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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正常的工作程序，薛平安需要写一个案情调查报告，上报舰队政治部，并抄送市公安局。报告写完，他的工作就算告一段落，可是他的调查报告写到一半怎么也写不下去了，他似乎觉得这个案子还没有完。什么地方没搞扎实呢？他苦苦思索，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这时，孟子非找上门来了。

“薛副处长，我是来找你交代案情的。”孟子非平静地说。

“你还有什么情况没有说？”

“我一开始说我不知道这件事，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我对你们说了谎话。我才是这个案子的主谋。要处罚要追究刑事责任就对我来吧，不要追究那三个战士。”

薛平安本来以为可以结案了，没想到忽然又冒出来一个“主谋”。这都是什么事啊！既然有人来“自首”，就没有理由不听听人家怎么说。

孟子非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他指使的，并详细交代了他在什么地方对哈绪宁讲了什么话，嘱咐他如何如何，怎样怎样。听上去很符合逻辑：一个男人老婆被别人睡了，于是怒火中烧，就导演了这场“捉奸闹剧”，并制造了本人不在现场的假象。让薛平安不理解的是，既然这件事是孟子非指使的，那么哈绪宁为什么要把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呢？因为感恩？出于仗义？

送走孟子非，薛平安又把哈绪宁找来谈话，严肃地问他：“到底是谁指使你去‘捉奸’的？”

哈绪宁嬉皮笑脸地说：“我不是说过了嘛，是我自己导演的，没有任何人指使我。”

薛平安板着脸说：“孟子非自己交代了，是他指使你干的。你老实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哈绪宁愣了一下，继而笑道：“他是想替我们‘顶缸’，他真的没有指使我干什么。”

薛平安从哈绪宁的那一愣中看出，此事出乎哈绪宁的意料，他觉得孟子非确实有为部下开脱责任的嫌疑。他马上又把孟子非找来，十分严肃地说：“孟子非，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是谁导演的？”

“不是跟你说嘛，我。你想啊，这种事，除了我，还能有谁？”

“你要知道，做伪证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个责任可能比你指使别人打伤人的责任还要大！”

孟子非冷笑道：“大多少？总不至于杀头吧？就是杀头，把绿帽子一起摘了，也好。”

薛平安严肃地说：“这是法律，不是儿戏！”

孟子非忽地站起来，猛地一拍桌子说：“法律怎样？儿戏又怎样？你这个舰队的保卫处处长是干什么吃的？你不好好维护部队官兵的利益，跑到这来吆五喝六，专门和我们过不去，我瞧不起你！”

薛平安也火了，一拍桌子站起来说：“你可以瞧不起我，但是你要懂得规矩！我现在是来秉公办案的，不是来拉偏架的！”

孟子非毫不示弱地说：“你爱咋的咋的，杀人不过头点地，老子不伺候你了！”说完，摔门而去。

薛平安顿时傻在那里。他在舰队保卫处工作这么多年，不知办过多少案子，不知见过多少各形各色的人，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被一个下级单位的下级军官给晾在那儿了。薛平安走到窗口，看着孟子非远去的背影，心中忽然有点凄然。是啊，一个海军军官，为了核潜艇部队建设不能经常回家，却被别人挖了墙脚，你怎么能要求他心平气和地和你说话呢？在这个事件中，孟子非无疑是第一受害者，现在那个挖了他家墙脚的人，反过来要他进行经济赔偿，这怎么能不让他窝火呢？孟子非的那句“你不好好维护部队官兵的利益……专门和我们过不去”，让他受到很大触动。是啊，我们的干部战士献身国防，不能经常与家人团圆，他们的切身利益由谁来维护呢？薛平安想，现在闵大头的被伤害案已基本清楚了，并不是孟子非所为，而是三个战士出于义愤私下策划的。他们的行为无疑已经触犯了法律，如果当事人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他们，他们的政治前途就会受到影响。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

调查报告彻底写不下去了，薛平安索性关上手提电脑，走出房间，沿着基地招待所门前的小路向海边走去。他一边走一边想，这些年来，调查报告写了无数，对其体例和用词早已驾轻就熟，这个案子的案情并不复杂，怎么会写不下去了呢？走着走着，他忽然意识到，是他对这个案子的结果不满意。从感情上讲，他是痛恨闵大头，同情孟子非和哈绪宁他们的，他不愿就这么把调查报告交上去，将本来行侠仗义的战士们送上法律的审判台。应该受到审判的是闵大头才对。闵大头这个家伙，理应当被告的，怎么让他摇身一变当了原告呢？决不能轻易放过了这个家伙！

