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风搏击 “尚方宝剑”破浪保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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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学寅
大风起兮云飞扬。
骤然间，刚刚上马的这项伟大工程被卷进了政治风暴的漩涡之中。“黑工程”还是“红工程”？一位曾在大海波涛中驾驶战舰纵横驰骋的指挥员——有人把他当时的角色比作“中国的里科弗”，受命于“文革”之始，搏击在风雨之中，冒着政治风险在狂涛巨浪中开起了顶风船。而在艰难时刻，给予他强有力“尚方宝剑”的是这样一位力挽狂澜的老帅……
然而，事情往往不能按照人们预想的那样发展。就在“620 会议”结束没过几天，林彪、江青及其追随者，就公然对抗中央和国务院于 6 月 6 日发出的关于纠正打、砸、抢、抄、抓歪风的通令，公开提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口号，在全国掀起了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江青还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一时，全国许多地方发生武斗，不仅工农业生产受到巨大冲击，组织严密的国防科研和生产也被冲得七零八散。“620 会议”精神特别是聂副主席的讲话印发下去后，虽然有一部分单位能够按要求，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去完成自己承担的任务。但仍有许多单位由于分成两派，互相争斗，有的根本无法传达会议精神；甚至有的厂长书记在北京开完会回去，刚下火车或轮船，就被人关进“牛棚”、隔离室；有的尽管传达了也落实不了，还有些单位根本就没来参加会议，更无法按正常情况落实会议精神了。得知这些情况，核潜艇工程办公室里充满着焦灼不安的气氛。办公室主任陈右铭更是心急火燎！怎么办？陈右铭望着窗外那低沉的天空，紧皱眉头在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打起了转转。怎么办？陈右铭有感于世事的艰难，气病在床，躺在床上彻夜翻腾，难以入眠。怎么办？具有丰富领导工作经验的陈右铭决定把问题交给同志们讨论，想用集体的智慧把这个“？”拉直。陈右铭来到国防科委大楼办公室，找几位同志研究对策。国防工办的汪祖辉，还有国防科委的李奇、蔡殿三和李嗣尧、黄锦荣 5 个人，边谈情况边议论。在讨论研究中，大家认为，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如果把聂荣臻副主席的讲话印发下去，显然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有些话也不能对群众公开讲，有些话可能对聂副主席本人不利。因此，必须采取特别措施。“你们想想，”陈右铭又重复了一遍：“看看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 ? 汪祖辉突然打破沉默，说：“我记得赖局长曾说过，中央军委为研制核材料，曾发过一次什么‘特别公函’，起到很大作用。”这里所说的“特别公函”是这样的：在研制原子弹核材料过程中，二机部有那么几个单位相互之间争得不可开交，研制工作无法进行下去，最后不得不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了一个“特别公函”。所谓“特别公函”，比一般文件和指示更具有权威性。那份“特别公函”，曾经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参与原子弹工程人员的积极性，动员了全国各方面的力量保障原子弹研制的顺利进行，终于使原子弹如期成功爆炸。可是，拉问号的拉力并不是向着一个方向的。当陈右铭派人把这个想法拿去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时，有的同志十分恐惧：“这是什么时候，你们还搞这个东西？人家不说这是以生产压革命？”“你这不是把自己送上门让人家当靶子打吗？”“现在写这种‘公函’谁敢批准？”原来的问号没有拉直，又增添了一连串新的问号。派出去的人回来向陈右铭报告了有关方面的顾虑，而认准了一条道的陈右铭是十八匹马也拉不回来的。他坚定不移地说：“要怕，咱们就别干；要干，就什么也不用怕。既然上级让咱们负责抓，就不能前怕狼后怕虎！”他的决心得到了赖坚、汪祖辉、李嗣尧等人的一致支持。于是，赖坚、汪祖辉和蔡殿三主动承担了起草“特别公函”的任务。核潜艇工程办公室起草这份“特别公函”时，很费了一番脑筋。公函内容十分策略，最前面的显要位置，赫然印着毛主席的指示；公函内容的措辞也十分特别，都是用毛泽东讲过的话或词语串联起来的。这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带有浓厚的时代特色，但也确实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作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0 九”工程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一项重要的国防尖端技术项目。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极其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希望有关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树雄心，立壮志，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革命路线；群策群力，大力协同，排除万难，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保时间、保质量，圆满完成任务，夺取文化大革命和科研生产的双胜利。