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坚克难 攀险峰总理牵魂系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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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学寅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

这是一座在华夏科技原野上前人尚未涉足的险峰。

他们，一批中华民族的科技精英，在神秘科学的迷雾中，披荆斩棘，探索新路，执着追求，不懈拼搏，终于带领一批祖国的英雄儿女，沿着曲折险峻的路径，攀上了这座奇峰。而在关键时刻倾注心血给予这项伟大事业最大支持的，是这样一位在特殊年月中顶天立地支撑着共和国大厦的伟人……

万人鏖战试验基地

1966 年开始的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之风通过各种渠道“吹”到祖国西南这个偏僻的山区，“大批判”的热潮也波及到山区的核动力试验基地。一些领导干部被迫“靠边站”，许多专家被当成“反动权威”进行批斗。连副总工程师赵仁恺这个试验基地的技术总负责人，也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而受到批判，妻子被下放到外地一个农场，3 个儿女也相继上山下乡或奔赴北大荒，家里只剩风烛残年的母亲。对母亲的惦念，对妻子的思念，对儿女的牵挂，使他深感愧疚。很多年以后，赵仁恺在回忆文章中说：“我们这批‘老九’（‘文革’中专指‘知识分子’），为了‘三线’，为了国防，舍小家，作出的牺牲，真正是后人难以想象。”面对这一切，赵仁恺天天按捺住心中的一切郁闷与痛苦，顶住压力，忍辱负重地坚持忘我工作在现场第一线。他心中揣着的是核动力事业，这个神圣的事业就是支撑他激励他顽强坚持奋斗的理想和希望。为了研制核潜艇设备，许多科技人员终年在全国各地奔跑着，但一回到试验基地，有的被当作“保守派”挨斗，有的被卷进突发的“政治事件”中。

由于受到突如其来的这场政治运动的严重冲击，核动力试验基地建设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进展缓慢。

面对这种状况，各级领导都十分焦灼。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周希汉等领导同志，多次召集各有关部门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最后，国防科委领导和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研究决定，采取坚决措施，调整各系统的领导关系，调换和充实领导力量，将原属二机部第二工业设计院的核动力研究所调归六机部第七研究院建制领导，明确模式堆试验基地建设的工艺设计、技术协调和工程建设的领导归属，重新组织了施工现场指挥部，由二机部办公厅副主任，曾任过周恩来总理秘书的何谦担任工地指挥长，七院张志信任政委，以加强对科研工作和试验基地的施工领导。二机部抽调一大批技术骨干来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组织工作，七院核动力所组织 100 多人的设计人员前来助战。同时，上级决定彭士禄负责核潜艇工程和陆上模式堆设计的技术抓总，赵仁恺负责陆上模式堆工程厂房和土建的技术抓总，符德番负责工程建造中的生产设备、调试和建成后的运行管理，还派出以总体所所长夏桐为组长的工作组，协助指挥部处理工程建设中的技术问题。1967 年下半年，彭士禄从首都北京搬到这个偏僻

山区的试验基地“安营扎寨”， 摆开了一副决战的架式。这使广大科研人员受到鼓舞。

但是，由于试验基地建设工程量实在太大，所在的深山峡谷过于偏远，组织增加施工力量十分困难，建设施工队伍力量严重不足。为了加速基地建设的施工速度，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研究觉得，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请求军委派部队来支援。于是，他们向中央军委写报告，要求派一个师级干部来当军管会主任，派一个营的部队来支援建设。报告经周恩来总理阅后报毛泽东主席。1968 年 7 月 18 日，毛主席亲自签发了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给成都军区的电报。

