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风搏击 “尚方宝剑”破浪保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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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学寅

大风起兮云飞扬。

骤然间，刚刚上马的这项伟大工程被卷进了政治风暴的漩涡之中。“黑工程”还是“红工程”？一位曾在大海波涛中驾驶战舰纵横驰骋的指挥员——有人把他当时的角色比作“中国的里科弗”，受命于“文革”之始，搏击在风雨之中，冒着政治风险在狂涛巨浪中开起了顶风船。而在艰难时刻，给予他强有力“尚方宝剑”的是这样一位力挽狂澜的老帅……

“牛棚”里请“反动权威”出山

随着核潜艇各系统研制设计工作的进展，一项又一项的设计图纸相继完成，但图纸的审查工作却困扰着主管部门和工程技术人员，滞阻着整体工程的推进。

“主任，我们的图纸找谁审查呀？”一些天来，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电话不断。办公室主任陈右铭应接不暇。“专家呀。”陈右铭回答说。

“可是到哪里去找他们呀？”

“怎么，他们都被打倒了吗？”

 “可不，都蹲牛棚去了。我们所，昨儿个又关进去一个。”

 “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掀起高潮，一大批搞核潜艇工程的行政管理干部被打倒“靠边”站了，那些真正的学术和技术权威很多人都被作为“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接受审查批判。而设计的最终拍板，却离不开这些所谓“反动权威”亲自过目。不经他们敲定，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工程师自己也不放心。

大连的“牛棚”里就关着一个国内外赫赫有名的结构力学专家钱令希。陈右铭在舰艇总体研究所担任所长期间，就曾登门拜访过他，向他请教过有关舰艇结构的设计问题。他曾经出手不凡，解决了海军装备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两年前，七院要修改潜艇设计规范，请几所高等院校参加。其中一章内容是“结合壳的稳定计算”，是整个规范的难点，任务交给钱令希时，七院给了他一本苏联编制的规范作为参考文本。钱教授翻一翻，交回了七院，说：“内容太陈旧了。我们不能参考它。要从理论研究和实验论证两方面下手，为规范提供电子计算机程序，才能赶上时代。”他带领几个青年教师，为海军攻下了这个课题。

一艘中型登陆舰首制舰好不容易造出来了，但在进行航行试验时，却发现舰桥振动太厉害了。制造厂家正在为难之际，陈右铭说：“你们请钱教授给它号号脉吧，兴许能治好。”钱令希来考察一番后说：舰体结构的连续性处理得不够理想。它的身子部分是个软腰，以致后部的机舵振动能量传不到前头去，都挤到舰桥上去了。这就是舰桥振动大的原因。

“这毛病好修 ! 只要稍加改造即可。”钱教授胸有成竹。果然，按照他“开”的“处方”解决了问题。

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驱逐舰，试航时也发现尾轴振动厉害，造船工业办公室请有关专家多次“会诊”，仍没彻底解决问题。陈右铭知道后，建议请来钱令希。钱教授在尾轴附近察看了一会儿，就说：“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这不是尾轴本身的问题。”接着，他就在驱逐舰上画了个某部位改装草图。厂家带草图连夜上了北京，获准后按图改装了一下，结果尾轴震动的问题得到了彻底根治。

钱令希真是神了 ! 工程师和工人们都很佩服。他却笑了笑，回答说：“神什么呀，这类毛病，外国舰艇也常遇到，我不过研究、试验得多一些罢了。”陈右铭与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请他参加核潜艇船体及动力系统结构设计的审查定夺。

钱令希是著名教育家、结构力学家、工程师，长期从事结构力学的教学和研究，是我国计算力学的工程结构优化设计的开拓者，也是使结构力学与现代科学技术密切结合的先行者和奠基人。此时是大连工学院物理力学系主任、教授。

钱令希于 1916 年 7 月 16 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镇的书香门第。从小就发奋苦学，12 岁时就从初中一年级跳级考入上海中法国立工学院高中部，接着又以优异成绩直接升入大学部土木科。1936 年 9 月，钱令希以土木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送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大学留学，两年后毕业时获得了“最优等工程师”的学位。

抗日战争爆发，钱令希怀着报国之心，返回祖国，到了昆明。先后在由茅以升教授领导的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和由竺可桢担任校长的当时流亡在遵义的浙江大学等处担任工程师和教授。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钱令希发表了多篇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27 岁的钱令希担任了号称“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的教授。

