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鲸横空出世——中国核潜艇研制揭秘》(二十一)

潜艇兵战友之家 20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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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克难 攀险峰总理牵魂系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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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学寅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

这是一座在华夏科技原野上前人尚未涉足的险峰。

他们,一批中华民族的科技精英,在神秘科学的迷雾中,披荆斩棘,探索新路,执着追求,不懈拼搏,终于带领一批祖国的英雄儿女,沿着曲折险峻的路径,攀上了这座奇峰。而在关键时刻倾注心血给予这项伟大事业最大支持的,是这样一位在特殊年月中顶天立地支撑着共和国大厦的伟人……

周恩来主持历史性会议决定:启堆

陆上模式堆是一个由 2.67 万多台 ( 件 ) 设备部件组成的庞大、复杂、精密的核动力系统,其质量必须经过启动试验运行的考核,才能作出结论。可以说,模式堆启堆试验,是对整个核动力装置长期的科学研究和施工效果的最严峻考验。过去,人们一般都认为,原子弹是不可控制的核动力,核动力是可控制的原子弹。虽然经过科学论证,这种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的核反应堆,即便万一失去控制,也不会发生像原子弹那样的大爆炸。但理论总归是理论,实践的效果究竟会是什么样子,谁心里也没有数。大家最担心的问题是,会不会造成堆芯烧毁 ? 如果那样,虽然不会造成原子弹爆炸那样的可怕后果,但也会造成大面积的核污染,轻者伤人,重者会严重危害周围数十公里乃至数百公里范围内的动植物生命。这也是不堪设想的事情。同时,大家也担心,如果试验结果达不到设计要求,也就等于设计失败,成千上万人的心血和劳动前功尽弃,大量资金付之东流。这样的结果如何向党和人民交待啊 ?
各级领导的心悬了起来,广大科技人员的心也悬了起来,过去他们日思夜想,天天盼望加快工程进度,早日启堆试验;现在,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的心头,都好像压了一块石头,被坠得直不起腰来。大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担心发生意外。这不是“叶公好龙”的担心,而是要登上一座在华夏科技原野上尚未涉足的、奇妙的、但又随时可能崩塌下来的险峰啊 ! 要领略那里的无限风光,所要承担的风险,简直超出常人的想象。
为了加强对陆上模式堆启堆试验的统一组织领导,及时研究和协调解决启堆运行发现的核动力装置系统和设备的技术质量问题,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建议并经上级批准,由试验基地工地军管会、指挥部、核动力研究所等单位负责人王汉亭、何谦、张志信、张远征、朱勤、彭士禄、周圣洋等 7 人组成了模式堆启堆运行领导小组,由核动力所的彭士禄、赵仁恺、傅德藩和各研究室的主任、副主任在启堆阶段承担试验总指挥值班,及时研究处理试验中的技术问题,并请国家核工业部(二机部)派出有经验的专家,组成技术指导小组赴现场指导。核潜艇总体研究所、总装厂和核动力装置主要设备的研究所、生产厂的技术负责人,都参加启堆试验,在现场及时研究解决有关设备的技术问题,并为下一步装艇设备的制造积累经验。
1970 年 7 月 6 日,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了启堆运行领导小组对启堆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主持了这次会议,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启堆运行领导小组组长、试验基地工地军管会主任王汉亭,启堆运行领导小组副组长、试验基地工地指挥长何谦,核动力装置总设计师彭士禄先后汇报了启堆运行的组织领导、模式堆基本建设、设备安装、调试、启堆计划安排和安全措施等情况。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也汇报了核动力装置设备安装调试中发现的问题、处理情况及启堆运行准备工作情况。