这个电报，因为是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在当时，施工现场的 8000 军民无不奉为“圣旨”。它比不久前中央军委发出的《特别公函》具有更加神奇的作用，不仅使战斗在工地上的广大军民受到巨大鼓舞，更对统一大家的思想，消除派性，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给原来部分工程陷于瘫痪的工地带来无限生机。可以说，毛泽东签发的文件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委、中央军委、国防科委等所采取的一系列特别措施，逐步在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形成了一道抵制和消弱“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冲击的墙壁。这道墙壁虽然并非坚不可摧，但还是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在这道以“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国防尖端科研工程”为“钢筋”的“墙壁”之内，施工现场的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科技人员，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和生产上的“政治避风港”，开始用最大的热情加紧工作。他们怀着为现代化国防建设出力的责任和光荣感，提出了“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的口号，战胜高温、暑热、多雨等困难，不分昼夜忘我劳动，使试验基地和模式堆建设的施工进入了快车道。

核动力模式堆装置的研究、设计和建设，是多学科现代科学技术尖端科研成果的结晶。毛泽东“718”批示发表后也调动起全国各有关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省市的力量，他们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完成各自承担的科研工作和设备、材料的试制任务。

为了加快核动力陆上模式堆建设的速度，二机部又从所属的 3 个建筑公司、安装公司，先后抽调近 300 个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成建制地陆续进入工地。他们有的从 1957 年就开始参与原子能工程建设，先在原子能研究所工地负责反应堆和加速器的施工，后来又转战戈壁滩，是一支技术水平很高，施工经验很丰富的建筑安装队伍。1969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又指示成都军区，派 1000 人的工兵部队，支援模式堆建设。据介绍，在这个占地 10 多平方公里的模式堆试验基地，先后来建设和开展科研试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达 8000 多人，加上前来支援的解放军官兵，最多时有上万人。

在试验基地军管会主任王汉亭和工地指挥长何潜的统一部署指挥下，成千上万名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和解放军战士，为夺回失去的时间日夜奋战。负责基地建设技术抓总的赵仁恺副总工程师，调兵遣将，带领专家奔波在工地各处进行技术指导。他身着蓝色工作服，吃在工地，住在工地，到处都闪动着他那瘦小而精力充沛的身影。哪里有困难，他就会战斗在哪里。

若干年后，曾经与赵仁恺一起奋斗的同事郭勇，在回忆那段如火如荼的拼搏岁月时，是这样写他的：“作为核动力设计副总工程师，核动力院的老一辈科技人员与工人干部，无不怀念身着蓝色工作服的赵仁恺，人们亲切地称他赵总。他晴天一身灰，雨后一身泥，常常和大家挤在卡车上，带着笑意和祥和，不论风和雨，不论颠和簸，他都和战友们紧紧地挤在一起，那画面就像排列在堆芯的一组组燃料元件，杵在一起就是为了发出光和热。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们没有苦恼，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成为时尚。因为他们心中都揣着一个伟大的目标，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不畏一切困难，建成我们自己的核动力装置。”

在领导和技术负责人的带领、指挥下，基地主厂房土建施工和陆上模式堆安装交叉进行，立体施工，紧锣密鼓，环环相扣，现场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程建设进度日新月异。一位名叫陈晓蓉的年轻科技人员改写了一首歌曲，在工地传唱，唱出了他们那激情燃烧的拼搏豪情。请听：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

洗刷了我们的工棚。

我们用火焰般的热情，

战胜了重重困难和艰辛。

脚踏着核谷的热土，

建设那核动力的摇篮。

我们承担着神圣的使命，

发扬我军威奉献青春。

是那神奇的核，

凝聚着我们的爱心；

是那强国的梦，

鼓舞着我们前进。

我们用裂变式的创新，

攻克了层层难关和秘径。

手捧着设计蓝图，

拼搏在核动力疆场。

我们唱响开创伟业的战歌，

为扬我国威铸造辉煌！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抢建，这个基地不仅完成了厂房建设，而且物理、热工水力、结构力学、化学、腐蚀材料、自动控制、仪表……等等十几个实验室也建成了，并投入了实验运行。1969 年 10 月，核动力装置大厅进入安装阶段，近万台件的设备、管道、电缆，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全部安装到位了。几年中，他们共完成了几十万平方米的大小建筑，安装设备近 3000 项 16800 多台（件）。

