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鲸横空出世——中国核潜艇研制揭秘》（十六）

潜艇兵战友之家 2020-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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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鲸横空出世

逆风搏击 “尚方宝剑”破浪保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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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学寅

大风起兮云飞扬。

骤然间，刚刚上马的这项伟大工程被卷进了政治风暴的漩涡之中。“黑工程”还是“红工程”？一位曾在大海波涛中驾驶战舰纵横驰骋的指挥员——有人把他当时的角色比作“中国的里科弗”，受命于“文革”之始，搏击在风雨之中，冒着政治风险在狂涛巨浪中开起了顶风船。而在艰难时刻，给予他强有力“尚方宝剑”的是这样一位力挽狂澜的老帅……

一个与里科弗角色相当的“一线总指挥”

当陈右铭接受核潜艇研制工程办公室主任这个职位时，“文化大革命”风暴正席卷中国大地，全国上下处在狂热之中，串连、批斗、停产、夺权……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不可避免地向刚刚上马不久的核潜艇研制工程笼罩过来。人们说，他这个“老船长”是受命于“文革”之始，搏击于风雨之中，要把核潜艇研制工程这艘船推向前进，可比他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操纵舰艇顶着 12 级风浪前进还难！

但是，陈右铭是一位有强烈使命感的人：“既然海军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我们就要干。我不干也要别人干。而大家希望我干，我就不能推辞。”他又是一位有着鲜明性格和工作魄力的人，拿他自己的话说：“我喜欢搞新东西，研制核潜艇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没有点敢冒风险的开创精神怎么行啊！”他也是一位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他接受任务后，常常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放手大胆干，出了问题一切由我负责，我准备随时被撤职查办。”他还是一位具有严谨科学态度的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严格按科学规律办事。担任办公室主任以来，对研制工作中的每一个问题，他都慎之又慎，反复思考，常常夜不能寐。当中央专委批准核潜艇研制工程进度提前后，他和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奔波在专委办公室、国家计委、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国家建委等各个领导机关之间，汇报请示，要求采取一些特别措施，解决研制工作所需要的各种投资、物资、设备和器材，苦口婆心，磨破嘴皮，直到落到实处才肯罢休。

在重新“上马”后的整个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研制期间，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的归属多次变化，但直到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和第一艘导弹战略核潜艇建造和试验成功，陈右铭一直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处在核潜艇研制工程这个“上联下抓”的“一线总指挥”岗位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参谋决策，组织抓总，协商合作，攻关难题，狠抓落实……. 没有他这个“船长”统观全局精心运筹，纵横捭阖果断指挥，殚精竭虑上下协调，深入一线组织攻关，脚踏实地抓到实处，中国核潜艇研制工程之舟，能否顶过狂风巨浪，越过激流险滩，按时搞出来，也许还要打一个问号。因此，有人说他是“中国的里科弗”。

里科弗是生于欧洲的犹太人，六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从海军学院毕业后到美国海军部队服役，23 年的海军生涯使他成为海军上校。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接触到核动力，1946 年，这位中层军官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向海军作战部长提出建造核潜艇的建议。1949 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成立了海军舰船原子能管理处，里科弗任处长。同年，他又任海军舰船局核动力处处长，具体负责了美国第一艘核潜艇工程的领导工作。在他的组织管理下， 1954 年，“鹦鹉螺”号——美国建造的世界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为此，人们称里科弗为美国的“核潜艇之父”。之后，他又协助雷伯恩将军研制了“北极星“导弹核潜艇。为表彰他担任海军反应堆长官和海军部舰船局原子能处处长时作出的独特贡献，美国政府 1952 年 7 月授予他“金星奖章”。此后，又以同样的原因，相继为其晋升海军少将、海军中将军衔。1964 年 2 月 1 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决定：里科弗的服役期限不受任何限制。

从 1983 年到 1985 年期间，笔者作为新华社的军事记者，住在北京海军大院，与陈右铭同志的住家只有一楼之隔。为了了解中国核潜艇的研制过程，笔者利用周日和晚上休息时间，十多次造访他家，成为“常客”。这位迈向花甲之年的老军人，身材高大魁梧，粗犷的面孔微黑而有光泽，高高的前额下，一双深邃有神的眼睛充满自信甚至自负的神情。核潜艇属于机密工程。但是，出于对记者的信任，他在严格遵守保密纪律、没有涉及技术问题的前提下，直率而毫无保留地向笔者一点一点讲述了整个研制核潜艇工程鲜为人知的经历。他当时正在写这段历史的回顾和总结，收集了很多资料。他希望我在不泄密的情况下，把这段历史写成书，争取有一天能出版。他把一些不涉密的文件资料让笔者参阅，并帮助笔者联系约定进一步采访的领导和专家。

