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潜艇轮机兵

李忠效  潜战友之家  2021-09-26 10:26:35


我是潜艇轮机兵


文 / 李忠效


1976年冬轮机班合影（许彦伟提供）

后排左起：吴立华、胡正林、张世江、刘沛和、舒满清

中排左起：张地岭、李忠效（作者）、许彦伟、武法增

前排左起：余顺洪、刘会良、张德利


1969年12月，我当兵来到青岛某潜艇支队。“文革”之前，青岛有一所潜艇学校（简称“潜校”），还有一所潜艇士兵学校（简称“潜士校”）。前者是培养潜艇指挥军官的学校，后者是培养潜艇水兵的学校。“文革”开始以后，两所学校都瘫痪了，所以我们没有机会进学校学习，新兵训练结束之后，直接分配上艇，由各艇根据需要分配专业，我被分到轮机班。
作为常规潜艇来说，主要动力是柴油机和主电机，轮机班负责管理和操作柴油机，保证潜艇水上航行、水下空气筒深度航行和充电，有人讲柴油机称为潜艇的心脏，可见轮机兵工作的重要。
当时潜艇的训练科目一共有7个，其中有鱼雷攻击科目和防反潜科目。鱼雷攻击科目是潜艇打敌舰，防反潜科目是防敌舰对潜艇的攻击。水面舰艇进行反潜训练的时候，会安排潜艇与之配合，就像小孩子玩捉迷藏游戏，潜艇在水下藏，水面舰艇在水上找。反潜舰艇主要有猎潜艇、驱逐舰、护卫舰等，我当新兵时，有一次我们艇当“目标舰”配合水面舰艇反潜，印象深刻，时过50年仍然记忆犹新。
反潜训练开始以后，我们在水下用主电机航行，潜艇舱室里安静极了。远处传来猎潜艇的螺旋桨“哗哗哗”旋转搅水的声音。大家屏住呼吸，等待着那个“危险”时刻的到来。因为我是新兵，明知不是实战，可不知为什么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如果在战时，这种时刻，将意味着潜艇灾难临头。因为是训练，猎潜艇发现水下目标，不能扔深水炸弹，会扔几枚手榴弹代替深水炸弹。
螺旋桨的搅水声由远渐近，猎潜艇几乎是擦着我们的头皮驶过，没有出现手榴弹的爆炸声。好险！这个笨蛋！——这种矛盾的心情写在大家脸上，不用说出来。
海军博物馆的33型潜艇（选自网络）
对于水面舰艇来说，反潜，就是如何捉住水下目标，而对于潜艇，就是怎么伪装保护好自己啦！出海之前，艇长曾再三强调，潜艇在水下要绝对保持肃静，不准随便走动，不准大声喧哗，不准弄出任何响声，不准向舷外排出污水污油……总之，一切可能暴露目标的行为都要杜绝，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潜艇的命运。当时的国际形势十分紧张，好像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所以训练绝对是从实战要求出发，十分严格，大家时刻都准备着拉到战场上去真刀真枪地干一回。
猎潜艇又折回来了，螺旋桨的搅水声再次由远渐近，哗哗哗哗……
“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片海域？”我天真地问。
“这是事先规定好的。”轮机军士长向我解释说，“如果不规定海区让咱们随便跑，别说他两条猎潜艇，就是10条怕也捉不着咱。要是那么容易捉，一炸一个准儿，还要潜艇干什么！”
想想也是，反潜兵器越来越现代化，这也证明了反潜的艰难。简单的事物容易使人停滞不前，复杂才是开掘人的智慧，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潜艇舰桥上的升降装备（选自网络）
军士长刚当新郎倌，嘴角眉梢都是甜蜜，所以对我这个新兵的无知极有耐心。他告诉我，水面舰艇搜索水下目标主要是靠声纳，声纳有噪音站和回音站，噪音站主要是通过潜艇螺旋桨的噪音来辨别目标的方位、距离和航向、航速；回音站主要是靠发射出去的声波回音来判断目标的类别：礁石、沉船或者潜艇。潜艇潜坐海底时处于静止状态，一般很难将它与沉船区别开来，因为它们同是金属的回声，这时就要看水面舰艇声纳兵的技术水平了。如果恰在这时潜艇传出一点声响，对方马上就会判定水下目标不是沉船，因为沉船永远是沉寂的……
经军士长一说，我长知识不少。同时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了，生怕弄出点什么声响招致大祸。
这时候，一个老兵像是故意地放了一个很响的屁，同时有人逗趣地叫道：“深水炸弹！”于是引起大家一阵狂笑。军士长没笑，他严厉地瞪了那老兵一眼，大家立刻止住笑声。机舱里重又恢复了先前的宁静。一个屁再响，也不至于暴露潜艇的位置，军士长是要大家保持战斗的气氛。