随着核动力试验基地和模式堆主体工程建设的完成，模式堆进入集中安装阶段。核动力装置的各种设备通过空中、陆地和水上三条路线，由全国各地运到这个试验基地。在这个关键时刻，需要大量的科技人员和运行操纵人员。为此，1969 年 9 月份，北京的核动力研究所派出 800 余名科技人员和家属携带简易行装，坐上一列由绿色客车和闷罐车组成的专列，走了三天三夜，从北京的西直门开进了这片峡谷。这批生力军一放下行李，安排了住处，便立即投入热火朝天的模式堆设备安装、调试和试验中。

敢于拍板的“彭大胆”

彭士禄和他的战友们将要在这里安装中国第一座陆上核动力装置模式堆。

安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程。它要把 20000 多个重量不等、形状不一、大小不同的零部件，安装在一个只有未来核潜艇三个仓室那么大小的有限空间里。它的安装质量要求非常高，不允许有一个零部件出现丝毫差错，必须一次成功。

安装开始了，彭士禄来到安装现场，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安装会议。他要求：凡是参加安装的每一位干部、每一位科技人员，毎一位职工，“都必须严格地把住四道关：第一道，开箱关；第二道，清洗关；第三道，就位关；第四道，调试关。不符合要求的，任何人都有权制止！”彭士禄的声音久久在山谷里回荡。

把住四道关，人人有责，但是，关键又在于工程质量检查验收组是不是严格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检查验收。彭士禄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技术问题，但是他最关心的，就是工程质量检査验收工作。这 20000 多个（台）部件在运来前，虽然都有承制单位进行反复鉴定、验收，但是他们由于对核动力装置系统缺乏整体了解，以及其他种种主客观原因，就存在着产生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可能性。为此，专门成立了工程质量检查验收组。

验收组一件一件检查设备，在确认质量符合设计指标以后，再用照相机对准各个零部件进行“照相检查”。这是把好开箱关的最后一道工序。从照片上，可以反映零部件的质量，以备日后进行复查核实之用。

质量合格后还要全部过称称重。彭士禄在领导设计时，就根据潜艇总体设计方案，不但对整个核动力装置的总重量提出了要求，而且对每个零部件的重量也都提出了要求。检查验收时，每个零部件都必须一一过称。每个零部件加在一起的重量，必须同整个核动力装置的总重量相等，才符合质量要求。超过了，减少了，都会影响核潜艇在水中的稳定性。

在一次给吊兰设备过称时，第一次过称，超重 ! 第二次过称，超重！第三次过称，还是超重！三次超重的数字相等。“马上加工”，“把超重部分去掉。”吊兰，是一个庞然大物，要去掉超重部分，同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加工过程。技术人员花了好大的周折，才把超重部分去掉。

过了开箱关，又过清洗关。

清洗，顾名思义，就是要求配件表面清洁，达到规定的清洁度，不能有一点灰尘。灰尘用眼看不见，就要用精密仪器进行测定，然后清理，保证清洁度达到要求。

清洗干净后，按照总设计要求，放到规定的位置上——这就是常说的“放样”。放样，看起来容易，其实也是一项很复杂的工程。如果位置放得不正，就会直接影响安装质量。

设备安装后都有一个调试的过程，这是安装过程最后一关。调试，既是全面对整个核动力装置及其每个零部件质量的最实际、最直接的质量总检验，又是对前面开箱、清洗和就位质量检查验收的总检验。

调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为了拿到各种数据，在调试期间，昼夜 24 小时都必须有人值班，而且不能离开岗位一步。

彭士禄不仅始终要求设计人员都要参与自己设计的设备制造工作，还要亲自调试，做到设计、制造、调试“三合一”。这使研制试验工作得益极大。模式堆试车时，蒸汽调压阀出了问题，不知问题出在哪儿，那位“三合一”的设计人员一看就判定是薄膜质量不佳，马上就解决了。这样的例子在研制试验中极多。控制论鼻祖维纳指出，近代新科学产生于两门科学的结合部。彭士禄认为，中国式的核动力专家产生在设计、制造和调试这三种能力的结合点上。

