戮力同心 打造蓝鲸五脏六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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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学寅

大自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真是形形色色，变化万端。为了了解它，我们必须联合我们大家的知识和智力才行。

——物理学家 拉普拉斯

尽管这是一个孕育在国家政治经济困境中的科技“胎儿”，但在共和国最高层领导们的宠爱和护佑下，华夏母亲身上有无数条血管向它输送养料，有成千上万优秀炎黄子孙为它的发育成长，戮力同心，协同攻关 ，顽强拼搏。

金花之五、之六：神奇的“顺风耳”“千里眼”

核潜艇航行在波澜壮阔的海洋上，长时间潜行在神秘的海底世界，必须长有与外界联系通畅保密的“顺风耳”和观察海底世界的“千里眼”。

所谓“顺风耳“就是一套地面通信指挥系统和一套装在艇体内的对陆地进行通信联络的系统。其功能是陆地发出的指令，要能越过几千里再穿过几十米以致几百米厚度的海水传到潜艇的接收装置，这就是超长波通信系统。反之也一样，潜艇要同陆上联系，也要有一套大功率快速通信系统。

常见的无线电对此无能为力，特别是核潜艇在水下由内部向外传递讯号，必须穿透海水在瞬间内完成，否则就将被敌方抓住，据此判断出潜艇的位置，后果不堪设想。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葬身海底的德国潜艇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由于在无线电通信中被盟军的无线电侧向装置抓住定位而被击沉的。因此，没有超长波电台，就没有真正意义的潜艇部队。

承担这个项目研制工作的是当时在海军司令部通信处工作的陆建勋。陆建勋中学时就对无线电充满兴趣，自己动手制作单管收音机和短波发射机。1947 年，18 岁的陆建勋考入他心仪已久的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专业。1950年在抗美援朝的炮声中，他投笔从戎，成为人民海军司令部通信处第一位大学毕业生。他凭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埋头苦干的精神钻研军事无线电技术，为支援我海陆空协同作战解放一江山群岛等立下了一等功和二等功。

1958 年，苏联曾提出要和中国联合建立大功率超长波电台的要求（本书前文已讲过）。这事事关中国主权，周恩来总理为了解决超长波电台建设的必要性和相关技术问题，指示海军派专家汇报。陆建勋在他写的《一段难忘的回忆》文章中，是这样讲述的：

下午将近 3 点，汽车从中南海西门进去，停在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门前，秘书早在门口等我们，随他进入一个油漆都褪色的中国式大房间里，记得房间内有个很大的会议桌和一个大办公桌。秘书告诉我们周总理夜间办公，按规定下午这个时间他该睡觉了，是挤出时间接见我们，要我们谈话一定要简明扼要，以便总理早点休息。我听了真是十分感动，总理为人民日夜操劳……正在寻思，周总理就出来了，我给他敬了个礼，周总理和蔼地向我点头并和罗舜初副司令寒暄了几句。他说：“你怎么带这么年轻的同志来呀？”是呀！我那时才 29 岁，我想总理见到的都是一些有名望的专家，我太年轻了，就感到局促不安。可能总理看出了我的心情，就转过来叫我们坐下，他并没有马上谈正题，而是问我有多大岁数？哪个大学毕业？学什么的？什么时候参军的？当我一一回答后，他笑着说：“也算个年轻专家了！”他谈起他在法国时的事，有大学文科，有大学理科，也有大学工科……突然，他问我：“你们清华过去英文都不错！XX 这个词（我忘了），英文怎么念法？”这时我窘了，因为他问的是政治上一个新名词，我这个学工的一时答不上来，他笑了，告诉我法文叫 XX。我真后悔，在总理面前我多么无知呀！虽然如此，我开始时不安的心情已经被他和蔼可亲和无拘无束的谈话气氛所代替了。我开始转向对问题的思考。他的考试我虽然没答上来，像个不及格的小学生，但是却急迫地等待着补考，等待着下面的问题，觉得和刚进来时心情大不一样。这时他把话题又转到超长波电台的建设上来。他问我一大串问题，诸如什么叫超长波啦？超长波电台和广播电台有什么不同啦？为什么要那么大的功率和天线啦……这些都是我的专业，我尽力地一个一个地做了详细的回答。使我奇怪的是他问的很仔细，虽然他对无线电可以说是外行，但是他思考和提出的问题却表现出极强的分析能力，他能很快地抓住问题的特征和本质。例如，他问：为什么超长波才能穿透海水而超短波就不能？为什么超短波能穿透电离层而超长波又不能？这个问题是难以用几句话说清楚的，可能有些学过无线电的人也不一定都思考过这一点！我还是尽量用些物理概念说明这一问题，他是那么专心地听，不时地还在提问，真的没有一点“首长”的架子。大约过了半个钟头他总算满意了，他站起来说：“好，我听懂了，谢谢你！”我真是如释重负，于是罗副司令员和我很快就告辞出来了。

