了审查总体设计方案和研究研制工作的进度安排和任务落实，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于 1966 年秋末向中央专委报告，建议由六机部会同海军召开一次核潜艇方案设计审查会议，很快得到了批准。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央主管科研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为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统一大家的意见，专门召集各有关方面，听取了对设计方案等问题的汇报。

那是 1966 年 12 月初，寒风时而夹着雪花扑打着行人的脸颊，北京已过早地进入了冬天。这天，一辆辆不同颜色的小轿车先后停留在北京西部的京西宾馆门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一机部、二机部、四机部、六机部、七机部和海军的领导同志，先后从车里走下来，带着庄严的使命感走进了宾馆一楼大厅旁边的第一会议室。这些领导同志刚刚坐下，聂荣臻副总理便缓步走了进来。大家急忙高兴地站起来。聂副总理一边谦和地示意大家坐下，一边脱下草绿色的军大衣，在中间一个空着的长沙发上就坐，然后取下沾有雾气的金边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

此时，刘华清已经从七院院长升任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他扫视了一下会场，转脸向聂副总理说：“人到齐了，请七院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同志汇报吧！”陈右铭过去在七院一所任所长时几次见过聂荣臻，所以并不生疏。聂副总理和蔼地询问了陈右铭过去一些情况后，便将会议引上了正题。

这是陈右铭第一次系统汇报研制核潜艇工程，而且又是直接向聂帅汇报，所以准备工作做得很认真。他列出汇报提纲以后，先是交给办公室人员讨论、补充，然后走访各有关工业部，请他们修改、审定。

陈右铭向聂帅等领导同志汇报了四个问题：研制核潜艇的指导思想、进度安排、总体方案和需要请示的几个问题，并如实介绍了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的不同意见。

聂副总理深邃的目光透过眼镜镜片，一直集中在陈右铭身上。他一边听，一边转动着那善于深思熟虑而又反映敏捷的大脑，认为可以定下的问题，就当即表态拍板；对于拿不准的事情，当场与各有关方面领导商量讨论。

陈右铭汇报说：“艇型、核动力装置及主要设备的选型原则，是在确保性能和安全的基础上，保证进度，力争先进。”他特别说明：在核潜艇艇型设计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第一艘核潜艇就是常规潜艇加核动力，可以把现有的 XX 型常规潜艇一分为二中间加上核动力就可以了，担心研制新设备多了，不能如期完成首艇研制任务。另一种意见主张我国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应该重新设计新的艇型，把正在研制和准备研制的比较先进的设备用于首艇，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此时，聂副总理肯定地说：“总体不要用 ×× 型潜艇的，要重新设计，不然搞成两不象。”后来的建造实践证明，聂副总理这一决策是十分正确的，就像摩天大楼决不等于小木屋的放大一样，核潜艇与常规潜艇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潜艇，决不等于在常规潜艇中间加一个核动力就可以了事。

在汇报核潜艇的研制与艇上装载的潜地导弹的研制如何协调同步的问题时，陈右铭讲到，为了保证研制进度，按时把核潜艇搞出来，要采取边科研、边设计、边基建、边试制生产的方针，并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和搞大协作的办法，开展研制工作。聂副总理听后挥动着手势，立即支持说：“你们说的‘四边’办法好，就应该那样搞。就按中央专委批的先搞反潜鱼雷核潜艇，在研制核潜艇的同时，导弹也要抓紧研究。不能等到什么都搞好了再开始研制，那样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搞出来？科研、设计、生产就应该结合起来搞。”

陈右铭在汇报方案时，对主要战术技术指标谈得很详细，包括了作战任务、活动海区、艇型、武器装备、排水量、艇速、续航力、不沉性、自给力、下潜深度、主要设备、人员编制等十二个方面的问题。陈右铭还谈到，对其中有些战术技术性能指标有不同意见。陈右铭说：“我们同有关工业部门和科技人员研究，认为保持现在的性能指标不变为好。”

聂帅听了其他人发言以后，果断地决定：“先就这样搞出来，以后再改进提高。个别设备赶不上进度，以后补装也可以。”

当陈右铭汇报了整个研制工程进度的安排后，聂副总理面向大家征求意见：“进度先这样安排，你们看好不好？”然后特别强调：“你们在掌握进度时要注意，要在保证安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求进度。”

汇报进行了 1 个多小时，最后，聂荣臻副总理就领导体制问题，又让各工业部门及海军负责人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他根据大家的建议，确定整个研制工作要由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共同负责抓，艇体研制由六机部抓总，核动力由二机部抓总，海军要协助各工业部、各研究院抓。聂副总理提高了嗓音，充满信心地勉励说：“大家共同来抓，一定可以搞出来。大家要努力，争取早点搞出来。”

聂荣臻的指示，使核潜艇研制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原则进一步确定和明确起来。3 天后，参加汇报会的这些人又步入了北京饭店，在那里召开了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的总体方案设计会审会议，对设计方案和研制工作中的各项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确定核动力陆上模式堆的安装和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的时间、研制进度都要提前。并将会议讨论的意见上报了中央军委和中央专委。6 天后，中央专委便作了批复：同意大家讨论的各项方案，“有关科研协作任务及设备制造等问题，由国防科委会同国防工办协助六机部、二机部进一步落实”。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以及其他各工业部，终于把研制核潜艇的工程列入了自己的计划，并向各有关省、市、自治区及他们所属的研究院（所）、工业企业，下达了任务及完成任务的各种具体要求。各有关部门提出的新建扩建核潜艇总装、核燃料元件、锆铅材料、鱼雷、导弹等生产厂，鱼雷、导弹、核动力装置、导航、水声、通信等试验场、试验室，以及核潜艇基地的建设等项目，基建施工力量不足，有关军区便马上派部队帮助施工。为满足核潜艇研制所需经费和物资器材的需要，中央专委批准把核潜艇研制作为重点工程进行优先保证。七院要求抽几名技术骨干和要一批大专学生充实科研力量也逐步到位。很快，总体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增加到 400 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