接着，陈右铭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起草的“特别公函”草稿和要求以中央军委名义下发“特别公函”，以及如何下去传达落实这个“公函”的报告，送给了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战争年代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将军，面对林彪、江青一伙刮起的所谓“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十二级台风”，正处在头上的“乌纱”随时都可能被卷走的政治涡流中。但他不顾个人得失，以大无畏的气概，毫不犹豫地当即签字并亲自送呈军委聂荣臻副主席审批。江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因为所谓“二月逆流”受到冲击的聂荣臻元帅心底无私天地宽。1967 年 8 月 30 日上午，刘华清带着这份材料去见聂帅，简要说明来意，聂帅就全明白了：核潜艇工程面临的问题十分严重，不到火烧眉毛的节骨眼上，这些担任核潜艇领导工作的老军人，是不会要求用军队的最高权力，来发《特别公函》的。他戴上老花镜仔细看完了《特别公函》，沉默片刻，霍地从座椅上站起来，便抽出毛笔，蘸了墨汁，果断地挥笔签发了《特别公函》，并批准了关于派人下去传达“特别公函”的报告。然后，他搁下笔，铿锵有力地对刘华清说：“一定要派得力的人员下去传达，要与各大军区联系、贯彻落实。”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完全从事业出发、敢于负一切责任的敢作敢为顶天立地的重大举动。这一举动，不仅应该载入中国的核潜艇研制史册，还应该载入中国的国防科技史册。聂荣臻签发的《特别公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意义重大的《特别公函》。有了这个《特别公函》，任何单位、个人就不能以任何理由影响核潜艇的研制工程。这是一把“尚方宝剑”啊！是中央军委给核潜艇工程第一线组织者和指挥者的最大支持！如果不是签发这个《特别公函》，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的时间，也许会推迟很长时间。陈右铭和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的同志们接到聂帅签发的《特别公函》，大家当时真是心潮起伏，个个热泪盈眶。陈右铭一边组织工作人员把《特别公函》赶印出来，去加盖了中央军委的公章，并研究草拟了贯彻这个《特别公函》的动员讲话提纲；一边迅速将十几个工业部、研究院的领导邀请过来研究，根据当时各单位都分成两派，文件印发下去无法传达不起作用的实际状况，组织了几个传达宣讲小组，兵分几路，直接深入到全国各地的研究所、工厂、车间，面对面向群众传达，与群众对话，把工作做到实处。一路由陈右铭和国防科工委三局的李方华参谋，带领一机部、冶金部、六机部的有关人员去上海、南京、武汉一带；二路由赖坚等去天津和东北各省市……并在当天晚上就与有关军区通电话联系，传达了聂副主席的指示。宣讲小组每到一个地方，都把两派群众集中起来，向他们大声疾呼：核潜艇工程（当时都用代号“09 工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一项重要国防尖端科研项目，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一项极为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对国防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群策群力，大力协同，排除万难，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赖坚等人先后来到天津、沈阳、哈尔滨、富拉尔基，向这些城市承担工程任务的工厂职工宣读《特别公函》。《特别公函》还真灵，两派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一听这是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工程，都乖乖地走上了生产岗位。陈右铭、郭作东、汪祖辉一到上海，就同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商讨传达《特别公函》的事。经与上海市委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协商，决定在文化广场举行万人大会，并由他亲自主持，请陈右铭宣读《特别公函》和讲话。会后，七院驻上海的几个研究所和群众组织都来找他，要他去作补充报告。派性被压下去了，正气上升了，设计室的封条撕下来了，车间的机床又轰响起来了。但是那个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核潜艇工程的决定却极大地触怒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势力，触怒了那些些头脑膨胀思想极端的造反派头头。他们在一个小型会议上大喊大叫：“陈右铭，你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以生产压革命！你煽阴风点鬼火……”陈右铭不予理睬。陈右铭随即离开上海，去南京、武汉……陈右铭带领宣讲人员，从北京到上海，从南京到武汉，从广州到重庆，从成都到西安，足迹踏遍祖国 10 多个省市的一个个研究所，一个个工厂、车间。他们耐心细致地向群众传达文件，风尘仆仆，任劳任怨，脚踏实地，说服动员，苦口婆心。