不久，国家作出建设我们自己的超长波电台的决策。

潜艇通信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开始想从苏联引进，但苏联不告诉我们有一种超快通信系统。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中国国防部和前苏联国防部为此进行过多方接触，关于长波台还签订了有关协定。刚开了个头，苏联就撤走了援建的专家，连图纸资料也带走了。从此，陆建勋立下雄心壮志，一定要搞出比苏联更好的装备。

1960 年 3 月，经国防科委批准，正式将核潜艇大功率快速通信系统立为专项工程，成立工程领导小组，其成员有徐明德、任汉章、沈宜春、慈云桂、王士光，陆建勋被任命为技术总体组的负责人，他当时只有 32 岁。

开始时，有的科研人员想仿制苏联产品，不久发现这条路走不通。怎么办？“走自己的路，不再仿制苏联产品，而是自行研究设计，来一番创新建树。”陆建勋说。

陆建勋认为，若照人家的思维模式走下去，你最多复制一个同样的东西，甚至还可能走入死胡同，我们要走，就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路来，特别是通信方面更要如此。必须摆脱别人的套路。

为此，他进行了不同距离的电波传播、工作频率的选择计算和场强计算，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研制超快速通信系统的建议和全新体制的构思，提出了主要设备研制任务书和技术指标，以及与苏联相关系统的比较，写出了工程设计论证报告和所采用的方案。他的建议和诸多论证报告及技术方案理论得到上级的认同批准，1960 年 12 月，有关部门通过了工程设计任务书，1961 年先后召开五次会议，通过了他的论证报告和技术方案，确定了工程代号，由国防科委批准列为重点工程，被舰船研究院定为核潜艇装备中必须摘取的“七朵金花”之一。于是一场历时 10 年的通信系统尖端产品研制攻关战打响了。

10 年的研制道路是多么曲折崎岖！他经历了太多的失败，智慧的痛苦远远多于智慧的欢乐。在漫长的日日夜夜，他靠无尽的奔波、劳累的跋涉，完成了新疆、武汉、青岛的远程通信试验，仅无线研制一项，他就遭受多次失败的考验。在某工厂进行发信机、无线接口联试中，一场火灾无情地侵吞了他的劳动成果……

“有时候我真挺不下去了。”陆建勋说。但是，一想到通信系统对核潜艇、对国防建设的作用，他们又顽强地坚持下去。

陆建勋和他的战友们以百折不挠的精神，经过一次次试验探索，相继攻克了一个个难关，最终取得了成功。使用证明这套完全由我国自己研制的专用超高速通信系统装备与苏联系统比较，在远距离试验中，效果显著提高。但遗憾的是，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通信系统由于当时年代的种种原因，岁月流逝，以后并没有进行过系统鉴定。因此，他也没有申请什么奖。他的同学不少都成了著名教授、专家，获得许多这奖那奖，交谈中无不自豪。但当他们得知陆建勋为中国核潜艇干了这么一件大事时，都不由得对他表示赞叹和感慨：“你是了不起的！”