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二机部部长李觉等领导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一致高兴地对参加模式堆建设的全体同志日以继夜忘我劳动,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建设任务,表示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希望全体参试人员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圆满完成试验任务。并向试验领导小组和各类参试人员提出了各种具体要求。最后,会议决定,以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的名义,向周恩来总理、中央专委和中央军委写报告,请示批准这次启堆试验。
报告很快送到周恩来那里。日理万机的总理一向以工作深入、细致而著称,对于这样事关重大的科学试验,他更要谨慎从事。三天后的 7 月 10 日,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提出要先向中央专委汇报,并要求国防科委和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派人领导这次启堆试验。
彭士禄得知周总理要亲自听取试验准备情况的汇报,心情格外高兴。他知道,总理一直关心尖端国防工程的科研工作,只要有总理作坚强后盾,他和与他一起投入这项事业的一批知识分子共同为之奋斗多年的科研项目,是一定会开花结果的。
1970 年 7 月 15 日下午,炎炎烈日照耀着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将近 2 点 30 分时,一辆红旗牌轿车停在人民大会堂北门口,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身着短袖衬衣,手拿黑色公文包,神采奕奕地从车上下来,按照预定的开会时间来到福建厅,他要在这里亲自主持中央专委扩大会议,直接听取陆上模式堆启堆运行准备情况的汇报。大厅里,参加会议的,有当时的中央专委副主任、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国防科委、海军及有关工业部门、科研机关的领导人李先念、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粟裕、王秉章、罗舜初、赵启民、朱光亚、周希汉、钱学森、李洪如、陈华堂、李水清、陈右铭、伊文、李觉、袁意奋。核潜艇工程的许多专家以及从有关科研单位和大学请来的专家也来了。周总理热情地向大家问好,请大家坐下。这是核潜艇工程的一次历史性会议,将决定中国第一座核潜艇反应堆启堆运行。
艇用反应堆启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在世界历史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进行过这种试验。
美国的核潜艇所用第一座反应堆是 1953 年 3 月在阿贡沙漠上启堆的。苏联是在 1955 年底至 1956 年初进行的。
英国,1958 年与美国签订了购买全套核动力装置的协定。法国是在 50 年代末进行了试验。
中国的潜艇所用核反应堆启堆比美国苏联晚了 10 多年,我们是白手起家的,除了 50 年代苏联在重水反应堆方面有过一些帮助外,我们的图画可以说是在一张白纸上描绘出来的。正因为中国是第一次,成功与否关系极大,所以周恩来总理对启堆试验极其重视。
周总理坐定以后,马上打开皮包,取出铅笔,抽出文件,翻阅着。这是办公室在一个星期前报批的文件。陈右铭坐在总理附近,他一眼就看到,这个文件上面已经批了很多字,有不少地方还用红铅笔划了杠杠,打了问号。一旁的秘书轻轻告诉陈右铭,周总理很重视这份文件,在接到文件的当天就读了一遍,以后又反复翻阅。
“人都到齐了没有?”周总理问。“到齐了。”陈右铭答。
“好,今天开个专委会,研究一下启堆运行试验的问题,请大家发表意见。”
根据事先安排,会上先由三位同志汇报:试验基地军管会主任王汉亭汇报核动力设备安装调试情况,总设计师彭士禄汇报启堆运行准备工作情况,核动力装置研究所科技处长昝云龙汇报启堆运行安全措施。
王汉亭第一个发言,激动地说:“我们向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首长汇报。”周总理马上和蔼地插话说:“你们不要讲这些客气话,我谢谢你们,谢谢工地的同志们!”
