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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艇上人员编制少，第二部门和第三部门合在一起，就成了“二三部门”。二三部门长也叫鱼水雷长，下面有鱼雷班、鱼电班，还有一个防化兵。鱼雷班有军士长、班长，鱼电班没有军士长，只有班长，防化专业连班长也没有，只有一个防化兵。平时防化兵也当鱼雷兵用。
杨兆忠（1940.11～），辽宁省营口县人。1960年7月入伍，1967年7月从海军潜艇学校（现海军潜艇学院）毕业，任127、155、210潜艇二三部门长；1975年1月起任北海舰队第二训练团、旅顺基地干部教导大队航海教员（副团职）；1984年4月任大连潜艇支队鱼雷业务长。1986年11月转业，任大连海运学院教务处科长，1992年1月任辽宁省轮船总公司人事部经理、海安室主任。2000年11月退休。
我1970年1月上艇的时候，艇上有三个二三部门长，除了杨兆忠，还有张岩和刘曰忠。张岩曾到地方“支左”一段时间，当时是杨兆忠在家主持二三部门的工作。在我的印象中，杨兆忠在本艇工作时间比较长。从他的简历上看，我和他在一个艇队生活了6年，但他是部门长，年纪大，资格老，又和我不在一个部门，我俩在工作上基本没有什么交集。时过40多年，我一时竟想不起他有什么故事可写。我在“曾经的127”微信群里向老战友求援，于水洋热情相助，给我提供了一些素材。1970年夏天，127艇根据上级的安排，从栲栳岛开到胶州湾，在胶州湾进行海上装雷训练。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准备早打、大打、打核大战，并且发扬打人民战争的光荣传统，假想在装卸码头被敌人摧毁的情况，怎么在海上用渔船给潜艇装鱼雷。这次海上装雷，就是杨部门长具体组织指挥的。事也凑巧，这次编辑本书，声纳班老兵顾影晨给我提供了一些素材，其中有一段就是写的“海上装雷”的故事。海上装雷训练，接近实战，难度很大。在大海里，渔民们运送补给物资，其难度最大的不是与地方协调，而是鱼雷进舱，首先要解决起吊设备，其次要解决风、浪、涌造成的前、后、左、右、上、下的摇摆和颠簸。在杨兆忠部门长的指挥下，我们装雷组反复研究，用缆绳固定好靠在我艇左右两舷的渔船，再将两船的桅杆合扎作杠杆，挂上铁葫芦，使之“三合一”形成整体，要摇一起摇，要摆一起摆。我具体负责牵引鱼雷，起吊时防撞吊杆。鱼雷进舱要防撞升降口，又要防止失控滑脱。由于分工明确，职责到人，装填小心，因此结果十分圆满，有质有量地完成了胶州湾装雷训练。当年我也参加了海上装雷，如果不是于水洋和顾影晨提到40多年前的这一段历史，我几乎已经忘记了。现在忽然想起来，那时我还写过一首诗歌《海上装雷》发表在《人民海军》报上。这种军与民合作的海上装雷训练，是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和想象的。这种训练也许在未来还会出现，不过肯定不会使用带桅杆的渔船了。与时俱进嘛！人民战争是中国革命制胜的法宝，过去是，未来未必不是。2008年，我编辑老艇纪念册时，杨兆忠应约写了一篇文章《我们的老艇长》，他从一个部门长的角度，讲述了对老艇长张连忠的印象。
张连忠同志在127、155、210潜艇当了10年艇长。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表现出标准军人的素质和品格，深深地影响和教育了我们，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的老艇长有一颗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心，他一切从实战出发，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把127艇训练成为能吃苦，能战斗，讲团结，讲奉献的坚强集体。127艇是作战值班艇，那些年，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战备疏散、远航巡逻、科学试验、侦察阻击、外训艇员等各项任务。老艇长每次出海都要亲自动员，明确任务，提出要求，以达到确保安全，提高技能的目的。三舱就是他的“阵地”，不管一级部署还是二级部署，不管出航还是返航，不管白天还是夜里，他都在三舱。沉着、冷静地指挥潜艇，帮助指导别人提高操作水平。