核潜艇需要“顺风耳”，更离不开“千里眼”。这个“千里眼”不是通过“看”来实现功能的，而是通过声波来实现的，就像蝙蝠一样。它的名字叫“声呐。”我国声呐事业的奠基人叫王朋。

王朋出身于四川一个农民家庭，1938 年，年仅 22 岁，就毅然离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军委总部一位优秀的通信战士，为保障完成部队领导机关的通信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他先后在军委和海军机关继续从事通信业务工作，曾在抗美援朝期间负责筹建与中国人民志愿军通信的集中台，是建立与朝鲜战场志愿军司令部通信联系第一人，负责组建了海军初创时期的雷达、声呐业务。

在中苏友好的年代，王朋曾两次赴苏考察水声。

第一次是在 1958 年 5 月，他随中国科学院水声考察组到达莫斯科，参加了苏联科学院组织的声学会议，参观了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有关水声研究实验室和莫斯科湖上的水声试验站，并去黑海考察水声，登上水声考察船，又到海上参观了苏联科研人员进行水声传播试验。

第二次，是在 1958 年 8 月，他参加了以张爱萍副总参谋长为团长的中国国防科研代表团赴苏访问。他参加了海军分团负责与苏联海军司令部雷达声呐部谈判水声装备的援助项目问题，参观了海军水声研究所、潜艇、海岸水声设备和生产试制工厂……

实事求是地说，他关于水声、声呐的知识，是由苏联专家传授启蒙的。苏联人告诉他什么是潜艇用声呐以及声呐如何捕捉水下的声音，发现敌人的潜艇和水雷。

后来他看了一些书，其中美国 T.S. 伯恩斯写的文章对他启发很大，书中写道：

声呐的基本工作原理同声学的定律一样古老。声学定律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就已经被人们熟知。15 世纪末，利昂纳多·达·芬奇在他的科学日记中做了如下记载：

如果你把船停下来，将一根长管的一端插入水中，另一端贴在耳边，你就能听到离你很远的航船。现代声呐系统虽然仍是这个原理，但在层次上当然与古代不同，自从达·芬奇写下了这段话至今已经过去 470 年，“长管的端头”、“长管”本身以及用长管的一端进行侦听的方法都有了很大发展。

伯恩斯说，对于一个刚刚入门的研制者来说，声呐是一个非常难攻的课题。现代声呐更是如此。

通常人们以为，辽阔的水域水下万籁俱寂，而实际上即使海洋中最偏僻的地方也是异常嘈杂的，宛如寂静的大森林在低吟，总是有些东西在运动，引起声响，尽管大多数声响是毫无目的的杂音。这些声音有的是自然现象，有的来自海洋生物的活动，还有的来自人在水下的活动。这些声音有的表现为有规律的周期变化，不断重复，有的则没有规律，前者如舰船螺旋桨的转动，后者如大地的运动。

科学家要想准确捕捉海下声音，给它定位、定性，就要像达·芬奇说的那样：有一个类似于长管的仪器插入水中，用它识别千万种声音。还必须把船停下来，因为船自身的声音干扰。但潜艇不行，它必须在深水中不关机器完成对异己声音的捕捉。

1958 年 10 月王朋从海军司令部通信处带领 16 名同志，在北京正式成立了海军水声科学技术研究所，他任专职副所长，成为我国水声和声呐事业的开创者。开始时，主要是在苏联专家帮助下进行研究。后来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后，他们就进行仿制。

1964 年 8 月刘伯承元帅在视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声呐实验室时曾经希望我们的潜艇要有自己研制的声呐，他说，苏联专家走了，这个事情就显得更迫切了。