在试验基地，彭士禄十分重视领导、科技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他把三者当作创造的共同体，以目标为凝聚力，以原理为中介，使三个信息源和能量真正结合在一起，产生出反馈耦合的巨大效果。

核动力堆一回路的两台主泵，是关键设备。由于一回路水是高压高温的，主泵的电机定子必须全密封，主泵还要双转速。科技人员只从外国杂志上看到一张照片，再没有得到任何情报资料。彭士禄就让科技人员画了个草图，到工厂去找技术员和工人，讲清楚技术条件和原理，结果搞设计的专家和技术员、工人的智慧结合在一起，硬是造出了一个中国式全密封的而且噪音很小、性能先进的主泵，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彭士禄 就是在这样的耦合中，与基地的工人师傅和技术员结成了共命运的情感。他对工人师傅和技术人员十分关心。一位技术人员的母亲死了无钱买棺材，他让妻子送去 100 元。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一位名叫要智慧的 8 级钳工患了心脏病，正在住院，他在病情危机时说：“我只要能见到彭老总一面死也瞑目了。”彭士禄接电话后，驱车 100 多里去医院看望。彭士禄敬重这位工人师傅，他在模式堆核元件安装过程中作过重大贡献。他们是上下级又是挚友。彭老总的探望，使要智慧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要智慧大幸康复了。

彭士禄强调“三结合”，关心爱护工人技术人员的故事很多，这不单是表现了他热爱劳动人民的伦理品质，更是让一切参与研制工作所有人的智慧都融汇在一起，产生出最大效能。

几年之后，外国人对中国的核动力装置一次搞成，而且速度那么快，觉得是个谜，而这个谜底之一，就是像彭士禄这样的既是领导又管技术的老总们，坚定走设计、制造、调试“三合一”和领导、科技人员、工人“三结合”之路所产生的巨大能量。

彭士禄作为现场的技术总负责人，他性格开朗、处事果断，敢于拍板，因此得了个外号叫“彭拍板”，也有人叫他“彭大胆”。社会上一般人认为这是贬义的，但他的下级认为这是褒义的，在数量化基础上的拍板，是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表现。这是一个领导干部敢于担当的高度责任感。彭士禄说：“研制核潜艇是从零开始的，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哪有可能 ?”在试验工作中，对那些于工程全局不会伤筋动骨而又急等实践证明的具体项目，彭士禄只要有七成把握就拍板，另外三分困难和风险，在实践中努力想办法克服。“没有困难，不冒风险，哪来的创新呢 ? 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 他的体会是：不怕拍板，不怕拍错板，因为拍错板可以改，这比无休止的争论高效得多，最怕不拍板。

他的同事评价他说，彭士禄的思维方式有他的独到之处，在陆上模式动力堆的研制试验过程中，他一般不追求多快好省的最佳参数，而是在多变量中只寻求一个较为满意的适度的方案，他称之为“度”。正是因为他善于把握这个“度”，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功。

为了安全，有人在蒸汽发生器的蒸汽侧加了个“安全阀”，试车时总在漏气。彭士禄知道后，拍板割掉，因为在设计的计算中，最高温度也不会使二回路的压力超过设计压力。

彭士禄在进行核反应堆一回路的压力设计时，发现在他之前的方案中，将一个主要参数定为 200 个大气压，而且言之凿凿，说明这个参数是引自苏联的核动力船舶设计资料。这个大国的核潜艇和原子破冰船是举世闻名的。要是马虎一点的人，这个主参数也许就从眼皮子底下漫不经心躲闪过去了。但是睿智的彭士禄一眼便把它盯住了，对它提出了怀疑。

有人提醒他：“这个主参数不会错，很可能都是教你的那些教授们设计的。”

