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磨难 战略核潜艇更显神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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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学寅

当科学达到某个高峰的时候，它面前会出现通向新的高峰的广阔前景，通向进一步发展的崭新道路。

——前苏联物理学家 瓦维洛夫

一叶知秋。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标志着在这个项目上科学技术的坚冰已经打开，通向这个科学领域的道路已经开通。本来华夏神匠们可以乘胜直下，沿着这条道路直取新的高峰。然而，由于笼罩共和国大地的“政治坚冰”还没有打破，他们不得不在更加艰难的道路上履冰斩棘、蹒跚而行，终于百尺高竿更进一步！

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上马研制

1974 年 8 月初，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交接仪式结束之后，参加命名交接仪式的中央军委各总部、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等，怀着浓厚的兴趣，兴致勃勃地走进核潜艇总装厂，参观核潜艇的生产过程。在总装车间那大跨度的厂房里，领导同志们看到，高大的船台上，吊车转动，焊花飞溅，又一尊水滴型的庞然大物，正被工人们紧张地安装焊接着。陪同参观的工厂领导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正在建造中的中国第二种型号核潜艇即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首艇。

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迈出第一步，踏出一条尚未涉足的道路是艰难的，但是一旦第一步迈出去了，并且在这条道路上达到某个高峰的时候，它的面前就会出现通向新的高峰的广阔前景，通向进一步发展的崭新道路。

中国第二种型号核潜艇即战略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就是根据中央军委 1965 年 8 月确定的关于核潜艇研制工程分两步走的原则，在第一型核潜艇即反潜鱼雷核潜艇（也称攻击型核潜艇）研制工程迈出第一步之后，紧接着就开始的。

那是在 1967 年春天，鱼雷攻击型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且进展较快，在技术要求和武器性能上都比它更加先进的战略导弹核潜艇（简称“二型艇”），要不要随即沿着已经闯开的路径，有重点地开展研制工作？在领导部门和科研人员中出现了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把二型艇即导弹核潜艇的研制纳入整个核潜艇工程计划，及早起步，便于科研部门统筹安排，加快海军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首先集中力量研制一型艇，等它完全成功了再开始二型艇的研制。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分析了两种意见的利弊，认为第一种意见更好些。于是，他们立即将两种意见和自己的看法，向国防科委领导做了汇报。

3 月中旬，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召集各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两种意见展开了讨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统观中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全局，认为立即开展第二型核潜艇的研制利多弊少，而且不会影响其他尖端科研项目的进行，只会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第七研究院等科研部门的同志也都同意钱学森的意见。在统一看法的基础上，会议进一步讨论了导弹核潜艇艇的研制计划、任务分工和当年要做的主要工作。会后，国防科委根据大家研究的意见，写成正式文件，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报告了第一型核潜艇的研制情况和开展第二型核潜艇研制工作的初步设想。

不久，负责尖端科研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又专门当面听取了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对上述问题的详细汇报，并指示，可以按照初步设想进行论证，论证后向中央军委报告。从此，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便极其秘密地揭开了序幕。

这年夏天，核潜艇工程办公室根据海军和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对导弹核潜艇的主要战术技术指标进行了研究，然后由国防科委向聂荣臻副主席写报告，建议以此为依据进行二型艇的战术技术论证工作，随即得到聂副主席的同意。海军根据聂副主席的指示精神，于 1967 年 10 月在科学礼堂召开了方案论证会议，研究了研制二型艇的指导思想，审查了二型艇及其武器的战术技术任务书，并探讨了二型艇的发展步骤和要求，以及试验基地建设和试验的协调抓总等问题。11 月下旬，海军党委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向聂荣臻副主席和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战略导弹核潜艇研制方案的请示报告。

身兼国务院副总理的聂荣臻副主席，由于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尽管他身处逆境仍一直忍辱负重、坚持工作。随着一大批老一代革命家都被打倒，到 11 月时，聂荣臻副主席实际上也被迫“靠边站”了，无法坚持工作。因而，对海军党委上报的关于战略导弹核潜艇研制方案的请示报告，聂荣臻不可能及时看到和作出批示。

根据当时的形势，胸怀大局的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建议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刘华清，同意以国防科委名义，于 12 月 16 日，将 10 月上中旬海军召开的二型艇方案论证会议《纪要》，转发各有关部门，通知他们暂时按照该《纪要》的精神开展研制工作，待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上报中央军委审批。于是，战略导弹核潜艇艇的研制工作，在国防科委和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领导和具体组织下，根据中央过去的既定方针，积极主动地展开了。