笔者在基本了解了核潜艇研制成功的过程和陈右铭发挥的作用后，很受感动，诚恳地把他比作“中国的里科弗”，谁知陈右铭一下子跟笔者这个“常客”急了，他非常严肃地说：这个玩笑开不得，我怎么能和里科弗比呢？里科弗是美国最早提出核潜艇工程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并自始至终具体负责这项工程的组织领导工作，他是当之无愧的“核潜艇之父”。而我是别人搞了几年之后才走进来的。且不说海军、国防科委领导和六机部、二机部等部委领导的作用，单说在一线做组织协调工作的，在我之前类似我这个角色的负责人还有薛宗华、于笑虹、周圣洋等；搞设计研究和技术领导工作的还有很多工程师。特别是 1979 年 9 月，为了加强核潜艇工程的技术抓总和协调，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正式任命的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彭士禄，副总设计师黄纬禄、赵仁恺、黄旭华，他们几乎把一生的心血都给了中国的核潜艇事业。

陈右铭还强调说：中国与美国不同，中国研制核潜艇的重大决策都是中央领导、军委领导亲自定亲自抓的，如果硬要在中国找核潜艇之父，我认为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真正尽到了“父亲”的责任，没有他们亲自抓，核潜艇是很难很快研制成功的。具体做领导工作的从上到下是一个群体，搞技术研究和组织工作的也是一个群体。我不过起点承上启下的联络作用。

陈右铭的话是有道理的。但陈右铭当时的岗位和之后多年直到第一代核潜艇研制成功，他所承担的工作与美国的里科弗确实十分相当。

智斗“大人物”节外生枝

核动力反应堆经过彭士禄他们据理力争和审议虽已定案，但斗争并没有风止浪息，没想到在当时权倾朝野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和上海市的领导人把手插了进来，陈右铭和他的办公室首当其冲，成了中流砥柱。

本来美、苏、英、法等有核国家的第一艘核潜艇上装的原子反应堆都是压水堆，然而，时任上海市负责人的马天水听说核潜艇工程上马，专门派人来京向国防科委报告，要求在上海“小三线”建一个堆，作为核潜艇的模式堆，列入核潜艇工程重点项目。

某单位也多次派人到核潜艇工程办公室，要求研制一个堆，也作为核潜艇工程的模式堆。

他们所主张的堆型与彭士禄他们设计的堆型完全不同，其设想的方案中国人当时根本无法达到。

陈右铭找彭士禄商议，都觉得对方不切实际。陈右铭全盘了解了对方的意图，并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但对方仍然坚持，而且口气很硬，特别是某单位的专家对他说：“我们的方案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同志的支持……”江青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核心人物。这个单位的专家将他们的方案写成一份可行性报告，不知通过什么渠道送到了江青那里，江青作了批示。怎么办 ?

彭士禄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他气愤地一挥手：“顶回去，这两种堆根本不行，不适合作核潜艇的反应堆。”

陈右铭表示同意，说：“对，顶回去 ! 他们根本不了解核潜艇为何物，这种堆若做核潜艇的模式堆，那我们的这个工程恐怕就要泡汤了 !”

陈右铭先解决上海马天水的无理纠缠。他将两种对立的意见报告了聂荣臻元帅。聂帅于 1968 年 3 月 6 日指示：“同意办公室的意见。上海小三线拟建的堆不作核潜艇的模式堆。上海建堆问题暂停，以后统一考虑。”

陈右铭松了一口气。但不把上海的方案列入核潜艇工程计划，他们就不能从国家拿到试验经费，陈右铭也因此得罪了马天水，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然而，另一个单位的所谓专家几乎天天派人来找他纠缠，那个胆子大得吓人的年轻专家提出的堆型，当时还没有一个国家搞出来，就是时隔几十年后，有些问题也很棘手。这显然是不切合当时我国工业水平、科技工艺水平的实际的。再说，钱也花不起，因为它需要巨额投资才能建成。

可是，江青硬把这个东西——极不成熟的幼稚主张当作新生事物加以扶植和推举，说：“我们的青年科学家，敢想敢干，有闯劲，是红色专家，他们不支持，我们要支持。”

中央文革小组另一个大人物康生也表示支持，说：“好，好，谁说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力呢 ?”

