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龙在渊 卧薪尝胆求自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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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学寅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易经•乾卦》

事物总是分阶段螺旋式向前发展的。在核潜艇工程整体“下马”“冬眠”的同时，决策层高瞻远瞩地决定保留一批核心科研机构中的骨干人员，“不断线”“长流水”地继续开展核潜艇关键项目的研究工作。这犹如《易经》中说的“潜龙在渊”，韬光养晦，自强不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到来。

这个“庙”不能“拆”

核潜艇工程总体研制工作“下马”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给“两弹”（原子弹、导弹）让路。核燃料的浓缩技术是制造原子弹和核动力反应堆的关键。掌握核燃料技术和导弹技术是建造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弹”的研制也是导弹核潜艇研制的前期工作，必须先研制出“两弹”，取得基本理论和实践经验后再应用到核潜艇上。当时，为了把分散的核科研力量、核科研设施和有限的科研经费集中用在保证“两弹”研制上，把核潜艇的总体研制规划推后进行，是一个理智的选择。

由于国家对尖端武器的调整方针已定，二机部从 1961 年便开始对核潜艇科技人员进行了缩减，一部分人员被抽调去支援一线——原子弹战线。

在研究核潜艇工程下马、酝酿、审批过程中，全国刮起了一股“下马风”。二机部为了集中力量搞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迫使其他方面一些工程纷纷“下马”，并且三番五次地要求“退够”，但仍有些项目因各种原因迟迟退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1962 年上半年，二机部来了一个“拆庙赶和尚”的办法：把项目或工程代号撤销，人就非走不可了。这当然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当时原子弹是重中之重，我们必须为此付出一些代价。但二机部这阵“拆庙”之风差点把核潜艇反应堆这个项目的“庙”刮走了。

一天，二机部在六楼会议室召开了一次由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内容就是“拆庙赶和尚”，在宣布被“拆”的“庙”中，就有核潜艇反应堆这个项目。

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在原子能所任堆线负责人的孟戈非感到十分突然。这个“庙”不能“拆”! 孟戈非心潮起伏，心里七上八下思索起来。孟戈非原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负责生产组织工作。为了提高文化水平，他从 1955 年到 1956 年的一年多中，除了白天正常上班外，每天早上 4 点多就起床，5 点到 7 点请人补文化课，晚上 7 点到 9 点复习做作业，如此苦苦坚持一年多，补习了高中的文化课程，考上汽车拖拉机学院在汽车厂办的夜大，脱产学习。

1958 年寒假，厂领导突然找他谈话，说全国大干原子能，中央决定我们厂要抽人支援二机部。厂领导决定由他带队，抽调 100 多名科技人员和管理干部过去。年底，孟戈非到二机部报到，宋任穷部长让他抓部里的核潜艇工程项目，对他说：“你不要嫌目前核潜艇项目人手少、单位小，但很有意义。原子能事业除了核燃料的生产以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原子弹，二是核潜艇。”又说，“关于核潜艇，首先要搞出核动力，要先在原子能所成立一个研究室，你先到原子能所去学习反应堆知识，设计人员都在那里。”孟戈非干一行爱一行，在自学和专家的熏陶下，渐渐地成了研究核反应堆的内行。

他到原子能所不久，就听到了我国科技代表团在苏联吃“闭门羹”的过程，心里很不是滋味。此刻，他想到 1959 年和大家一起突击学习反应堆设计原理的热烈气氛，想到苏联专家对核潜艇守口如瓶、讳莫如深的劲头，想到大家在 1960 年开始设计第一个潜艇核动力方案草案时日夜奋战、加班加点的情景，他遏制不住自己的激情，于是站起来发言了。

他说，原子能事业，除了核燃料生产和同位素应用外，主要是两个大方面：一为核武器，二为核动力。目前，国家经济暂时困难，一旦原子弹过关，核潜艇、核动力总是要上的。因此，这个“庙”不能拆，应该保“庙”，为今后作好前期准备；潜艇核动力事业，从零开始，创业不易，人才培养更不易。一旦散了，覆水难收。当前国家有困难，核潜艇如果暂时不整体上整个大工程，是不会和“一线”争投资的。                               

为了保住核潜艇这个“命根”，他同意撤销反应堆这个项目的一些附属工程。但“核动力的科技人员不应拆散，只要求发工资就行 !”他很激动，“国家有困难，还不至于几十个人的工资都发不起吧 !”