1952 年 1 月，钱令希在杭州受大连工学院屈百川博士的“三顾茅庐”之邀，来到了滨海城市大连，担任了第一任科学研究部主任。钱令希一面从事教学，一面从事科研，曾以武汉长江大桥和南京长江大桥工程顾问的身份，参加了这两座大桥的桥梁规划、设计和科学研究工作。1959 年，他还参加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规划会议，提出了一个新型的大头坝型——梯形坝的建议，为后来的浙江乌溪江高坝所采用。由于钱令希在教育和科研上作出重大贡献，1955 年起，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参加了我国第一和第二个科学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从 1956 年起，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从 1964 年起，被推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早在 60 年代初，核潜艇工程上马后，七院报请国防科委批准，就给钱令希下达了“导弹核潜艇壳体的强度、开孔和稳定性问题”的科研项目。这是钱令希这位老教授第一次接触到的连过去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新课题。

钱令希立即组织固体力学研究室的一批青年教师协力攻关。这种壳体形状复杂，要求严格，在国外文献上都找不到有针对性的参考资料。钱令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钟万勰。他非常赏识钟万勰的才能。钟万勰不顾疲劳，苦心探索，一个星期后，他就找到了这类壳体特别容易压坏的一种不利形式。钱令希听了他的汇报，看着他的图纸，高兴地说：“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发现 ! 找到了不利形式，再逐步去找有利形式，那就容易得多了 !”果然，在钱令希的指点下，往后的研究出乎意料的顺利。

可是，眼看就要出成果的时候，钱令希和他的几位主要助手都受到了“文革”无情的冲击，办公室和实验室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大批判的战场。

钱令希被迫离开自己的教学和科研阵地，马上就要到手的科研成果，眼看又要夭折了 ! 内心感到万分痛苦。这天，钱令希又一次接受批斗，战场就在实验室。

“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搞科研 ?”批斗完以后，钱令希要求说。

“你这个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一个造反派斥责道：“还不死心，梦想翻天呀 !” 

“不，那是国家交给的任务。”

 “这也不行，批倒批臭了再说。”

1967 年夏天，造反派突然“杀向社会”，院内顿时宁静下来。钱令希立即抓住这个“可趁之机”，马上来到办公室。没想到他的两个主要合作者也不约而同地来找他。

“太好了，我们赶快动手。”于是钱令希领着这两位合作者，马上摊开了几年来积累起来的资料，认真地分析和整理起来。他们日以继夜，一刻不停。

他们又苦战了一个盛夏。8 月 23 日，他们终于写好了十几份研究报告，捆扎好。

“放在哪里 ?”年轻教师问。“在这学院内，没有安全的地方，”钱令希果断地说：“寄出去，寄到有关单位去。”

钱令希悄悄地交给组织部的一位姓姜的干事，寄了出去。他还把应该保留的资料，寄存在那位干事的家里。

好险哪 ! 就在研究报告寄出的第二天，那些造反派就杀了回来，钱令希的办公室和实验室又被贴上了一道道大封条。钱令希暗暗感叹：“此乃天意 ! 此乃天意呀 !”这些研究成果终于保存下来了。他们的这项成果，后来列入国家设计规划，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还得了奖，以这些成果写成的一篇题为《潜水耐压的锥柱结合壳的强度和稳定性》的学术论文，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决定请钱令希出山后，陈右铭立即给大连工学院军管会打了一个电话，说有一项绝密科研项目需要钱令希完成。回电话的速度很快，结果却是大失所望：学院群众组织不同意。

陈右铭火了，立即乘火车赶到大连工学院，只见校园内，瓦砾遍地，纸片飞扬，那些“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钱令希”“特务”“反革命”之类的大字报显得醒目吓人。陈右铭在专门关押所谓“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的“牛棚”里找到了钱令希。

钱令希久久地打量着陈右铭。

“钱教授，你不认得我了 ?”

 钱令希怎么不认识陈右铭呢 ?