在当时极端困难的境况中，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都把他们传达的《特别公函》当作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去执行，极大地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解放了成百上千参加核潜艇工程建设单位中大批“靠边站”的领导干部和受冲击的科技人员，有力地激发了人们的工作热情，排除了种种干扰，克服了重重困难，保证了核潜艇研制工作得以在各个领域坚持进行下去。可是，前进的道路总是不平坦的，就在陈右铭和同志们一起历尽千辛万苦，走遍天南海北传达《特别公函》，逐个单位落实科研任务告一段落，回到北京的时候，一封意想不到的要求逮捕法办陈右铭的秘密告状报告也送到了中央。这个密函是“四人帮”的同伙之一、当时的上海市实际负责人马天水写的。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与其他各大城市比较，这里承担的与研制核潜艇有关的科研、生产项目最多。为此，陈右铭在上海地区召开的万人大会上，传达了中央军委的《特别公函》和宣传这个公函的动员讲话提纲，极大地鼓舞了真心实意为国防建设贡献力量的广大干部、科研人员和工人。但当时的上海，也是“四人帮”中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起家之地，他们在所谓的“一月风暴”中全面夺取了上海的领导权。而作为“四人帮”同伙的马天水等人又不能明目张胆地反对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便一边在背后散布《特别公函》是聂荣臻批准的，没有经过毛主席同意等蛊惑人心的流言，一边诬陷陈右铭在上海传达《特别公函》万人大会上的讲话“大讲生产，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是用“生产压革命”，“支一派压一派”，“泄露了军事机密”。并向中央写了要求以“泄露国家机密”罪逮捕、审查、法办陈右铭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转到了周恩来总理和军委叶剑英副主席处。在十年动乱中保护了大批好干部的周恩来总理对此根本不予理睬。叶剑英副主席看后批示：退国防科委。而国防科委又将这个报告转到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就是陈右铭。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向中央要求逮捕法办“犯人”的报告，转了一圈，竟送到了逮捕对象手里！这可怎么执行呢？其实，在当时那段一度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是非颠倒的年月里，出现这样的事情，一点也不可笑。难怪曹雪芹在他流传千古的名著《红楼梦》中写下了这样富有哲理的诗句：“真作假时假亦真，无为有时有还无。”但事情并没有了结，因为之前已有两件事种下了祸根。一是前面讲到张春桥、马天水要在上海建核潜艇模式堆被陈右铭否定了，他们耿耿于怀，总想借机报复；二是在“文革”时，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在江南造船厂蹲点，搞了一个调查报告，罗列了所谓第七研究院执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八大罪状送到国防工办。陈右铭根据刘华清、于笑虹的指示去找马天水，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双方发生过激烈的争论。马天水见告状信没有回音，又给聂荣臻送去了一份秘密公函。聂帅太了解陈右铭了，他怎么能是反革命呢！阅毕，一字不批，也不转他处，根本不予理睬。真是咄咄怪事，一个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去上海各有关厂、所抓科研生产，竟不能谈核潜艇，否则你就是以生产压革命，就是泄密 !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然而，就像人们常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方并没有轻意放过陈右铭。1968 年 4 月，陈右铭因工程之事又到了上海。此时街上贴有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这是由上海复旦大学红旗战斗队引发的，七院在上海的几个研究所也有人写了大字报。陈右铭十分担心这个事件会影响几个研究所执行的核潜艇工程项目，便对一个所长说：“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研究所不要随便表态参与，还是工程任务要紧。不要让别的事干扰了我们的工程为好。”那个所长说：“听说有可靠证据证明张春桥是叛徒……但我们还是以科研为重，没有正式表态。”陈右铭没有想到，就这么几句对话使他遭到了飞来横祸。他前脚回到北京，上海后脚就派人到了北京的七院调查。他们告诉军管会：“陈右铭参与了上海‘4·12’炮打张春桥反革命事件，马天水希望对其进行严肃处理 !”1970 年夏天，张春桥看到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名义多次诬告未成，就直接向有关部门负责人发话 ：“七院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死抱住苏联的框框不放。七院在上海的几个研究所不听上海市的招呼，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七院领导人中有坏人”。此事虽然报告了中央政治局，但并无下文。1973 年，作为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春桥、王洪文再次作出批示，要求海军“彻底清查七 院参加 4·12 反革命事件的严重问题”。在“四人帮”的高压下，海军党委决定成立专案组，对包括陈右铭在内的 七院有关同志参与“4·12 炮打张春桥” 的事件进行内查外调，同时宣布：暂停陈右铭主管的工作，回七院检查交代问题。经过几个月的揭发、审查，海军党委以“未搞清楚，在工作中继续交代”又恢复了陈右铭原来的工作。