这样一想，薛平安的思路就有了新的方向。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忽然间他脑海中灵光一闪，觉得闵大头身上大有问题。

薛平安见过闵大头，也去过孟子非的家，并查看过闵大头从楼上跳下去的那个阳台。那幢房子的层高只有两米多一点，并不很高，如果是白天，从二楼跳下去一般不会有多大危险。但是在晚上，又是在慌慌张张的情况下，闵大头能两脚平稳着地吗？如果不能，他的块头又比较大，极有可能把腿摔断，要是能够证明他的腿不是被人打断的，那么，这件事将会产生根本性逆转，不但部队方面不需担负任何医疗费，也不用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了。

薛平安匆匆返回房间，打电话找来沙远征和鲍丰宇，让他们仔细回忆当时的情景。

“闵大头落地时，你们在什么位置？离他有多远？”薛平安问。

“我们隐蔽在一楼的窗前，离他落地的地方有三至五米远。”沙远征答。

“他落地时处于什么状态？是蹲在地上，还是坐在地上，或者是站在地上？”

“好像是坐在地上。”鲍丰宇说。

“你们上前往他头上套麻袋时，距离他落地有多长时间？”

“大约有三到五秒钟。”

“他这时处于什么状态？站起来没有？”

“没有。他还坐在地上。”

“你们踢他的时候，是否很用力？”

沙远征说：“我在他的身后，主要是踢他的屁股，比较用力。”

鲍丰宇说：“我在他的前面，主要是踢他的裤裆，但是因为他坐在地上，踢了两脚没踢着，就朝他裤裆那儿踹了两脚。不是太用力，因为那个地方不经踹，太用力会死人的。”

“你们还用别的工具了吗？比如棍子什么的。”

“没有。哈绪宁交代过，就是教训教训他，没想要把他打个怎么样。”

薛平安分析，如果沙远征和鲍丰宇所说的情况属实，那么，闵大头的小腿很可能是自己摔断的，不是被打断的。为了证明他的推断，他连忙要车，匆匆返回城里，找到为闵大头治疗的骨科医生，调看了闵大头小腿骨折的X光照片。他问医生是否能看出骨头是怎么断的，医生说：“我们只负责接骨，不负责判断骨折的原因，查询原因是法医的事。”

闵大头的事情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医生不愿在部队和颇有背景的闵大头之间得罪任何一方，所以不愿说明骨折的原因。薛平安只好去找公安局的办案人员，然后将X光片交给法医鉴别。法医根据X光片的形状，初步判定是自身拧折的，不是外力打折的。这样一来，薛平安心里更加有了底数。

薛平安和公安人员一起来到医院，再次询问闵大头。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闵大头住院四五十天了，还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腿上的石膏虽然已经卸掉，但是医生仍然不让他下地行走。他看到公安人员带着两名海军上校军官走进病房，急不可待地催问道：“案子破了没有？医疗费带来了吗？”

薛平安说：“案情基本清楚了，不过我们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核实一下，希望你能积极配合。”

闵大头说：“我现在急需用钱，希望你们赶快把钱送来。”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怎么才能拿到钱。”

“听你的意思，我拿不到钱了？”

“这个问题你自己最清楚。”

“我最清楚？你什么意思？”

“现在我来问你几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否则你会受苦的。”

闵大头看看薛平安，没有马上表态。他在揣摩薛平安会提什么问题，他将怎样应对。他感到奇怪，不如实回答还要受苦，受什么苦？

“什么问题？你问吧。”闵大头说，“我现在急需医疗费，希望你们尽快妥善处理此事。否则我会到法院告你们。”

“告不告那是你的事。”薛平安说，“现在你来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你的腿，到底是自己摔断的，还是被人打断的？”

“当然是被人打断的！”闵大头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薛平安，充满敌意。

“第二个问题，你从楼上跳下来的时候，能看到地面吗？”

闵大头犹豫了一下说：“看不太清。”

“到底能不能看清？”薛平安提高了嗓门儿问。

闵大头对薛平安的口气很不满意：“你不要用审讯犯人的口气好不好？”