自陈右铭当了第七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以后，钱令希就认识、熟悉陈右铭了。记得陈右铭当了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后，有一次，钱令希曾问：“陈主任，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陈右铭笑笑说：“高粱地里 !”在钱令希的眼光里，像陈右铭那样渊博的知识，只有专家、教授才有。后来，同陈右铭的接触逐渐增多，钱令希不但了解到陈右铭知识所以这样渊博的原因，而且看到了陈右铭的其他许多优点：反应灵敏、考虑周密、尊重人才、决策果断，大胆泼辣。因此，钱令希对陈右铭既敬佩又尊重。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陈右铭这个时候来找他。

“陈主任，”钱令希严峻地说：“这是什么时候，还要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

 “我要是早来就好了。” 

“早来也是没有用的。”

钱令希告诉陈右铭说，造反派很快就要向他采取新的行动：在图书馆搞了一个什么展览，列了许多罪状，上面还把钱令希画成漫画，并已通知他，就在今天下午要他自己去当解释员！

“我知道他们这是有意侮辱我，随他们的便吧 !”钱令希叹了一口气说。

“不行 !”

陈右铭又同钱令希交谈了几句，转身就往军管会走去。见了军管会主任问道：“我们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告诉你了没有 ?”

“对我说了。”

“那你马上把钱教授的办公室腾出来，给他一个保险柜，让他继续进行‘绝密工程’研究。”陈右铭进一步指出：“其他人不知道，你是知道他在搞什么研究，如果谁敢查抄他的资料，谁敢干扰他的研究，我们要追查责任的 !”

“这些都可以办到，但是……”

 “但是什么 ?”

“你对我说，我可以相信，我又怎么去对群众组织说呢 ? 你是不是给我个文件书信什么的。”

“是周总理指示要钱令希出来工作的。”陈右铭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一出口，陈右铭又猛地感到此话不妥，来之前周总理没有指示自己这么办呀。可是他转念一想，又感到此话也没有全错。因为有一次，陈右铭曾利用向总理汇报工作的机会，提出请钱令希教授参加审查核潜艇结构并请他参加编写潜艇结构设计规范，总理听后指示说，你可以请他参加工作，但不要调他，他留在学校当教授培养人才作用更大。请他参加工作，这不就是周总理的指示么 ! 这就是一个“尚方宝剑”，用在这里没错。可是，这位军管会主任还是希望给他一个正式信件，说明这是总理指示，好给群众做工作。

“我来得匆忙，没有来得及写信，我是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你可以把我的话向群众传达，错了我负责。”

“这个……”

“如果你不相信，可以打电话直接问总理。”这下可难住了军管会主任：要是周总理没有这个指示，当然要追究陈右铭的“罪责”；但是，要是周总理真的有这个指示，还打电话去查问，这不是对总理的不敬吗 ? 他权衡利害，考虑再三，只好同意。“好吧，我马上去办。”钱令希被解放了。造反派原来要他在下午当展览会解释员的事只得告吹。他担当起一项“特殊使命”，立即投入对相关设备结构的力学研究、审查和鉴定，为核潜艇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件事只是陈右铭保护核潜艇科研专家的一个典型例子，在那个特殊年代，被陈右铭保护的何止钱令希一个人。由于在“文革”运动高潮到来的时候，把许多科研专家作为“反动权威”打倒“靠边站”，他多次向上级反映：“没人干活，我这个工程办公室主任怎么当啊？”无奈，他只好与办公室的同志分头到各研究院、所和工厂，去做群众组织和军管会人员的思想工作，宣传核潜艇工程的意义，尽最大努力保护科技人员，使他们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稳定的工作环境。陈右铭在他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把参与核潜艇科研的全部专家都解放保护起来也很难，不过聊以自慰的是，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红工程”还是“黑工程”

1967 年 3 月，中央决定，国防科研工作由国防科委统一组织实施，几个国防研究院仍由国防科委领导，刘华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核潜艇工程办公室搬到国防科委办公，不久中央军委批准其为国防科委核潜艇工程办公室。

1967 年 6 月初，北京像整个中国一样，沉浸在一派骚动不安的氛围中。东西长安街上，经常看到长长的人流，打着各色的标语、旗帜，呼喊着震耳欲聋的口号，像激流中的漩涡一样回旋着。

这天清晨，血红的太阳刚刚透过一片片乌云，在东方的天际缓缓升起。一辆浅灰色上海牌小轿车，夹在熙熙攘攘的车流人流中，沿着长安街由西向东奔驰。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坐在车内后排的坐位上，微黑的面庞上透露着一种坚毅而充满自信的表情，宽阔的前额下，一双深邃的微带血丝的大眼睛，给人以充满睿智和勤奋精神的感觉。他虽然没有穿军衣，但那宽阔挺直的腰板，保留着军人的姿态。他时而若有所思，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前方；时而转过脸去，看一眼马路两旁高大建筑物上那已经司空见惯的大标语：“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粉碎‘二月逆流’！”当他的眼睛扫视到一幢大楼上张贴的那幅“不准以生产压革命”的标语时，他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心也触电似地缩紧了。今天他是第二次来向聂帅汇报请示的。