不仅如此，他们还派出两个工兵团，在某地挖山不止，动工兴建，以便造成既成事实，逼迫核潜艇工程办公室表态。

怎么办 ? 这个头可不好剃，也没法剃啊 !

陈右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忧心忡忡，心急如焚。因为核潜艇工程的反应堆项目已经上马，那里正需要投入土建资金，购置和制造大量仪器设备。资金已经够紧巴的，不能再分流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想，如果与马天水他们正面冲突，不会有好结果，但若附和他们的意见，则无异于把核潜艇的核动力项目陷入困难境地，危及发展。只能以极大的勇气和谋略来对付这节外生枝的突发事件，方能度过激流险滩。他没有将矛盾上交，也没有退缩，一阵思索之后，他挺身而出，迎着大风大浪冲去。

可就在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对江青支持的那个建堆要求寻找如何拒绝的途径时，事态又进一步极端化了。趁国庆节毛泽东登上天安门之机，江青、康生将专家带到城楼上，他们是否向毛主席作了推荐介绍不得而知，但江青确实将其介绍给很多人，包括海军政委李作鹏，因为李作鹏之后专门找陈右铭过问此事。

这一下，问题更复杂了。对方已决定上报方案搞基建，要核潜艇工程办公室“支持”。

他们找陈右铭找得更勤了，而且非要陈右铭去他们的实验室看看不可。有人劝陈右铭：“别再顶了，否则不会有好结果。”陈右铭开玩笑说：“江青要抓我，我就准备蹲监狱。我担心的是江青真要把他们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再说两句话，我们就任何余地也没有了。我再有本事，也不敢反对毛主席呀！”

思来想去，陈右铭觉得，光躲是没有用的，为了核潜艇事业，不能患得患失，必须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去做工作，变被动为主动。

于是他带上办公室的“高参”——昝云龙，这个原总体设计所科技处长一起去了那里。真痛心哪 ! 他俩去看的结果，果然工兵部队正搞堆工基地建设，已经在山里挖了一个很大的洞。

“对我们的核潜艇工程来说，这里将变成一个废洞，那些仪器设备将变成一堆废铁 !”他心情沉重地想，“我必须说服他们放弃这个项目。”

他和昝云龙将他们的计划和研制情况拿过来看，八字还没有一撇，只是一个初步的构想，可是施工却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真是不可思议！

陈右铭把脸沉了下来，很快就以坚决的态度说：“你们艰苦奋斗，因陋就简，精神可嘉，但是按你们的方案，大大超越了我们的科技工业水平，超越了我们目前的人力和财力。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正式建立这种堆，棘手至极的技术问题将多得很，你们不仅没从理论上解决；更谈不到有实践经验，许多问题你们连想都还没想到。”

“什么问题 ?”

陈右铭不慌不忙地答道：截热剂、密封、后处理、材料等许多问题短时间内都难以解决，你们有办法吗？”对方承认：“还没有办法解决。” “单单密封问题解决不了，安全方面就会出大纰漏，我们不能拿核反应堆的安全问题来冒险 !”接着陈右铭和昝云龙又提出其它一系列问题，在场的研究人员都说解决不了。

“既然解决不了，就不能将这样的堆型用在我们的核潜艇上 !” 之后一些老专家也出来说话，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分析，认为陈右铭提出的许多问题，目前中国确实还解决不了。如果勉强上马，就会骑虎难下，被它套牢，造成极大的损失。

最后，那些年轻的专家也不再坚持己见，这个事端才自生自灭，不了了之。陈右铭悬在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虽然我们讲着不同的方言，但是我们一起诉说心事，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兄弟。战友、战友，这么多年了，你还好吗？还常常想起我们在艇上的日子吗？神圣神奇的潜艇，让我们知道，原来濳艇人的友情更让人牵挂！过去通讯不发达，许久没有彼此消息，也许我们奔波忙碌，很久没有联系过了，但是希望你知道，我一直惦记着你。微信让我们慢慢都联系上啦。即使过了几十年，我们都已老去，即使岁月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带不走我们潜艇人的深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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