他拍着胸脯保证：“在国家经济好转以前，核动力研究室不要国家出科研经费，只要求每人每月从城里到院里的研究室来回一趟 2.2 元的公共汽车费就行 !”

孟戈非慷慨坦陈，得到与会其他部门领导的同情和支持。核动力研究室这个“庙”暂时没有被宣布拆掉，但“和尚”未必能保住。因为接着就有消息说，要将他们一个个调到“一线”去，其中包括让他和核潜艇动力研究室赵仁恺调去搞原子弹，让副总工程师李乐福和其他人去支援别的工程。

此时，孟戈非真的急了，他连夜打电话找第七研究院副院长于笑虹。电话里，孟戈非气喘吁吁地一口气把核动力研究室可能“拆庙赶和尚”或“留庙不留和尚”的形势讲了出来，请求于副院长帮助。

于笑虹听罢，也感到问题严重。因为他确实觉得原子能研究所的核动力研究室太重要太关键了，这个庙不能拆，这个庙里的和尚都是技术骨干，不能走。于是同他商定，连夜到海军大院找苏振华政委去研究挽救办法。

小汽车冒着大雨在海军大院一座楼门前停下，已经是晚上 11 点了。苏振华政委在家中门廊里迎住了他们。

苏振华当时是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的组长。坐下之后，于笑虹立刻说明来意，他和孟戈非一口气把要说的话都倒了出来。之后，他俩几乎异口同声地要求苏振华说：“苏政委，请你想想办法，这个‘庙’不能拆啊！”

“是的，这个‘庙’不能拆，‘大和尚’也不能走！”苏振华很同意他们的看法。然后他便和两位来客研究起来，认为只有国防科委出面可以将核动力研究室的设计力量保存下来，因为当时国防科委受中央委托领导二机部的工作。

苏振华当即要通了国防科委副主任安东的电话。

第二天，安东和于笑虹、孟戈非按时到了苏振华政委的办公室。苏政委开门见山地说明会议宗旨：“今天主要是研究核潜艇工程核动力这支设计力量如何保护起来、如何保存起来的问题。”

他接着说：“苏联背信弃义，撕毁中苏协议，给二机部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和被动。这是事实。他们搞原子弹任务重，我们应予体谅。但是核潜艇、核动力这批设计力量，培养起来实在不容易。回想 1958 年 10 月，我带队到苏联谈判，人家不承认有核潜艇，那是屁话，是人家不愿帮助我们。”

说到这里，将军显得有些激动，接着说：“现在国家遇到暂时困难，但核潜艇早晚要上的，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这批设计力量不能拆散，应该保存起来，以等待时机。但海军不便要这批力量，最好请国防科委出面，把这批力量从二机部要过去，保护起来。怎么样，安东同志？”

安东少将对苏振华的话并不感到突然，他操着典型的四川口音说：“我个人没什么意见，但需要和科委其他领导同志商量一下。”然后又补充说：“我想为了核潜艇，大家会赞成的。”

为了保存这支核反应堆设计科研力量，第七研究院院长刘华清还报告了聂荣臻元帅，之后，他又与戴润生、于笑虹联名向国防科委写了报告，请求成立一个集中的专业化的原子能动力研究所。

事情很快就确定下来。不久二机部就接到国防科委的正式通知，将原子能所的核动力研究室连同建制和设计人员划归国防科委七院。但还是晚了一步，研究室的赵仁恺及一些人已调到“一线”去了。最后，这个室由苏联留学回来的彭士禄担任副主任（没有主任），他和留下来的 50 多人继续坚持搞核动力研究。