核潜艇研制总体方案确定后，研制工作全面铺开。到了 1967 年春天，正当研制工作急需向前推进的时候，全国兴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夺权”风，各地都是两派争斗，领导“靠边”，人心惶惶，工作程序全被打乱。许多担负核潜艇工程科研和生产任务的单位停工停产。一些思想极端的人散布说：核潜艇工程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批准‘同意’的”，是“黑工程”，搞科研和生产是“以生产压革命”。

陈右铭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不无担心地找到他，把了解的情况向他汇报，说参加核潜艇研制工作的一些单位出现了这样一股风，他们说：如今邓小平成了另一个“中国赫鲁晓夫”被打倒，而在邓小平批准这项工程的时候，是党中央总书记，因此，这项工程必定是“黑”的，它的后台必定是邓小平。既然这个工程是“黑”的，后台又是邓小平，再这样干下去，就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于是，本来就不想干的，找到了证据；想干的，也不敢干了；敢干的，又经常受到围攻。

陈右铭一听明白了。那是 1958 年 6 月 26 日，邓小平在聂帅关于研制核潜艇的报告上批了“好事”“拟同意”几个字。

“邓小平批准的，就成了‘黑工程’了？不那么简单！”陈右铭很生气。

“这个工程不仅邓小平批过，”陈右铭激动地说，“毛主席批过，周总理批过，批过的人还多着呢！邓小平批了就成了‘黑工程’，毛主席、周总理批了，又成了什么工程呢？！”

“这么说，这是‘红工程’了？”

“本来就是‘红工程’么 !”陈右铭肯定地说。

面对这种形势，核潜艇工程办公室虽然几次召开各大单位领导参加的协调会，要求各部门派人下去抓，但由于各级领导失去了“权威”，说话不灵，总是抓不起来。因此，各部门都希望国防科委尽快召开一次由各研究所、生产厂党政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参加的研制工作协调会，进行技术、进度协调，进一步研究完成任务的办法，并请中央首长到会讲话，进行最有力的政治动员，统一大家的思想。

在当时那个“突出政治”到了登峰造极、“革命可以冲击一切”的火候上，召开这样一个专门抓科研和生产的会议，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弄不好就会被那些“左派们”栽上“以生产压革命”的罪名，不仅可能使会议的组织者“引火烧身”，而且连到会讲话的中央领导同志也有可能会被牵连。然而，在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刘华清的支持下，陈右铭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从党的事业出发，毅然提出要召开这次会议。那么，该请哪一位中央首长到会讲话呢？当时，中央负责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有的成了“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人”被打倒了，有的成了“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陈右铭决定向主管科研工作的军委聂荣臻副主席请示汇报。

半年之前，刚担任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的陈右铭，在京西宾馆第一次向聂副主席汇报核潜艇总体方案时，给聂副主席留下较深印象。当时，原海军副政委、此时任六机部部长的方强向聂荣臻介绍陈右铭：“他是海军能操纵舰艇完全过关的支队长。”聂副主席很高兴：“噢，你是搞舰艇的。”陈右铭谦虚地说：“我是学快艇的，潜艇只学过战术，没学装备。”然后，聂副主席又关切地问：“你那里怎么样？有没有贴你的大字报？”“有。”别人插话说：“他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字报不多。”聂副主席当即勉励他：“不要怕，我们支持你们的工作，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们请示报告。”当科研人员向他报告，有些造反派对核潜艇工程横加干预，无理阻挠时，他怒不可遏：“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核潜艇工程我也抓定了。”

聂荣臻同志是一位言必行、行必果、富于务实精神的国家领导人和军事统帅。他对科研工作是非常支持的。20 世纪 60 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邓小平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解决在艰苦环境中从事原子弹、导弹等尖端科研工作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问题，聂荣臻得知科技人员的生活困难情况，亲自向海军和各大军区求援，调集一批生猪、海鱼、海带和农副产品，全部以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分配给每个专家和科技人员。