王汉亭看到周总理这样平易近人,拘谨的心情一下子放开了。他简明扼要地汇报了核动力装置的设备安装和调试情况后,总设计师彭士禄根据自己的准备,胸有成竹地向总理汇报了启堆运行的准备情况。总理一边听,一边问,一边亲自作记录,听得很仔细,问得很具体,记得很认真。他从反应堆的设计、设备生产,问到设备的安装、调试;从燃料元件、压力壳的质量试验情况,问到蒸汽发生器和主机的运转;从控制棒的可靠程度问到试验试车中的各项安全措施。总理像一个十分内行的专家在考试一名答辩生一样,问得既详细又透彻,并不时地抓住关键问题插话作指示。他反复强调,科学试验与革命一样,要有步骤,要积极稳妥。当然首先要有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具体工作上要做好。
当核动力研究所的科技处处长昝云龙汇报完启堆试验的安全措施后,总理再三让大家说一说试验中还可能发生什么问题,并直接征询身边的赵仁恺副总工程师的意见。赵仁恺副总工程师第一次面对面地同总理讲话,未免有些拘束,慌忙站起来回答总理的问话,但说话声音不大,周总理马上笑微微地说:“你们对我生了一点,所以不敢大胆说话,你不像我们大喊大叫的,你们要养成说话的习惯,你的声音小,还是坐下来讲吧 !”
这时彭士禄说:“启堆运行,我们还没有实践经验,发生问题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有一位同志马上提议说:“对设备要再作一次检查。”
“已经检査过了,”彭士禄马上接过话,“不必要再检查了。”不了解情况的人,都暗暗吃惊。彭士禄怎么敢在总理面前把提建议“再作一次检査”的人顶回去呢 ? 但是,知道底细的人都知道,当年彭士禄到延安以后,周总理像慈父般的关心着这位烈士儿子的成长,要是发现彭士禄有什么缺点,总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或批评。在周总理面前,彭士禄也像孩子似的没多少拘束。
“你要听别人的意见,要考虑不同的情况,不要来个‘不必要’。”周总理当即大声地指出说,“毛主席从来不讲这个话,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人家给你设想,你要各方面都想到。”
周总理望望陈右铭,又指指三个年轻人:王汉亭、彭士禄和昝云龙。“你这个办公室主任陈右铭同志,要很好帮助他们,不要跟他们年轻人一个劲。我们老年人总有点经验吧,要好好听听,好好设想,开始联动,注意测试数据,慢一些,细一些。”
陈右铭点点头。
周总理听完事前安排的三个人汇报,思索片刻,说:“你们总爱说满足的话,我们不爱听,就是要想一想意外事件,政治上也有意外的事情,长征时就有土城战斗的意外。”
“你们说,过了设计、设备、安装、调试、操作几关,还有试验关。你们要注意,不能说百分之百都有把握了,不在乎了。哪个环节不在乎都会出问题。”
“现在要求你们要做好各种预想,考虑周到。要做各种设想,考虑各种可能。”与会的领导和专家都在边听边做记录。
“陈右铭同志,你这位办公室主任谈谈吧。”周总理望望陈右铭。
陈右铭在同意、肯定上面三位同志汇报的内容之后,着重汇报了对那些设备的检查情况。他说,在有些设备中,发现了焊渣、焊条头等异物。
周总理马上插话说:“你们回去后,不一定在 7 月 18 日启堆运行,工作要好好检查,如有问题,晚一点也没有关系,一定要搞好。”
周总理继续强调说:“有焊渣找出来了,做了处理,还要好好找找,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陈右铭接着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周总理满意地说:“你们说存在的问题,与设计、设备生产、安装、调试、操作都有关系,这是客观的,这样很好,不要只说某一方面。陈右铭同志,你继续讲下去。”
“对这次启堆运行试验,我们也作了估计。” “你们的估计怎么样 ?”周总理问。“试验结果有三种可能。”陈右铭接着谈了三种可能出现的结果:
第一种,可能像有的人讲的,搞得不好会引起爆炸;第二种,可能是基本成功,没有什么大问题,小问题可能不少,比如,漏气、漏水、漏电,不可靠,故障多,有的设备的技术指标达不到等;第三种,可能都成功,没有什么问题。“你们认为哪一种可能性大?”周总理再问。“对这三种可能,我们是这样估计的,”陈右铭说:“对第一种可能,据专家们估计、分析,不会发生爆炸,但是,我们要把工作做好,力争避免任何爆炸。对第三种可能,我认为都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最大的可能是第二种,也就是说,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不少,我们力争把工作做得好一些,小问题少一点,试验后再根据试验情况进一步改进,争取把装艇的核动力装置搞得更好一些。”
“嗯,这种估计好。”陈右铭刚说完,周总理紧接着鼓励说:“搞武器试验总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有时可能还有牺牲。只要你们把工作做好,认真负责,就是爆炸了,失败了,我也不责怪你们。只要很好总结经验教训,爆炸了再干,终是可以搞成功的。我不相信美苏英法搞启堆试验时,可以完全避免失败,一点风险也没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成功了,并未发生什么核爆炸。可见我们应该充满信心。他们能做到的,我相信你们也一定能做到!”