陈右铭戴着被审查的帽子，冒着随时被批斗、逮捕的风险，顽强地坚守着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的岗位上，任劳任怨地埋头苦干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这段冤情才得到平反昭雪。陈右铭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搞核潜艇，上上下下得罪了不少人。我在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我只能这样做。不然我对不起关怀支持核潜艇事业的周总理，聂荣臻、叶剑英副主席， 李先念副总理和从事核潜艇研制工作的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工人和解放 军指战员。只要能把核潜艇搞出来，其他的也就顾不得了。”“只要能把核潜艇搞出来， 其他的也就顾不得了。”——这是陈右铭的心里话，也是他工作精神的写照。陈右铭不仅以舰船设计院副院长身份直接参与了核潜艇的具体研制工作，而且作为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经常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协调解决问题，与科技人员和工人同甘苦，共患难，长年过度劳累，罹患梅尼尔氏症，多次昏倒在试验现场。他曾不顾生命危险，与技术人员一起在核设备泄露现场抢修，因接触了大剂量核辐射，对身体造成了终身损害，为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和正式列装作出了杰出贡献。第一代核潜艇工程取得了 300 多项技术零的突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发明特等奖，是与陈右铭十多年心血奉献分不开的。1970 年 12 月，陈右铭又兼任综合远洋测量船工程办公室（简称“718办公室”）主任。他提出的关于海军远洋测量船规模的意见，获军委和周恩来总理批准。他积极协调，狠抓落实，圆满组织完成了测量、科考、补给、救生等远洋舰船的研制任务，以及我国发射洲际导弹和卫星的远洋跟踪测量。1975 年 9 月以后，他在继续兼任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和我国远洋综合测量船建造工程办公室主任的同时，先后担任新组建的海军装备技术部副部长、部长，还长期兼任中国造船协会副理事长。十多年中，他站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的高度，深入思考研究海军装备发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积极组织开展装备的研究和建造工作，为海军装备的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地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无论是在工作岗位还是退休以后，陈右铭都不计名利，高风亮节，不仅自己坚决谢绝“中国的里科弗” 这个耀眼的光环，而且在国家对核潜艇工程的各种奖项中，因为规定行政领导不参与，也从来没有他的名字。然而，那些参与核潜艇研制的相关领导和专家都心如明镜。那些为核潜艇研制成功而献身的人们怎能忘得了他呢？在 1989 年召开的由参与核潜艇研制老专家编写的《核潜艇史料集》审查会议上，讨论哪些人可以上人物史料时，由于研制历程时间太长，各阶段都有作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 编审会的审查人员只能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确定人选。结果，陈右铭以全票当选为第一名，足显他在核潜艇科研界的崇高地位。2007 年 5 月 19 日，研制核潜艇的老领导、老专家在北京举行座谈会，核潜艇工程的元老、对整个研制过程了如指掌的原国防科工委海军局局长仇世民在会上说 ：“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右铭在核潜艇研制全程中起到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他是中国的里科弗”！当然，仇世民的话也是对陈右铭当年在核潜艇研制工程中所处岗位和发挥作用所作的类比。
作者简介：李学寅，河南唐河县人，1947 年生，1968年入伍于南海舰队鱼雷艇部队，1974年7月调入新华社驻海军分社任军事记者。1982年考入中国新闻学院学习至1985年。1988年调入中国消费者报社，先后任总编室主任、副社长、社长兼总编辑。2006年 11月，任国家工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局长。2006年12月，任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作者在30多年新闻工作生涯中，在新闻媒体和杂志发表各种形式文章1100 多篇约230多万字，撰写和主编专著10部共290多万字。
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虽然我们讲着不同的方言，但是我们一起诉说心事，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兄弟。战友、战友，这么多年了，你还好吗？还常常想起我们在艇上的日子吗？神圣神奇的潜艇，让我们知道，原来濳艇人的友情更让人牵挂！过去通讯不发达，许久没有彼此消息，也许我们奔波忙碌，很久没有联系过了，但是希望你知道，我一直惦记着你。微信让我们慢慢都联系上啦。即使过了几十年，我们都已老去，即使岁月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带不走我们潜艇人的深厚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