“对不起，这是职业习惯。”薛平安稍微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在案件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在我们的眼里，所有的当事人都是嫌疑人。我查阅了一下时间，那天晚上是阴历三月的月底，没有月亮，案发时间在21点30分左右，很多人家已经熄灯睡觉，当时的光线很暗，你根本不可能看清地面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闵大头想狡辩，又没有充分的理由，只好作罢。

“第三个问题，你落地之后，是不是还没站起来就被人套上了麻袋，接着就遭到了殴打？”

“是。”这一次闵大头回答得很痛快。

“然后就有人踢你的屁股，踹你的裤裆？”

“是。”

“但是他们并没有踢到你的腿，是不是？”

“是……不是！没踢我的腿，我的腿怎么会断掉？”

“因为事情来得突然，你自己可能也没意识到，你的腿是你自己摔断的。”

“这不可能！”闵大头色厉内荏地咆哮道。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你双脚着地时，很难保持平衡，所以就把小腿扭断了。我调查过了，那三个战士——其中有两个踢了你——他们穿的都是部队发的胶鞋，你坐在地上，用胶鞋是很难把一个成年人的小腿踢断的。”

闵大头愣了一下说：“也许不是踢的，是用什么东西打的。当时我的头被人蒙上了，什么也看不见……”

“有一个办法可以判断你的腿到底是被人打断的，还是你自己摔断的。”

“什么办法？”

“那就是看骨折的茬口。”

闵大头看看自己的伤腿说：“骨头已经长上了，怎么看？”

“这很简单，如果你非要证实不是自己摔断的，可以让医生把骨头重新折断，看看原来的茬口就知道了。”

“什么？重新折断？”

“是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比如第一次接骨没接好，只好折断了重新接。”

“我不干，你们到底安的什么心？”

“我们的工作职责就是想方设法把案情搞清楚，而且要用证据说话。你说你的腿是被人打断的，对方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看证据了。你看到底怎么办？要么放弃赔偿的请求，要么用你自己的腿来证明你的观点。”

闵大头想了想，痛苦地做出抉择：“要是这样，那就算了。我宁可自认倒霉，也不会再把腿折断一次。”

“那不行，你不能说算就算了，这关系到案件的是与非的问题，你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到底是你自己摔伤的还是被人打伤的？”

闵大头憋了半晌才说：“就算是我自己摔伤的吧！”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算是不行。”

“我不要你们赔偿还不行吗？”

“不行。责任必须说清楚。就是你不要赔偿了，我们还要对当事人进行处分。你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是我自己摔断的……”

“你能确定是自己摔断的吗？”

闵大头很痛苦很无奈地说：“我落地以后就感到这条腿特别疼，然后我就站不起来了……”

“那你为什么说是被人打断的？”

“我不是想让你们赔一点医疗费嘛！”

“既然你承认是自己摔断的，那好，请你看一下这份笔录，如果没有异议，请签字画押。”

闵大头很不情愿地看了一遍笔录，很不情愿地签了自己的名字，按了手印。

薛平安把笔录收好，对闵大头调侃道：“其实这就是一个程序，就是你不承认是自己摔伤的，我们也可以定案。”他拿出那张公安机关出具的法医证明说，“这是法医证明，不用把你的腿重新折断，也能确定你的腿是摔断的，不是被人打断的。”

“你……你耍我！”闵大头气得面红耳赤。

“你说错了，是你自己耍自己。你本来可以蔫儿八叽把伤养好回家的，可你就怕别人不知道你干的好事，乱报警，浪费国家资源，还诬陷好人。断腿只是一个小小的惩罚，更大惩罚还在后面。再见！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薛平安说完就离开了病房，闵大头杵着一颗红赤赤的大头愣了好半天。

走出医院，薛平安长出一口气，兴奋地对基地保卫处处长说：“我很不习惯医院里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几天来一直压在心上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现在可以回去继续写那份没有写完的调查报告了。”

案子结了，薛平安为哈绪宁等人解除了“故意伤害罪”的罪名，但是与本案有关联的几个人心里并不轻松，其中包括易小雅。

回想起自己“感情走私”的历程，仿佛就是一场梦。她一开始到娱乐场所去消遣，仅仅是为了解闷儿，并没想会走得那么远。闵大头提出要和她上床时，她的心情很矛盾，想拒绝又怕惹他不高兴，不拒绝又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丈夫。不过她的心里还是对闵大头的身体怀有一种渴望的，所以在闵大头的纠缠之下，她几乎是半推半就地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改变了性质。一旦尝到了红杏出墙的刺激和甜蜜，再想刹车也刹不住了。上大学时，她曾在《拿破仑传》中看到这样一句话：女人的欲望是吞噬的火。当时很不理解，现在她开始理解了。就连法国皇帝的妻子都要偷情，可见，女人的欲望高于一切！