30 年后，孟戈非在他写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一段除早已作古的苏振华、安东和于笑虹外，其他无人知晓的经历。本来，保留一批核动力研究骨干是中央专委讨论通过的海军党委和二机部党组报告的既定方针，但在具体实行中难免有偏颇。相关专家认为，尽管孟戈非后来离开了核潜艇研制工作，但他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为研制核潜艇保存一批“种子”骨干起了积极作用。

挖野菜充饥的科研专家们

刘华清和于笑虹根据中央专委会的通知和周总理的指示，就如何保留技术班子问题，召集有关人员深入研究，讨论草拟了《关于原子能潜艇动力工程设计工作的请示报告》，并以海军党委和二机部党组名义上报中央专委会。

1963 年 8 月，中央专委会在周总理主持下召开了第六次会议。会议决定：“把分散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使用，将二机部的 55 个核动力科研人员合并到七院，连同七院搞原子能潜艇动力的 155 人，共 210 人，减为 160 人，由第七研究院成立‘第十五研究所’，代号‘715 所’。周圣洋任副所长，彭士禄和黄旭华任副总工程师。”

715 所的任务是：“在工程‘下马’期间，以反应堆为中心进行基础理论和试验研究，集中开展预研工作，提出一个研制导弹核潜艇的设想，并通过研制设想，培养高级人才，研制新设备，为以后再次上马做好准备。”中央专委的这一决定对核潜艇工程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研究所在副所长周圣洋和彭士禄、黄旭华副总工程师的统一带领下，一边培养队伍，一边开展核动力装置和核潜艇艇体以及各设备系统的参数和结构的研究和论证。

这 160 多人分为两支队伍，一支是由彭士禄带队，搞核动力研究。核动力研究室是在北京一个郊区县城外边，一栋简易的办公楼，楼梯高高低低，地板坑坑洼洼，门板关不上，门窗闭不紧。桌子是坏的，椅子是破的。这哪里是一个研制现代化战略武器的地方！

日常生活就更差了。正是生活紧张的年头，吃的东西冬天除了窝窝头还是窝窝头，除了白菜帮子还是白菜帮子。到了春天，白菜也没有了，粮食不够吃，大家只好提着筐去挖野菜。这样的生活不是一两天，而是常年这样。

可是当上级领导来这里看望大家，问他们：“这里的生活如此困难，工作条件又差，你们能坚持完成任务吗？”

“能！请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说这话的，就是彭士禄，是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

彭士禄是这样一种人。天翻，他能用双手去托；地覆，他敢用双脚去踏。他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是在残酷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他年轻，没有赶上长征，不知道爬雪山过草地的滋味，但是他的生活经历也使他尝到了人生的艰辛。彭士禄在他写的《我的自述》回忆录中讲述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经历。

彭士禄，原名叫彭保禄。1925 年 11 月 18 日出生于广东海丰县。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土地革命的卓越领导者——彭湃的第三个儿子。1928 年 9 月 21 日，他的母亲——广东海丰县妇女解放协会主任蔡素屏被绑赴刑场，高呼“农会万岁”后被枪杀了。不到一年，1929 年 8 月 30 日，担任中央农委书记兼中央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英勇就义。从此，4 岁的彭士禄就成了孤儿。奶妈带着彭士禄四处逃难。为了躲避敌人“斩草除根”，党组织把彭士禄轮流送到老乡家抚养。小士禄每到一家，就认这一家的阿姨为“妈妈”；“妈妈”就给小士禄饭吃，衣穿。几年之内，小士禄就认了几十个“妈妈”，穿了几十个“妈妈”给的衣服，吃了几十个“妈妈”给的饭。后来，小士禄每想起这段生活，总要含着眼泪对人说：“我是穿着‘百家衣’、吃着‘百家饭’，由很多个‘妈妈’抚养大的。”这样一直到 1933 年，彭士禄还是不幸遭到敌人的逮捕，8 岁的小士禄就与“姑妈”一起坐了牢。