有一次潜艇上浮时，舰务兵听到口令后，没有及时打开三舱升降口下盖。老艇长很着急，大声吼道：“你是怎么搞的！”舰务兵用铅锤猛力将下盖打开。事后老艇长找到舰务兵做了思想工作，分析上浮时及时打开升降口的重要性，指挥员必须用最快速度到舰桥操艇，才能保证潜艇安全。老艇长身教胜于言教。他要求下级要做到的事，他都首先做到，从不搞特殊化。有一次潜艇进厂航修，有人来找他研究工作，结果到处找不到他。此时他正躺卧在甲板下面管路间刮铁锈。后来值班员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当他从甲板下钻出来时，满脸汗水和铁屑，衣服上沾满了铁锈和油污，根本认不出来他就是艇长。老艇长不仅军事技术过硬，还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在“文革”中，部队大搞“突出政治”而忽视军事训练的时候，他要求127艇的干部战士，任何人都要踏踏实实搞好军事训练，使127艇成为支队出海天数最多、远航距离最远、疏散时间最长、装雷条数最多、作战值班最频的潜艇。对来自军事院校的学员，他能实事求是地进行培养和使用。1970年5月，127艇到栲栳岛执行战备训练任务，当时我主管二、三部门工作。在党支部正确领导和同志们的积极努力下，部门工作有较大进步。年终总结时经老艇长推荐，我到支队召开的军人大会上介绍部门工作经验。后来我虽然离开了127艇，但我一直非常留恋127艇和与老艇长相处的日子。
张岩（1943.1.7～），辽宁省辽阳市人。1960年7月入伍，1965年7月从海军潜艇学校（现海军潜艇学院）毕业，曾任常规潜艇部门长、副艇长、艇长、核潜艇艇长、核潜艇基地参谋长、副司令、潜艇学院副院长、北海舰队副参谋长、旅顺基地司令员、北海舰队副司令员等职。1997年授海军少将军衔。2003年3月退休。
张岩是127艇成长起来的几位将军之一。在我的印象中，张岩平时话语不多，办事有板有眼，是我很尊敬的部门领导之一。我当时是新兵，和张岩不在一个部门，对他不太了解，所以说不出他太多的故事。张岩和杨兆忠是高中同学，两人一起考入青岛海军潜艇学校，后来又先后分到127潜艇工作，这种情况大概在全海军都是绝无仅有。张岩在潜校学的是鱼雷专业，学制4年，杨兆忠学的是鱼雷航海专业，学制5年，张岩比杨兆忠早一年上艇，先当二三部门长，杨兆忠晚一年上艇，任实习二三部门长。两人在一起共事，关系处得非常好。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张岩和杨兆忠的性格差不多，都属于“老成持重型”的，当值更官，下口令什么的，比较有军事指挥员的样子。后来张岩官拜北海舰队副司令，授海军少将军衔，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他具备担任高级领导干部的能力、水平和智慧。我认为，能不能当上领导干部，固然有各种机遇和运气的成分，但凡是能走上高层领导岗位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2008年，我编辑老艇纪念册时，张岩应约写了一篇文章《潜艇生涯第一站》。从文中可以看出，他的“潜艇生涯第一站”，对他的成长影响还是很大的。
我1965年7月从潜艇学校毕业后，曾参加一年的“社教”。1966年8月“社教”结束，我回到部队，被分配到北海舰队127号潜艇，任二三部门长。127潜艇是我潜艇生涯的第一站。当时127潜艇正在中修，艇长张连忠同志也是刚刚参加“社教”回来的。他一到艇上，就开始抓试航和训练。在他的率领下，127潜艇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七个科目的训练，达到全训之后，我艇执行了一次为期15昼夜带作战背景的远航侦察巡逻任务。深秋的黄海风浪很大，潜艇在一个午夜隐蔽出航。经过两天的潜航，神不知鬼不觉地抵达了侦察海域。白天潜艇在30米以下的深度使用声纳监视和搜索周围情况，晚上在7米深度进行通气管状态航行并补充电能。指挥员将潜望镜升出水面，镜筒内的光学镜片通过多次的折射、反射，将海面的景象送入艇内，使指挥员了解海面的情况。在潜艇上工作非常艰苦，晕船呕吐是很平常的事。那潮湿闷热的舱室，震耳欲聋的机械噪音，污浊刺鼻的舱室气味，一见就腻的罐头食品……这样的环境，没有下过潜艇的人是难以想象的。作为一名潜艇艇员，只要你选择了潜艇，就意味你将接受生命极限的挑战。经过15个昼夜的巡逻，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安全返回了基地。