渐渐地，她觉得闵大头简直就是上帝送给她的一件最精美的礼物。他硕大的头颅充满了智慧，他魁梧的身材充满了力量。他口才极好，妙语连珠，相比之下，孟子非的风趣和幽默黯然失色；他床功极好，生机勃勃，相比之下，孟子非的力度和功夫更是不如。有一段时间，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她满脑子都是闵大头，有时和丈夫做爱，脑子里想的也是和闵大头做爱的情景。

有人说，女人一上床，就希望嫁给和她上床的男人，易小雅也属于这种女人。闵大头已经成家，并没有要离婚另娶的想法，但是两人在鱼水之欢时，易小雅问他愿不愿意娶她，他随口说愿意，她就当了真。

闵大头是个大公司的业务经理，经常在全国各地跑业务，易小雅想和他一起出去旅游，闵大头说可以。易小雅跟单位领导请了假，对丈夫说要出趟差，就跟着闵大头一起去了苏杭一带旅游。每到一地，他们都是以夫妻名义住在一起。

有了这次出双入对、朝夕相伴的经历，易小雅的心就完全移到闵大头的身上了。她做好了和孟子非离婚的思想准备，但她希望闵大头先离婚：她看到了太多这种因为男方离不了婚，导致女方鸡飞蛋打的例子，她不想当那种傻瓜。

一开始易小雅和闵大头幽会还比较小心，避孕措施非常严密，时间一长，双方都有些大意，结果就怀了孕。在孟子非发现了那张手术费收据时，本来她可以编个理由搪塞一下的，可她偏偏懒得和他费口舌，潜意识中她甚至希望丈夫知道此事，好早点和他离婚，省得她提。那种一年之中要守大半年活寡的日子，她实在不想继续过下去了。

奇怪的是，孟子非并没有在她人工流产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也没有和她吵闹。她想，也许他要出海远航了，工作忙，顾不上了。在她身体恢复以后，孟子非回了一次家，告诉他潜艇要出海一个多月，要她自己照顾好自己。她心里说：这么些年，还不都是自己照顾自己，你什么时候管过我？她问他什么时候走，他说两天以后，出航之前还要值更，就不回来了。第二天，闵大头打电话说他刚从外地出差回来，想见她，她也非常渴望见他，就把他叫到家里来了。易小雅专门做了几个小菜，两人还喝了一点红酒，然后一起洗澡，互相搓背，之后匆匆上床。没想到他们这边刚把灯熄灭，那边就传来了很夸张的用钥匙开门的声音。

尽管易小雅打定主意要和丈夫离婚，可她还是不想让丈夫看到家里的床上还有另外一个男人。而闵大头虽然身材魁梧，很有男人气概，但是一听易小雅说她丈夫回来了，马上吓得浑身筛糠，麻利地穿上衣服，一纵身就从楼上阳台跳了下去。那个位置他以前就察看过，甚至半开玩笑地对易小雅说，如果有情况，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对于这次的“突发事件”，易小雅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她发现闵大头的腿断了，首先想到的就是赶紧送他去就医。因为随后他的家人就到了，她不便出现在他的身边，只能回避。后来闵大头报警，事先也没和她商量，公安人员找她了解情况时，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当她得知是闵大头报的警，单方面将此事公开，她从心里恨他，她打电话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支支吾吾，只说你别管。她生气地把电话挂了，便不再理他。此前的甜蜜和爱意荡然无存，她忽然发现，那种偷情偷来的美好感觉，竟是如此脆弱。她甚至觉得，闵大头的腿断了也是活该。

不管怎么说，她和闵大头的事总不是一件光彩的可以摆到桌面上的事情。她不想被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她更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丈夫，她龟缩在父母的家里不愿见人。尽管父母的脸色也不好看，但他们毕竟是自己的父母，对她的包容性要远远强于别人。