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时，王朋所在的水声研究所早在 1962 年迁到了湖北武汉。1965 年冬天，国防科委水声专业组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四机部王诤部长、海军赵启民副司令、六机部边疆副部长出席会议。会议决定结束仿制苏联潜艇声呐的工作，要自行研制我们自己的声呐。

会议一结束，七院院长于笑虹立即赶到武汉，在武汉洪山宾馆召开了由中国第一代水声专家参加的自主研制核潜艇声呐攻关动员会，传达了国防科委会议的决定。

于笑虹向人们传递了一个形势逼人的信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水声装备和技术发展取得了惊人的进步，现代军事强国的海军优势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装备了先进的水声设备。如果说，过去的海军主要是靠坚船利炮的话，那么现在主要就依赖包括水声、电子技术在内的综合技术了。

在美国反击日本的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的潜艇安装了一种新的声呐，能对海水下的水雷了如指掌，在海洋深处大展神威。日本人从朝鲜半岛到日本的广阔岛链海水中，布下了数万颗水雷，号称海下天罗地网，但最终没有封锁住美国潜艇，反而被对方围困得像铁桶一般，成了一座死岛，最后不得不以投降告终。

太平洋战争说明，声呐是潜艇先进性和战斗力的重要标志。在海水下暗无天日的世界，声呐使潜艇运动自如。我们的核潜艇不能没有声呐这个神奇的眼睛！

于笑虹的讲话极大地激励了我国的声呐专家们，他们决心自力更生开辟水声事业的新天地，走出一条自己研制核潜艇声呐之路。

当时中国人要自己搞声呐研制，一无好的设备，二无尖端技术资料，几乎是白手起家，并且一开始就自行研制核潜艇的声呐，真是难上加难。面对一个个困难，王朋带领着一批充满豪气的年轻人在声呐科技高峰上打起了硬仗。他们经过对国内外信息资料的分析、消化、吸收，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在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上，并完成方案，报到七院、六机部，得到于笑虹和六机部副部长边疆的批准；报到国防科委，聂荣臻元帅和刘华清副主任非常高兴，他们指示有关部门大力支持。

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说：“建设水声试验场，势在必行。”

七院院长于笑虹说：“为了核潜艇声呐早日诞生，必须大搞水声科研，必须在面临海洋、背靠舰队的地方建设一个水声试验场。”

国务院办公室以周总理名义，签发了“同意建设”的批文。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央专委还发出急电“快办”的电报给某局和某军区，要求重视和支援这项工程。

于是，我国第一个水声工厂加速建成了，第一个海上水声试验场开工了。声呐是信号处理、信息理论和传播物理相结合的产物，它涉及到多方面的高深理论和尖端技术。在中央专委和各有关部门、院领导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下，立志攻下这一科学堡垒的专家们，站在这种系统科学的基础上，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并在艰苦条件下，创造条件进行试验。经过几年奋斗，终于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工程与物理的结合中，攻克一道道难关，研制成功我国核潜艇的第一代声呐产品。

周恩来总理听说后非常高兴，指示沈阳军区陈锡联司令员代表他去看望正在做水声试验的科技人员。

在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后的三四年中，通过大力协同，共同攻关作战，被称为“七朵金花”的各个系统的设备，相继逐步进入到可以采摘的季节。就连研制困难更大、周期更长的蓝鲸的“拳头”——深海自导鱼雷及其发射装置也新花初放。核潜艇水下发射的弹道洲际导弹及其发射装置的研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犹如花蕾含苞待放。

其实，这朵朵金花都是一个大系统，每朵大金花中都包含许许多多“中金花”、“小金花”，加上配套的其他设备，核潜艇工程之花何止 7 朵、70 朵，而是成千上万朵。可以说，装配核潜艇的 46000 多台（件）设备，件件都是花朵，它们是全国 2000 多家研究院、所、高校和工厂的科研人员、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是成千上万奉献者的智慧之花，精神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