通过这一次的远航训练，我掌握了潜艇值更军官的工作职责，熟悉了潜艇远航时的生活管理，进一步培养了吃苦耐劳的作风和坚韧不拔的性格。1968年，“文革”的极左思潮也漫延到了军营，少数官兵受其影响，私下搞串联活动，把矛头指向艇上领导。张连忠艇长平时对部队要求严格，个别受极左思想影响的同志把他定为“保守派”，妄图将其拉下马。我始终坚持“作战部队不搞四大，要坚持正面教育”的上级指示精神，逐个找本部门的同志谈心，反复讲部队要稳定，要团结，不能分派划线，不能散布自由主义言论，要坚持正常工作，要服从艇长、政委的领导，党员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重要性。我对他们说：张艇长对我的批评也不少，我感觉他是从工作出发，我们也确实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对领导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背后议论，更不能搞私下串联。我的这些做法，对稳定本部门同志的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到北京学习的王敬礼政委从北京回来以后，坚定地支持张艇长的工作，端正了艇上的风气，官兵关系没有出现严重对立的局面，日常工作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1972年秋，127艇原班人马到武汉接33型新艇，舷号为155。1973年7月，军委决定全军各军事院校恢复招生。经艇党支部推荐，支队严格选拔，舰队批准，我作为北海舰队优秀的潜艇部门长，被选送到海军潜艇学院艇长班学习，从此便离开了刚刚接回来的155艇，离开了曾经共同生活了7年的首长和战友，走向我潜艇生涯的第二站。在127潜艇7年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让我终身受用……
王连石（1950.9～），辽宁省大连市人。1968年3月入伍，曾任127潜艇鱼雷兵、鱼雷班长；1970年5月被选送到武汉海军工程学校学习鱼雷维修专业。1973年退役，曾任中国远洋总公司天津远洋分公司船员、轮机助理、船舶政委。1980年调入大连远洋运输公司机关工作，任保卫处长、船员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供应公司党委书记等职。2001年调入香港招商局集团公司所属的蛇口明华船务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07年退居二线任公司调研员。2010年退休。
我上艇时间不长，王连石就去武汉上学了，毕业以后时间不长就退役了。我和王连石接触不多，想不起他有什么故事，但是不知为什么，对他的印象很深，也说不清这印象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我的印象当中，他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很阳光的一个人。2008年，我编辑老艇纪念册时，联系上他，约他写文章，他发来一篇写王敬礼政委的文章，原来的题目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当时根据他文章的内容，“灵机一动”，把题目改为《向王敬礼政委敬礼》了。
1968年初春，我满怀豪情地报名参军。在众多应征者中，我有幸成为一名光荣的海军潜艇战士，并被分配到刚中修出厂不久的127潜艇。127艇当时的艇长是张连忠，政委是王敬礼。他们两人性格迥异，一个严厉，一个宽厚，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把127艇管理得井井有条，一派正气。我从上艇的第一天起，就立志要珍惜机会，努力学习，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海军的潜艇事业。能成为一名海军特种兵，亲自驾驶战舰潜航在大海深处，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贡献，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和荣耀。