继而,就如何搞好这次试验,周总理特别强调说:“指挥要高度集中,要有三性:第一科学性,不能蛮干,该怎么试,按照什么程序,都要符合科学性要求,不能谁想怎么弄就怎么;第二要有纪律性,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能各自为政,特别是各单位的人到了一块,一定要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第三要有计划性,所有的试验,要按早计划,从简单到复杂,从低功率到高功率,循序渐进。每个步骤都要反复检查,反复考虑,可能发生什么问题,发生了问题怎么处理,各自坚守岗位,事故处理的次序、步骤都要准备好。”原计划两三个小时的汇报会,已经进行了 4 个小时,总理看了看表,指针指着晚 6 点 30 分。他抬起头和蔼地微笑着说:“今天会议就开到这里,
明天上午 9 点继续开会。请你们今天晚上再好好想想,看试验可能还会出现什么问题,要采取什么预防措施,都弄清楚。”
大家刚要向大门走去,周总理又突然抬起头嘱咐那些在启堆试验时需要到现场去的同志们:“明天你们把东西都带来,会一开完,你们就直接去机场。”然后他又指示空军司令吴法宪:明天要派一架飞机送大家到试验基地去。
16 日上午 8 时半,离预定开会时间还有半小时,陈右铭等同志提前来到人民大会堂。他哪里想到,当他一进入福建厅,便看见周总理正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阅看昨天汇报人员给他的汇报提纲呢 ! 陈右铭急步走到总理面前:“总理怎么来得这样早,不是 9 点钟开会吗?”
总理拾起头回答:“晚上睡不着,昨天夜里刮风,我起来看了看天气,看来今天的活动得往前赶。”
原来,周总理清晨 5 点多钟就起来了,他想到一部分组织试验的领导同志和科研人员一开完会就得乘飞机赶到试验现场去,便打开窗子,看了看天气,又打电话问了气象情况,知道上午 11 点钟以后天气不好,飞机必须在 11 点以前起飞。周总理担心由于飞机提前起飞会给大家增加路途中的困难,又让空军司令吴法宪通知所在军区,在机场准备好饭,飞机一到就吃饭,然后派汽车把大家送到试验基地。接着,周总理又根据昨天陈右铭在汇报中提到的核潜艇工程研制工作中还存在的一些困难,让秘书打电话通知有关工业部门的部长参加上午的会议。这一切忙完之后,周总理提前来到了人民大会堂边看材料边等大家。
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到齐了,周总理看看表,时间还不到 9 点。他笑着说:“咱们提前开始吧,下午天气不好,会议只能开到 10 点半钟结束。
大家听了总理的安排,一时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周总理环顾四周,向陈右铭一一介绍专门请来参加会议的有关工业部门的几位负责人,向李水清、陈绍昆、伊文、李觉、钱学森、朱光亚招招手,叫他们走到自己的身边来。
“你们都是工业部的领导同志,”周总理对大家说,“陈右铭昨天在汇报中说,还有一些研制任务不落实,请你们帮他解决。”周总理又转身对陈右铭说:“你以后有了问题,就直接找他们,不要都经过中央专委会了,那样太慢。”总理这一重要决策,对于参加核潜艇工程组织领导工作的人员,真是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它不仅简化了许多工作程序,还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工作关系中,为这项科研工作打开了一道道绿灯。
周总理向陈右铭询问了海军有哪些人到试验现场去之后,又问:“你们还请了别的专家去参加试验没有?”