1968 年 9 月 5 日，第七研究院召开了作为弹道导弹核潜艇的二型艇设备任务书审查和选型会议，明确了设备选型的原则。弹道导弹核潜艇与鱼雷核潜艇的主要差别是多了一个导弹舱，使艇的尺寸和排水量相应增大不少。导弹舱中设有十几个弹道导弹发射筒及配套的发射动力系统、水下开盖与舷外均压系统、空调保温系统、注流水系统以及导弹的检测、瞄准、发射控制系统等设备。与鱼雷攻击型核潜艇艇比较，弹道导弹核潜艇新研制和需要进一步改进的设备约占设备总数的 15％左右。表面看来，弹道导弹核潜艇相当于在鱼雷核潜艇上加一个导弹舱，然而，带有双排大开孔的导弹舱结构，带来了结构力学分析的复杂性和装焊工艺的难度，是现代潜艇结构研究设计的新课题。导弹舱的容积和尺度决定了核潜艇的最大宽度。所以，探讨合理的结构形式，力求以较小的耐压船体直径和舱长满足安装导弹与发射装置的要求，对于压缩核潜艇尺寸和排水量具有决定性意义。

根据上述有关会议确定的原则，核潜艇总体研究所从 1969 年 5 月开始用 5 个月时间完成二型艇的初步设计。为了便于研制工作深入进行，10 月上中旬，在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建议下，国防科委领导同志主持召开了由国家计委、国防工办、国防科委、海军和有关工业部门研究院负责同志参加的办公会议，讨论、签署了上报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军委的关于第二型核潜艇研制工作的请示报告，进一步说明研制二型艇的条件已经具备，并说明了研制的基本原则和计划。接着，国家计委、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对弹道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国家一机部、二机部、四机部、六机部、七机部等 17 个部门和研究院，全国 24 个省市的 2000 多个工厂、研究所参与这项研制工程。

从 1970 年 3 月开始，核潜艇总体研究所又用 7 个月时间完成了该艇的技术设计。1970 年 6 月，二型艇即已进入施工设计阶段。因为有了一型艇的研制施工经验，为了赶进度，核潜艇总装厂根据“边设计，边施工”的要求，于同年 9 月 25 日，开始了二型艇武器舱壳体的加工装配。一年后的这一天，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正式在船台上进行龙骨的奠基，吹响了总装生产的进军号。

1972 年 1 月，总装施工设计基本完成。按理说，有了完整的设计蓝图，又在船台上进行了龙骨的奠基，导弹核潜艇的建造工作可以红红火火、一鼓作气地搞起来了，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难以一帆风顺。上马于“文革”政治运动之始，建造于国家政治经济曲折受挫中的中国核潜艇研制工程，就像年轻的共和国一样，在前进的道路上多灾多难，每走一步，都不知道要遇到多少阻力。原计划 1973 年下水的二型艇，从 1970 年开工到 1981 年下水居然走了 10 年多的漫漫长路。

面对“大陆派”的干扰

1973 年 7 月初的一天，海军第一招待所三楼一个会议厅里，雅致的落地电风扇卷起阵阵凉风，吹拂着围坐在四周沙发上的海军党委常委们。这是发生林彪叛逃事件、海军领导人员做了调整之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苏振华、周希汉、刘道生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统一对研制导弹核潜艇的认识，加强对研制工程的领导。为什么海军党委新班子要在此时召开这样的会议？

原来，在研制导弹核潜艇的过程中，有些同志对海军要不要发展导弹核潜艇提出了疑问，继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直接影响了一些部门对研制导弹核潜艇的积极性。

那些提出质疑的观点是：有了地对地洲际导弹，哪里都可以打，搞导弹核潜艇是否还有必要？导弹核潜艇技术复杂，花钱多，不合算；核潜艇的隐蔽性不一定比陆上机动导弹好等等。

而主张发展导弹核潜艇的同志，对上述疑问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一是导弹核潜艇隐蔽性、机动性好，因而潜地导弹比路基导弹生存力强。导弹核潜艇在海洋里活动，其机动性能是任何陆上机动的导弹都无法比拟的。据各国计算，考虑到反潜手段的威胁，导弹核潜艇的生存概率高达 90%。而据当时美国兰德公司人员计算，各种陆基导弹武器系统生存概率只有 9%~40%。二是潜地导弹攻击突然性大、范围广、突防能力强，突防能力比陆上机动导弹要高一倍；三是研制核潜艇的费效比，要比陆上机动导弹低等等。

争论双方各执一词，纷纷扬扬，弄得许多人心里没有底。这些不同的观点也反映影响到高层领导那里。

就在导核潜艇总体施工安装即将开始之际，“四人帮”的主要成员江青在 1971 年底公然荒唐地提出，海军只要搞“护航队”、后备队”就行了。1972 年 6 月 4 日，“四人帮”的另一成员张春桥 , 在出席军委办公会议时则抛出了他的“大陆派”观点，阴阳怪气地说：“我们是大陆派，现在火箭导弹都很发达，装在陆地上可以打到任何地方，海军不必大搞嘛。”

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原来就对搞导弹核潜艇有异议的同志更认为，有了洲际导弹和陆地机动导弹，何必还要搞核潜艇呢？如果要搞海上机动的导弹武器，可以把导弹装在常规动力潜艇或者水面舰艇上就可以了。

导弹核潜艇是搞还是不搞，这是关系正在进行的这项国防战略武器工程要不要继续进行下去的重大战略决策。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和同志们，面对这些议论和争论，经过反复思考讨论，认为：不管谁议论，议论到什么程度，只要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专委没有改变原来的决定，周总理没有发话，我们就要坚持到底。但为了按原计划顺利干下去，必须使所有参加研制的人，都认识的这项事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于是，陈右铭和办公室的同志一起，把那些不同的议论向海军、国防科委和工程领导小组作了汇报，请求领导给各方面做工作。