这位“姑妈”尽管饱受酷刑，但是拒不供认他是彭湃的儿子，最后被敌人确认为“不规良民”，转押到广州感化院关了一年多进行感化。到 1935 年，被释放出来，跟“姑妈”乞讨度日，流落街头。1936 年，他被祖母找到。1939 年，14 岁的彭士禄，毅然悄悄地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成为一名小游击队员，组织上为安全起见，正式为他更名为彭士禄。后来，组织上送他到香港读书。1940 年底，周恩来派人将他和十几位烈士遗孤家属一起接到了重庆，不久又转送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党无微不至地关怀着这个革命烈士的后代。彭士禄到达延安后，就被送到中学读书，后来，又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学化工。1945 年底，抗战胜利，党组织又送彭士禄进了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兵工厂。1947 年，石家庄解放，彭士禄被分配到石家庄接管工厂。1948 年冬，彭士禄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俄语。1949 年，大连工学院成立，他又去学化工机械。1951 年，彭士禄到苏联学习。他在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读了五年大学。

30 多年的生活，彭士禄吃尽了苦头，也受到组织上的关爱。正是这种经历，培养了他爱憎分明、勇于追求、不畏艰难的性格。

1956 年，他以全优的成绩毕业，获得前苏联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

这期间，周恩来总理看到美国和苏联都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导弹，美国还造出了核潜艇，苏联不仅有核电站，核潜艇可能也搞得差不多了，他高瞻远瞩地决定：选一批中国留苏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时值聂荣臻元帅与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访苏。一天，陈赓大将突然将彭士禄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将周总理的决定告诉他，然后征求他的意见：“你愿意改行吗？”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就这样，彭士禄被选中，又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 2 年。从此，

他与核动力结下了不解之缘。

彭士禄留学期间，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阶段，苏联教授和专家对中国留学生的授课教学诲人不倦，不遗余力，给他们开了核动力专业和与之相关的 20 多门课程，还带他们参观了莫斯科附近的原子能研究所第一个核电站，帮助他们完成核动力反应堆、核电站的学科设计……

苏联教授每授一节课，除苏方给付工资之外，中方付给 80 卢布报酬。彭士禄怀着高度的使命感，争分夺秒地学习。在这期间，他从未在晚上 12 点以前就寝过。他觉得，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一头扎进去，就像饥渴至极时遇到了琼浆玉液，拼命从中汲取知识的精华。在他心目中，不仅把 80 卢布看得很重，不努力学习对不起祖国人民，而且他认为，这也是为祖国夺取知识制高点的极好机会。

彭士禄与他的中国同学们扎扎实实地学得了基本的核动力知识，使他们成为我国核动力事业的优良种子。

1958 年 5 月，彭士禄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被分配到二机部设计院工作，随即被调配到原子能研究所任工程师，给苏联总顾问当翻译。1960 年，他被调到该所 12 室第五大组，开始参与潜艇核动力堆的研究设计工作，从此，他便投身于中国的核动力科研事业中。

1985 年 10 月，笔者在海军某试验基地执行报道任务时采访了彭士禄。在此之前的 1979 年，他被任命为我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 1983 年 2 月又被任命为水电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兼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还兼任国防科工委核潜艇技术顾问。当时，他是前来指导我国核潜艇潜艇水下发射弹道导弹试验的。这位身材矮瘦的卓越科学家，既没有书刊中常常描写的那种所谓“学者风度”，也没有部级“大干部的派头”，而是朴实豁达、宽厚随和。但是，在回忆当年参与潜艇核动力研究的经历时，言语中却始终透射着一种坚韧不拔的气质和坚不可摧的信念。