我的战位在一舱，虽然一舱的环境比其他舱室相对会优越一些，空间大，温度也不高，但是在大风浪里航行，艇艏上下颠簸的幅度要比其它舱室大一些。我抗风浪的能力还行，但扛涌浪的能力不是很强，海上涌浪较大时就会晕得厉害。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是1969年那次远航，有一天涌浪特别大，当时轮到我值更，其他战友都躺下休息了，我坐在一个装工具的大铁箱子上（铁箱至少有一百多斤重）双手紧紧抓住鱼雷发射管后盖把手，突然连续几个涌浪过来，把我连同屁股下的工具箱一起从左舷抛到右舷，还没等我反过神来，又从右舷抛向左舷，连续折腾了几次，把我彻底给抛蒙了，顿时感觉天昏地暗，浑身大汗漓淋……一筐桔子也全部撒落到舱底下了。趁着涌浪间歇期，我赶紧爬到舱底，费尽力气才把散落的桔子全部捡上来。到我交班时，汗水已经湿透了衣服。潜艇生活虽然艰苦，却也苦中有乐!只有艰苦的环境才能锤炼出坚韧的性格。1970年，艇上选送我到武汉海军工程学院进修。临行前，主持二三部门工作的杨兆忠部门长在部门欢送会上讲了一席话，对我上艇两年来的工作给予肯定，并对我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这些话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我在武汉经过两年多的刻苦学习，于1972年10月完成学业，回到支队干部科报到，然后在127艇等待分配。当时由于“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海军原定的“潜艇事业大发展”计划暂停实施，我们这些当初为“潜艇大发展”而培养的人才，只能顺应形势，另外安排。1973年，我怀着十分遗憾的心情，离开了服役5年的潜艇部队，到天津远洋公司当了一名船员。在127艇工作期间，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很大，让我明白了许多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道理，各方面的素质有所提高，为我未来的前进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到天津远洋公司后一直发展顺利：在公司经过三个多月的业务培训，一上船就当上轮机助理，3年后就被提升为远洋船舶政治委员。1976年国内还是“突出政治”的年代，当时远洋船舶实行的是“党支部领导下的船长、政委分工负责制”。当时我年仅27岁，是整个中国远洋系统船舶政委中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我深知自己各方面素质距离职务要求还差很远，面对那些资深的老船长、轮机长、老船员，我没有发号施令的资本，要想充分调动全体船员的积极性，确保安全、圆满完成好每航次运输任务，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事事率先垂范，真诚对待每一个船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凝聚人心。实践中我体会到，凡事，只要你努力认真去做了就一定会有收获。我工作过的船舶，在上级领导的指导和广大船员的支持下，曾多次被交通部评为“先进船舶”，我个人也曾几次被公司评为“先进政工干部和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让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在我刚接任船舶政委职务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贵人”，他就是我非常敬重的127艇老政委---王敬礼。一次 ，我轮在青岛港锚地待靠期间，海底门突然被海草堵塞，造成机器冷却水高温。情急之下，只好请求海军北海舰队防险救生大队派潜水员帮助清理。我在与潜水人员的交谈中得知，原127潜艇政委王敬礼此时正在“防大”当政委，我委托他们向老政委问好。没想到第二天一早，王政委专程到船上看我来了，并在船上住了一天一夜。情致所致，我们彻夜畅谈。在谈话中，王政委谈了很多他多年当政委的经验，让我这个年轻的外轮政委受益匪浅，使我坚定了做好政委工作的信心。1979年底，我以较好的业绩结束我7年的海员生活。1980年，大连远洋公司成立，需要从“中远”各大公司调入机关干部。北京总公司一个命令，把我从天津远洋公司调到大连远洋公司保卫处任职，1984年提升处长。2001年我又被调往香港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深圳蛇口明华船务公司任总经理。虽然工作岗位不断调整，职务也随之变更，但我从不敢懈怠，始终以一个战士的身份来严格要求自己，脚踏实地去作好自己分管的工作，始终没有忘记部队的培养教育、首长和战友的关怀帮助。在此，我以127潜艇一个老兵的名义，向老艇长张连忠——敬礼！向老政委王敬礼——敬礼！向其他老首长和老战友——敬礼！