她从父亲那里不断听到案件的进展情况。她一开始以为袭击闵大头的事情是丈夫干的，从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来分析，太像是丈夫干的了，后来听说是三个战士出于义愤行侠仗义，她竟被战士的真情所感动，并为他们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感到惋惜和内疚，她甚至央求父亲出面去为他们说情，不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再后来，当她得知闵大头的腿并不是被人打断的，是自己摔断的时，她的脸上居然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

一开始薛平安找她了解情况，她很抵触，等到薛平安为三个战士排除了“故意伤害罪”的嫌疑之后，她从心里感激这个不苟言笑的保卫干部。后来薛平安再次找她了解情况，她痛快地把她和闵大头的那些隐私全部说了出来。

闵大头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讨医疗费没讨到，反而讨来一个被告的身份。孟子非以破坏军婚罪将他告上法庭，他是在医院里收到法院送达的起诉书副本的，当时他就傻在病床上了。

闵大头和易小雅在舞场上相识以后，很快就对她产生了一种性的冲动。易小雅长了一张鸭蛋脸，身材苗条而丰满，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他是情场老手，对女人的心理比较了解。他认为，所有到舞场上来的单身女人，基本上都是来寻求异性刺激的，骨子里大都比较风骚。他一眼就瞄准了易小雅，很绅士地邀请她跳舞。她看了他一眼，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把易小雅搂在怀里，四目对望，易小雅羞涩地一笑，他就知道她是个情场上的新手，就更加对她有了好感，心里一兴奋，生理上也有了反应。刚跳了没几步，他渐渐将她的身体拉近，并利用旋转的机会用自己下身隆起的部位去挑逗她。她对这种明显的性挑逗没有表示反对，反而更加羞涩地红了脸。他用色眯眯的眼神看她，她只是迅速地瞥了他一眼，就避开了，于是他断定，他们之间可以进一步发展关系了。整整一个晚上，他们都没有换过舞伴。在跳一曲慢舞的时候，他搂紧了她，并轻轻吻了她的脸颊，一开始她本能地躲闪了一下，后来就没再躲。

舞会结束时，闵大头说他度过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夜晚，易小雅说她也是。闵大头问她是否有幸再见到她，她矜持地说：以后再约吧。于是两人互留了电话。

闵大头在商场上闯荡多年，法律意识还是有一点的。当他得知易小雅的丈夫是个军人时，他便放缓了进攻的脚步，专门到网上查阅了有关破坏军婚罪的法律条款，他可不想为了搞一个女人把自己搞到监狱里去。他发现，新的刑法对破坏军婚罪的定义定得比较宽泛，破坏军婚罪是指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行为。与现役军人的配偶通奸，一般属于思想教育的范围，从立法本意上讲则不能认定为犯罪。也就是说，通奸不构成破坏军婚罪。

只要通奸不算犯法，就扫除了闵大头的心理障碍。他从心里喜欢易小雅，和她在一起，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特别两人在床上，他能让易小雅如痴如醉，易小雅能让他强悍无比。他们互相欣赏互相赞美互相鼓励，共同享受那美好的时光。他很多年前看《封神演义》，记得书中在描写土行孙新婚之夜时有一句话：人生极乐，莫过于此矣。他觉得和易小雅在一起，每次都像新婚。

只是他并没像易小雅期待的那样，想和她有什么结果。他觉得离婚的成本太高，划不来。另外易小雅虽然是个好情人，却不一定是个好妻子。他的原配夫人尽管不如易小雅识得男女风情，却是一把持家的好手，如果舍弃现有的家庭，他失去的远比他从易小雅那里得到的多。然而他又舍不得放弃易小雅，因为易小雅是他身体内产生荷尔蒙的发动机。按照弗罗伊德的观点，人的智慧来自于性的动力。闵大头也觉得，自从认识易小雅，他的精力比过去旺盛了，脑袋比过去聪明了，业务能力也大大提高了……

意外摔伤小腿之后，他本想讹部队一笔医疗费，在向公安部门报案的同时，也向地方法院提出了要求孟子非赔偿医疗费的民事诉讼，但是案情涉及军人，地方法院没有立案。接着，他又向舰队军事法院提起诉讼，军事法院给予他的答复是，现在诉讼对象尚未确定，只有在案情调查清楚之后才能立案。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弄巧成拙，原告没当成反成被告。

闵大头看着法院的传票，经过短暂的思考，迅速开始行动，聘请了一位精通婚姻法的律师做他的辩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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