1961 年年底，负责潜艇核动力研究的技术负责人赵仁恺被调去搞原子弹了。1962 年初的一天，所长李毅把彭士禄叫到办公室，对他说：“士禄，我请你来，是想请你助我一臂之力，想让你担任核动力研究室的副主任。室里没有主任，一切由你负责。由于按规定，主任应由三级以上研究员担任，你现在是六级，级别不够，只能任命你为副主任。”李毅向他解释。

彭士禄没等所长解释完，即问道：“我想知道的仅仅是我该怎么干？”

李毅答道：“总的原则是卧薪尝胆，保存实力，使核潜艇动力研究不断线，打好基础，积蓄锐气。具体说，有三条要掌握，第一，带领大家学好外语，把国外的有关资料掌握起来，经过消化，变为自己的东西，同时进行必要的核动力装置的预研，做好技术准备工作；第二，粮食不够吃，已经有不少人发生了浮肿，还要带领大家挖野菜充饥；第三，你们每人的出差费每月只有 7 元，要省着用。”

听到这里，彭士禄明白了，他上了所长的“顶风船”，虽然只是个副主任，但作为核动力研究室唯一的技术负责人，他肩上责任重大。但是，千斤担子也要挑起来。为了核动力事业，他痛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决定。

彭士禄很清楚，要担起技术领导这副担子，关键是提高现有科技人员的专业水平。现有的科技人员，只有 4 人是同彭士禄一起在苏联学习核动力专业的，基础比较好，但同自己一样，学的是核电站动力装置，不知道潜艇核动力是什么样子；其余的科技人员专业全不姓“核”，都是大学刚毕业，学锅炉、化学、物理等的大学生，没有什么实践经验。

彭士禄经过一番苦苦思索，他认为，这些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虽然没有建造过核潜艇的反应堆，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他们都是初生牛犊，充满激情，文化基础和智商都较高，只要把他们领到这门学科的知识前沿，他们就可以达到创造性思维的临界状态，就可能与那些先行者或者权威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去探索创造出崭新的成果。

于是，彭士禄与韩铎、蒋滨森等“留苏同仁”一起给大家开了五门课：反应堆物理、热工、结构、自动控制和核动力装置，每天像学校上课一样，为大家讲授。同时，彭士禄和其他几位学俄语的同志，也拼命实习英语，以便阅读和翻译英文资料。

恰在此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签署“聘请书”，聘请彭士禄同志为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副教授。针对科技大学刚学核动力专业的学生特点，彭士禄编写了一部讲义。这部讲义使核动力专业知识更系统、更完整，既为教学做好了准备，又进一步提高了自己。他每周赶到科技大学教几节课，回来后又把在大学讲课的内容向研究室的科技人员讲一遍。

那时，尽管彭士禄和几位同事给大家讲的都是电站核动力的基础知识，因为连彭士禄自己对船用核动力反应堆的外壳是什么样子也没见过。但是，彭士禄认为，电站核动力和潜艇核动力有相近之处，掌握了核电站的原理，从这里入手探索潜艇核动力，就能找到开门的钥匙和路径。

大家一边学习一边研究，逐步形成了一致的看法：从研究核电站入手培养人才，打好基础，再使核动力装置小型化，最后移植到潜艇上去。

明确了向前冲击的路径和目标，彭士禄将大家分成若干小组，重点做好两件事，一是进一步到北京的各个图书馆和相关的情报资料部门，广泛搜集国外的科技资料，同时，结合前面两三年大家搜集的技术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消化分析，吸取可借鉴、可利用的技术研究成果；二是走访相关的工业部门，切实掌握各工业部门的科技水平，同时下到相关工厂，进行国内设备生产能力的调查。

经过两三个月外出调查，科研人员陆续回到研究室。彭士禄把大家召集到一起，用几天时间进行汇报交流。每个科技人员都拿出一堆资料，有声有色地汇报着，汇报的材料都非常具体细致。某资料的来源、出处，某工业部门对某种设备的研制水平，某工厂生产某种设备的能力等等，都讲得一清二楚。

“这些资料都很宝贵。”彭士禄说：“请大家联系学到的专业知识，就如何开展研制潜艇核动力提出自己的看法。” “提出自己的看法？”