这一次，聂荣臻又听取了刘华清、陈右铭关于核潜艇研制工程受到严重冲击、停工停产的情况汇报后，在刘华清的报告上批示：“华清，我同意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核动力装置关键材料、设备生产制造厂、关键技术科研院所、等单位领导的协调会。”并强调：“凡是接到通知的厂长、书记，不论是否正在接受批判和审查，都必须到会。”聂帅还答应亲自到会讲话，这使刘华清、陈右铭很受感动。

这时候，聂荣臻元帅正处在因为所谓“二月逆流”事件濒临被打倒的艰难的逆境中。所谓“二月逆流”，是指在 1967 年 1 月 19 日至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和 2 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因陈、叶、徐、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谭、二李为当时的副总理，因此又被称为“三老四帅”），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进行坚决的斗争，当时被诬称为“二月逆流”，实际上，它是一场正义凛然的“二月抗争”。

6 月 20 日，会议正式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国家各部、委和海军领导同志，以及各研究所、工厂的领导，代表共 300 多人。会议在进行技术协调、讨论任务落实问题的过程中，大家纷纷反映，许多研究所、工厂停工、停产，群众对这项工程的认识不统一，有人认为核潜艇工程是“黑工程”，想干的不敢干，不想干的不干，任务落实不下去。一些戴着各种各样“黑帽子”的厂长、书记，披着“臭老九”外衣的科技人员，诉说受到的冲击、屈辱和生产、科研难以开展的困境，十分痛心，甚至抱头痛哭。聂荣臻先看了会议简报，并委托秘书听取了会议情况的汇报后，决定在会议结束前的 6 月 25 日到会讲话。

这天，陈右铭比往日起得更早，做了简单的洗漱之后，便迅速从家里驱车来到民族饭店。陈右铭下车后直接进入餐厅，与会议代表一起用了早餐，便到民族宫大厅检查会场准备工作。

上午 9 时，聂荣臻副主席按时来到会场。他身穿草绿色军装，仍然戴着那副金边眼镜，面庞虽然已经消瘦了许多，眉宇间也明显凝结着某种忧虑，但却仍保持着他平时常有的那种庄严而又慈祥、谦和的神情，气宇轩昂地走进会场。他在主席台中间的位置上坐下后，会议的主持者、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向与会代表宣布：中共中央军委聂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在百忙中亲自到会看望大家，现在我们热烈欢迎首长给我们作指示。

刹那间，与会的代表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不由自主的站起来，顿时掀起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辛苦了！”

聂副主席抬了抬金边眼镜，扫视了一下会场，首先向战斗在科研第一线的同志们表示慰问。他分析了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核潜艇研制工作展开以后的进展情况，指出在此时此刻召开核潜艇技术、进度协调会议很有必要。接着反复说明：核潜艇研制工程是关系国家安危大计的重要工程，这一工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尖端工程，是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周总理直接抓的国防重点工程，是对我国国防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红工程”，决不是“黑工程”。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研究院、所、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这项工程，不能等，不准停！必须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元帅的话掷地有声，会场上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聂副主席提高了嗓音，大声说：“这项工程工作量很大，协作面很宽，一环套一环，紧紧相扣，每个部、委的工作都要从大局出发，只能提前，不能拖后，不要因为自己的部分影响整个进程。困难是很多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克服解决。”

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聂副主席以革命家的胆识，精辟分析了革命与生产、革命与科研的关系，强调指出：决不能把科研和生产停下来，决不能认为抓科研和生产，就是“用生产压革命”。他号召各级领导和广大科技人员、工人按照毛主席决定的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决心，以大局为重，一定要按时完成任。

聂副主席最后说：“任务是光荣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经得起考验，为加强国防建设作出新的贡献！”他大声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十分关注这项工程，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让它夭折！”

聂副主席讲完话，代表们又一次报以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6 月 20 日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在中国核潜艇研制历史上被称为“620 会议”。会议开始时，海军和国家各部、委的领导同志都讲了话。聂副主席到会作指示，将会议推向了高潮。他的话，肯定了核潜艇研制工程是“红工程”而不是“黑工程”，这是使有关科研和生产在浊浪翻滚的政治漩涡中不至夭折、得以进行下去的政治前提，驱散了笼罩在一些人心头的迷雾，给与会人员以巨大鼓舞。大家决心回到工作岗位后，用最大努力抓任务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