王家成（1951.1～），辽宁省东港市（原东沟县）人。1969年12月入伍，曾任127潜艇鱼雷兵，1974年2月退役。
王家成和我是同期入伍的丹东老乡，乘坐一列闷罐火车来到部队。经过一个月的新兵训练，又一起分到127艇。王家成个子不高，鼻子挺大，据说原来艇上有个已经退役的老兵叫高旺，和他长得特别像，只是他比高旺小一号，因此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小高旺”。我们在新兵连的时候，就进行“入伍动机教育”，上艇分专业前，也进行了相关的教育，无非是让大家服从组织分配。尽管反复进行“入伍动机教育”，王家成还是对自己被分到鱼雷班耿耿于怀，私下发牢骚说：“艇上哪个专业都比鱼雷专业强，退伍回家谁也不能扛个鱼雷上山打兔子。”王家成平时说话不多，一开口就“不同凡响”，“不能扛个鱼雷上山打兔子”，这种话不是什么人都能说出来的。王家成晕船很厉害，每次出海都晕得没精打采。不知是心情不好，还是性格使然，平时总是一脸木然，很少看到他笑。在我们那批新兵当中，他属于不显山不露水的那种。服役期满就回家了，回家了也不跟任何人联系。2008年，我编辑老艇纪念册时，曾试图找他，结果没找到。这一次，我又发动群众找他，终于由蔡立国通过当地公安局找到了他。2016年10月，我趁回丹东参加我侄女婚礼的机会，邀请王克安、王家成、蔡立国、王占康、王军一起聚餐，并合影留念。吃饭的时候，王家成仍然保持了年轻时的风格，一开口就充满幽默，可惜我当时没纪录下来，无法在这里呈现给大家，只能把他的短文《战友胜似亲人》呈现给大家了。
1969年12月，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应征入伍，来到部队，分配在127潜艇任鱼雷兵，从此开始了我的潜艇生涯。在这期间，苦、辣、酸、甜都曾有过，但更多的是快乐、幸福……记得我第一次出海执行任务，海上的风浪很大，我多次晕船、呕吐，但每次都有战友帮我端水漱口，让我非常感动，战友啊，胜似亲人！在平时学习、训练中，部门长杨兆忠、军士长王秉祥和老班长吕同乐以及王连石、于水洋等同志，都能细心指导我，经常和我谈心，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各方面都有所进步。因我晕船较厉害，心情经常很沮丧，班里同志关心我，鼓励我，消除了我的顾虑或灰心，使我振作起来，每次出海执行任务都能完成本职工作。战友的情意，重于兄弟之情。在127潜艇上，我真的感受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大字的精髓。光阴荏苒，转眼40多年过去了，我们都不再年轻。但在我的脑子里，总是经常浮现出战友们的影子。每当闲暇的时候，也总能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我们一起学潜构、学专业技术、岗位操练。我们同舟共济，我永远不能忘怀。
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虽然我们讲着不同的方言，但是我们一起诉说心事，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兄弟。战友、战友，这么多年了，你还好吗？还常常想起我们在艇上的日子吗？神圣神奇的潜艇，让我们知道，原来濳艇人的友情更让人牵挂！过去通讯不发达，许久没有彼此消息，也许我们奔波忙碌，很久没有联系过了，但是希望你知道，我一直惦记着你。微信让我们慢慢都联系上啦。即使过了几十年，我们都已老去，即使岁月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带不走我们潜艇人的深厚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