彭士禄经过通宵达旦计算，画了许多曲线，反复论证，断然指出，这个参数是错误的。若选择 200 个大气压作为反应堆一回路的主参数，临界热流小，元件还会烧坏，出现事故。根据热工学，70 到 90 个大气压的临界热流最大，但热效率较低，不能取这个最大值。但 200 个大气压也太离谱了。美国希平港核电站反应堆一回路用的是 140 个大气压，他断定，压水堆的压力最高不得超过 170 个大气压，实际设计最高不得超过 160 个大气压。彭士禄说：“虽然，我们搞的是第一个核反应堆，尚无成功经验，但我们也不能人云亦云，只相信别人，不信任自己。”

彭士禄果断地拍板：把这个参数改过来！过了一段时间，苏联的一本杂志公布，他们改了，不敢取 200 个大气压，而降为 ××× 个大气压。我们避免了一次大返工。

核潜艇动力系统的主泵必须是全密封的，决不能漏一滴水。从设计图纸到生产制造，彭士禄一直都很关注。按照图纸做出主泵样机，经过检验投产，生产出正品后，问题产生了。全密封水泵需要有个外壳保护起来，这个外壳的焊接工艺水平有瑕疵。因为是当时还没有计算机控制系统，壳壁周围受力受温指标的计算很难做到极其精确，同时当时没有像现在这样高超的浇注技术。于是，在即将进行工程安装时，检验把关的人却坚持不让出厂，急得技术人员和厂方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只好请总师来定夺。

彭士禄于是连夜赶到了沈阳的这家兵工厂，他主持召开技术会议，有关科技人员、军代表等都参加了。

“你们都发表意见，最后我来负责任！

禁止放行的一方认为：主泵属于高压水泵，不但要承受很大的气压，而且要承受高温，技术参数一丝一毫不能含糊。

厂方表示有难处，已经发挥出了最高水平，实在是力不从心。

彭士禄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由于核潜艇工程是高密级工程，附着了过严过多的政治色彩，又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峰阶段，大家做事都小心翼翼，生怕出事承担责任。因此一些人在指标参数面前，表现出多余的刻板态度。

彭士禄却是胆大包天。他说：“别怕，如果有人因为技术问题打成反革命，我陪绑 !”

有的技术人员终于说话：“技术指标是定得高了，主要是怕出问题担不起责任。因此，保险系数加码又加码。”

军代表也松了口：其实这点瑕疵，外国产品恐怕也免不了，主要是怕有人扣帽子，打棍子。

此时，重造一个密封主泵已为时间所不许可，于是彭士禄下了令：将主泵外壳的裂纹铲除，补焊，打磨，然后出厂！

有人问：“谁签字出厂？”

彭士禄毫不犹豫地答道：“我来签！出了问题我负责！”就这样，彭士禄把一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造出来的密封主泵救活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彭士禄拍板拍对了，主泵并未出什么问题。

彭士禄拍板是建立在数据化和理智化的基础上的。在拍板时，他不攀附权贵权势，不攀附名人权威，而是心中有数，无私无畏。

彭士禄是安装现场最忙的人，他没日没夜连轴转，把整个身心都扑到了启堆的准备工作中，在最紧张的短短一个月时间，他掉了十多斤肉。他亲自担任模式堆安装突击小组组长，把铺盖卷搬到巍峨的安装大厅，睡在与艇体一样大小的钢铁巨壳内。他就像一颗铆钉铆在了工地上，吃饭、睡觉、研究、指挥全都在现场。他也是责任最大的人，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哪里出问题，他就会出现在哪里。故障原因分析，需要他明确表态，他决不闪烁其词，含糊推诿；有些事情要马上处理，他绝不拖泥带水，延误时间。一次，因为出现设备之间的公差现象，燃料元件无法装入，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安装部件尺寸上的落差，使元件不能安装到位。彭士禄二话没说，把检修队组织起来“轮番冲锋”，自己带头七天七夜很少睡觉，不离开安装大厅一步，直到最后一根元件安装入堆。错综复杂的回路系统，他了如指掌；繁星闪烁的控制室，他熟悉它的每一个键，但他还是一个一个过细地检查，核实无误才放心。

在彭士禄和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之下，终于在 1970 年初夏，完成了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的基本建设、安装、调试和冷热试车等准备工作，很快就可以进入期待已久的启堆试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