“对，我想应该根据这些材料提出自己对研制潜艇核动力的意见。”按照彭士禄的布置，所有的科技人员都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冥思苦想起来。

彭士禄关上门，端坐在桌子前，一会儿低头沉思，一会儿又握笔疾写。开饭了，彭士禄来到食堂，端了一碗清水煮白菜，拿了一个窝窝头，又回到办公室，沿着刚才的思路，继续沉思、疾写。白纸，黑字，写了一张又一张。彭士禄出了办公室，来到科技人员工作室。他发现每个人的思想都处在兴奋点上，咬了几口的窝窝头扔在一旁，碗里的白菜帮子没来得及吃下，正在急速地记下自己的想法。

几天后，每人都带了一份答卷，聚集在一起。科技人员一个个犹如学校的学生，争先恐后地发言。每个人的发言好像都是一则科学幻想故事。开始，彭士禄还能安静地听着，慢慢地，他坐不住了，时而站起来，时而又连连点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受过高等教育的科技工作者是现代化建设的先锋，把这些人的智慧集中起来，还愁导弹核潜艇研制不出来？

彭士禄不时地称赞着，激励着发言的同志。

比起几个月以前，大家的想法接近了，具体了。“我们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彭士禄把大家提的意见综合分析后，提出若干个更具体的研究课题，要求各个小组根据自己所承担的任务再去进行调查，并要求大家：“下一次汇报的时候，都要拿出自己经过论证的、肯定的意见来。”

彭士禄就是用这种办法，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把领导和群众的智慧结合起来，带领这批原本不姓“核”的科技人员走上了核潜艇动力的研究论证之路，成为扑向科研攻坚最前沿的核动力尖兵。

当时，每人每月 7 元钱的差旅费，跑两趟北京就完了。国家经费紧张，不可能追加费用。日常生活水平一天天往下降，而调研工作质量却要一天天往上提。真是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少吃草啊！这是一个很尖锐、很特殊的矛盾。但是，在彭士禄的带领下，科技工作者们咬紧牙关，勇往直前。为了省钱，能走路的就不坐车，他们起早贪黑，把走路耽误的时间补回来。一个多月下来，每个人都掉了几斤肉，但是每个人的头脑却充实多了。

回到研究所经常吃不饱肚子，许多科技人员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讲得比较多的就是当时一边挖野菜吃一边搞科研。

这期间，国家遭到了天灾人祸，人民生活已经处于困境。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有时连窝窝头、白菜帮子都没有了，研制第一代导弹核潜艇的科技工作者会饿肚子。怎么办 ? 伸手向上级要 ? 上级手里没有多余的粮食，也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只有一个办法：自力更生，挖野菜填饱肚子。

彭士禄带着大家到附近的野地里挖成筐的野菜回去煮煮吃。他们甚至在挖野菜的田埂上，边找野菜，边讨论研究的课题。

多好的科技工作者呀！是他们把挖野菜与研制核潜艇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在一种特定条件下结成一体了。这就是中国研制核潜艇的特色。

彭士禄率领着这批科技人员，一边克服因缺少经费造成的生活上难以想象的困难，一边培训和提高科技队伍，一边搞科研，提出了一个又一个设想。对这些设想，他们进行了反复的论证：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试验、修正、再试验、再修正。在这个基础上，初步提出了核动力装置的设计方案，以及反应堆压力壳、蒸发器、主泵、蒸汽轮机、驱动机构、核燃料、锆、铪等等所需设备和材料的技术性能及指标。

随着核动力研究人员逐渐增加和研究工作的深入，核动力装置的预研设计工程逐步进入了较深入的操作阶段，使核潜艇工程下马之前初步提出的《潜艇核动力方案设计（草案）》更加充实细化和接近实际。到 1964 年时，基本确定了核反应堆的结构方案、功率以及核动力装置的主要参数和多项配套设备的选择方案。