了解情况的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回答:原来想请一些专家去,后来二机部怕别人说这是“专家路线”,没有请。
总理的两道浓眉耸了一下,抬起握笔的手,一边挥动一边严肃地说:“什么专家路线,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专家,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专家。”总理的话解除了一些领导同志的顾虑,当场决定继续请有关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一些专家到试验现场指导工作。
接着,周总理再次请大家讲讲试验时还可能发生什么问题,采取什么措施防止,出了问题怎么处置。不厌其烦地进一步询问了试验工作中一些细节。
这时,大家好像才弄清周总理所以一夜睡不好觉的真正原因。周总理尽管对大家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但是,毕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座陆上模式堆,又是第一次试验,没有直接实践经验,也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要是真爆炸了,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啊 ! 大家领悟到了周总理的用心,都本着“从成功着眼,从失败着想”的思路,又认真发表了一些意见。
“现在预定,争取 7 月 18 日启堆运行,”周总理又看看表,说,“但是,不要赶。要像你们所说的,要‘安全可靠,万无一失’,要以搞好为准,搞不好就不一定要在 7 月 18 日启堆提升功率。”
周总理再次提醒大家:“不要一开始试成就满足,到处报喜。不要知足,知足是保守。第一,完全成功了,是你们的成绩;第二,还要有各种设想,有各种设计。要扎扎实实地试验。试成了下水,还要长期可靠运行,运行中一定会遇到问题,还要改进。”
“首先要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这是第一;第二,要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要搞好三结合: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 “要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周总理说完就站起来,走上前去,同参试人员握手告别。“我随时准备听到你们的消息,”周总理衷心地说,“祝你们成功。”周总理送走最后一个参试人员以后,才转身拿起皮包,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离开了福建厅。
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这次中央专委扩大会议,使全体与会同志明确了方向,增强了搞好试验的信心和力量。奔赴现场参加试验工作的领导同志和科技人员,直到登上飞机之后,总理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还宛若浮现在眼前,总理那铿锵有力的话语,还仿佛回响在耳边。特别是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和总设计师彭士禄,更是浮想联翩,心潮澎湃。
在当时的情势下,国内外有多少大事,几乎都靠敬爱的周总理操劳处理,从夜晚到黎明,从日出到黄昏,他关心着祖国各条战线的问题。从遍布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到遨游宇宙的人造卫星,从少数民族的山寨,到广大城乡的亿万人民,无不运筹在他那充满智慧的大脑之内。可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仅亲自主持会议进行这项重大科学试验的决策,还对科研人员要乘坐的飞机、飞机起飞的气象情况、下机后的吃饭、车辆都一一考虑到了,并亲自作出安排。这是多么细致的工作作风呀 ! 真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总理的工作精神和作风感染激励着每一位参加试验的人,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搞好这次试验。

作者简介:李学寅,河南唐河县人,1947 年生,1968年入伍于南海舰队鱼雷艇部队,1974年7月调入新华社驻海军分社任军事记者。1982年考入中国新闻学院学习至1985年。1988年调入中国消费者报社,先后任总编室主任、副社长、社长兼总编辑。2006年 11月,任国家工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局长。2006年12月,任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作者在30多年新闻工作生涯中,在新闻媒体和杂志发表各种形式文章1100 多篇约230多万字,撰写和主编专著10部共290多万字。






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虽然我们讲着不同的方言,但是我们一起诉说心事,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兄弟。战友、战友,这么多年了,你还好吗?还常常想起我们在艇上的日子吗?神圣神奇的潜艇,让我们知道,原来濳艇人的友情更让人牵挂!过去通讯不发达,许久没有彼此消息,也许我们奔波忙碌,很久没有联系过了,但是希望你知道,我一直惦记着你。微信让我们慢慢都联系上啦。即使过了几十年,我们都已老去,即使岁月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带不走我们潜艇人的深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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