国防科委研究后，随即向有关部门作了布置，要求加快导弹核潜艇的研制速度，并把潜地导弹作为三项科研重点之一来抓。

与此同时，海军主要领导同志认为有必要首先在自己内部统一思想，坚定决心，以便回答一些人的议论和干扰。于是专门召开这次会议。会上，几位曾经吃过“洋面包”，长期处在海军领导岗位的海军建设专家，首先听取了有关人员对前一阶段核潜艇研制情况的汇报，分析了导弹核潜艇研制工程进展缓慢的原因，然后，围绕要不要继续搞导弹核潜艇工程的问题，展开了认真严肃的讨论。建国之初就担任海军司令员的老革命家萧劲光，多年来为人民海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曾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此时，他被“四人帮”强划为“上了林彪贼船”的人，身心遭受着摧残。这位已年届 70 的老战士，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发表了具有真知灼见的讲话。他说：“现在在国内有大陆观点和海洋观点，地球上百分之七十是水，世界各国都在向海洋进攻。我们的海洋要保护，不保护海洋，只要陆地，那不就取消海军了？我们自己的海洋能够不要保护吗？我们不反对大陆观点，但不要海洋的观点是不对的。”

讲到这里，萧劲光想到了这样一件事：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美苏两国在大力发展陆地为基地的中远程导弹的同时，先后分别研制出来在潜艇上水面发射的可以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而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时，苏联虽然宣布研制出核潜艇，可由于赫鲁晓夫过分信任陆地洲际导弹，把苏联海军的战略进攻使命改由战略火箭部队担负，一度停止了发展潜艇弹道导弹的步伐，降低了海军的地位。而此时美国人却研制成功了导弹核潜艇和由这种潜艇水下发射的“北极星”弹道导弹。1962 年发生“古巴危机”时，美国人就把导弹核潜艇投入了作战部署，对苏联构成一种抗衡力量。这时，赫鲁晓夫终于惊醒过来，立即改变了他原来过分单纯依靠陆地战略火箭部队的观点，组织力量，拼命追赶，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很快研制成了导弹核潜艇和水下发射的弹道导弹。从此以后，美苏两国发展核潜艇和潜地战略导弹的军备竞赛一轮紧过一轮。

萧劲光停顿了片刻，又入情入理地分析说，核潜艇速度快，既能攻又能防，可以在水下几百米攻击敌人的核潜艇，又能攻击大型水面舰船，特别是它的隐蔽性好，可以在水下连续航行几个月不浮出水面，这是常规潜艇办不到的。如果把潜地导弹装到核潜艇上，攻防能力就更大了，可以更好地发挥导弹的作用，使导弹能够从广阔的海洋中，隐蔽地攻击岸上的战略目标。为什么一定要把导弹都装到常规潜艇上去？为什么要限制在自己的沿海活动？这是什么科学性？

“搞尖端武器首先要有个战略思想”。萧劲光的话音刚落，苏振华就接着发表意见。他是 1954 年来到海军担任领导工作的。本书前面已经讲到，他是积极倡导在中国发展核潜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并于 1958 年亲自带领代表团赴苏联谈判提出引进核潜艇技术问题。“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残酷迫害，林彪集团被粉碎后，重新恢复工作，担任了海军副司令员。他说：“有人说，现在有了洲际导弹，有了卫星，核潜艇就没有什么用了，是不对的。美苏有很多洲际导弹，还拼命搞核潜艇；而我们还没有洲际导弹，就主张不搞核潜艇，是没有道理的。就是有了洲际导弹，在陆地机动性还是比较小的，而潜艇是活动的，陆地上的洲际导弹不如它的机动性大和隐蔽性好。”

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插话道：“大中小导弹，核潜艇、常规潜艇都要有，不能互相代替。”

苏振华接着说：“我不反对在陆上搞洲际导弹，但反对不让我们搞导弹核潜艇。”

听到这里，萧劲光心情有些激动，他从沙发上站起来，挥动着手说：“我们在毛主席发出的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伟大号召鼓舞下，立足国内自己搞出来了鱼雷核潜艇。是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搞？希望大家要抓紧把导弹核潜艇搞出来。我们要把先进的导弹放到先进的核潜艇上。”

讲到经费问题时，有领导插话说：“过去谈到搞导弹核潜艇，就说要和搞陆上洲际导弹争经费，去年就说花钱多，争了经费。”

萧劲光马上接着说：钱的问题，你们不要谈，给我们多少钱，海军内部调整，宁可减少其他开支，也要搞这个。世界上海军的发展与好多方面都是有斗争的。如果有人想取消海军，我们就要斗争，不能讲空话。

经过反复讨论，海军党委统一了意见，决定坚定不移地把弹道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进行到底。当有关人员向中央专委、中央军委汇报核潜艇研制工作情况时，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副主席、聂荣臻副主席，都同意和支持海军党委的意见，指示要尽快把导弹核潜艇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