这时，摆在大家面前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回答：如何对这些纸上谈兵的方案进行实际的科学试验呢？

于是，核动力研究室围绕着将来反应堆怎样进行试验展开了争论。

根据核潜艇的总体设计而确定的核动力反应堆及各种设备技术性能指标用在潜艇上是否可行，必须经过组装，进行严格的运行试验。怎样组装试验 ? 是装在陆上，还是装在艇上 ? 早在 1959 年，苏联专家就曾建议搞一个陆上模式堆。但许多人不同意，他们认为，现在国家经济困难，直接装到艇上试验，既减少经费，不必再装再拆，又缩短时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在陆上建个 1:1 的模式堆进行试验，待陆上试验成功，再装到潜艇上去，这样保险些，安全些。

论证会变成了辩论会。辩论双方观点鲜明，各不相让，都想说服对方。“陆上搞试验，看起来安全，实际上是最大的不安全。”主张装艇试验的人大声地说：“在北京搞试验，在其他地方搞试验，都不行。中国大地上到处是人，一旦爆炸，将会伤亡多少人 ? 将会损失多少财产 ? 大家不会忘记美国掷下的第一颗原子弹吧。”

一提到美国掷下的第一颗原子弹，大家的神经就会自然地紧张起来。1945 年 8 月 6 日上午 8 点 1 5 分，美国在日本广岛掷下了一颗原子弹。原子弹袭击后，广岛顿时起了大火，被毁面积达 12 平方公里。在市区的 50160 所建筑物中，被摧毁的有 40653 所，占 81.1％，受到严重破坏的有 1111 所，占 2.2％；在 6.4 平方公里地区内，所有的工业机器全部遭到破坏；距炸点中心 2.6 公里半径内存放的物资有 45％不能使用；市内 42 平方公里地域内的 81 座重要桥梁有 33％被毁坏；先后死亡 71379 人，受伤 68023 人，其中受光辐射死亡的占 20％至 30％，射线病死亡的占 15％至 20％，冲击波及其他原因死亡的占 50％至 60％。

其实，造成如此大破坏的这颗美国原子弹只有两万吨“梯恩梯”当量的能量，而我们现在设计的反应堆所要求的“梯恩梯”当量要比美国原子弹大许多倍。

主张装艇试验的人认为：反应堆万一控制不了就会像一颗巨大的原子弹。我们没有可行的资料作参考，更没有研制核反应堆的实际经验，要是在陆地上试验出了问题，可是一件特大事故哇！

“要是说发生事故，装艇试验就不发生事故了 ?” “把潜艇开到海上去试验，即使发生事故，损失也要小得多 !” “也可以到深山里去搞陆上试验呀 !” “核动力装备，不是一颗不可控制的大原子弹，它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但是，为了便于先于实艇发现系统、设备的问题，为了给改进提供方便条件，综合考虑在潜艇上长期使用的安全性、可靠性等，在陆上建模式堆，既省时，又省钱。”

辩论会牵动着每一个科技人员的心。此刻，只有彭士禄显得那么平静，就像一座石尊，稳稳地坐在桌子前，沉静地分析着双方争论的焦点：谁比谁更安全些。要说安全，无论在陆上试验还是在艇上试验，都有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正因为没有把握，才要搞试验。彭士禄也反复琢磨过，开到大海上去做试验，全套人马都要随艇出去，一旦发生事故，就会艇毁人亡，不仅会损失多少亿的资金，还会牺牲几百个人的生命。在陆上试验，可以把反应堆建到没有人烟的深山里去，再配上少数的试验人员，一旦发生事故，人员可以进行抢救，反应堆毁了，经济损失也要少些。

论证会到最后，彭士禄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说：“我同意在陆上搞 1:1 模式反应堆试验。至于如何建设陆上模式反应堆，还得写个报告，待批准后，我们再去落实。”

彭士禄的意见虽然还要报上级批准，但这的确是一个睿智而大胆的决定，对核动力堆的研制成功举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