头上螺旋桨的搅水声又近了，对方又没有发现我们。潜艇在水下，柴油机不工作，我们轮机兵没事干，来来回回的搅水声对我们已失去刺激作用，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都有点昏昏欲睡。刚结婚的军士长可能头天晚上太辛苦，脑袋往工具箱上一靠，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从液压阀上渗出的一滴液压油落在他的脸上，他竟浑然不知。
大家都很体谅他，班长说：“反正闲着没事，让他歇着吧。”班长让我用扳手把那个液压阀紧一紧，我应声找出一把扳手，一不小心，扳手掉在铁制的地板上，“当啷！”发出刺耳的脆响。军士长一个激凌醒过来，横眉立目地斥责道：“干什么！这样会暴露目标的！”
我刚想辩解，只听班长“嘘”了一声，大家都侧耳静听，一条猎潜艇正由远而近开了过来，近了，更近了，接着便是一阵狂轰滥炸，那手榴弹的爆炸声听上去就像一个个霹雳在头顶炸响，似乎在得意地宣告潜艇的末日来临。
33型潜艇模型（选自网络）
从这一刻起，我觉得我不是新兵了，如同经历了一场生死一般。
1972年5月23日，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从年初开始，一些报纸开辟了文艺副刊，当时我们只能看到两份报纸：《解放军报》和《人民海军》报。《解放军报》的副刊是《长征》，《人民海军》报的副刊是《逐浪高》（后来改为《水兵》），上面经常发表一些诗歌、散文之类的文学作品，停刊多年的《解放军文艺》也在5月份复刊了。
当时的报纸上都是连篇累牍的关于“文革”大好形势的报道，通栏标题多是硬邦邦的革命口号，内容乏味之极，相比之下，副刊的内容要多一点“柔软”，多一点“可读性”。等到《解放军文艺》复刊以后，这本杂志成为大家争相阅读的读物。据说该刊是当时最早复刊的文学杂志，发行量曾高达100多万册。
报纸副刊和《解放军文艺》丰富了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写作冲动。当时《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多是反映陆军生活的作品，反映海军生活的作品极少。另外《人民海军》报上发表的那些诗歌、散文水平很一般，我觉得我也能写。于是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偷偷写诗，悄悄向《解放军文艺》投稿。说实话，海军报的副刊当时我都没看上。为什么“偷偷”写诗“悄悄”投稿呢？因为害怕被战友笑话我不自量力。那时投稿在信封上写“邮资总付”或者把信封剪个角就可以了，不用贴邮票。当时义务兵寄信也不用贴邮票，收发室盖个三角形的章子即可，干部寄信要贴邮票。
那时候报刊上发表的诗歌，大都是表现部队生活的，有人称之为“枪杆诗”，我也跟着学习写这种诗，当时并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诗。
理论学习（许彦伟提供）左起：张明歧、李荣生、孙承勤、许彦伟
我从1972年开始投稿，遭遇过几次退稿，里面会有一张铅印的退稿信。但我并不气馁，继续坚持学习写作。我们潜艇在码头停泊的时候，艇员住在陆地上，机电部门的轮机、电工、舰务专业要在艇上值更，守护潜艇。我们轮机专业负责0点至3点、12点至16点的更次，我会利用这个时间进行学习写作，艇上很安静，别人也看不到。
1974年8月，我的第一首短诗《斗风涛》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我的第一首诗、第一篇散文、第一篇小说都是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责任编辑分别是雷抒雁、袁厚春和刘家驹。我非常感谢他们。
1978年，我成为海军北海舰队政治部创作组的创作员，此生能以文学安身立命，我要特别感谢《解放军文艺》对我的扶持和培养。
曾经有很多人问我：你是怎么当上作家的？
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认真想了想，我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爱好文学，二是我运气好，遇到了很多“贵人”。除了前面说到的那几位编辑，还有一位“贵人”，就是我的艇长张连忠（后来的海军司令员）。
我当兵的时候年龄较小，世界观还没有真正形成，张连忠的一系列言传身教，对我影响比较大，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所起的作用非常明显。
33型潜艇主机舱（选自网络）
举一个例子。
潜艇需要定期进厂维修保养，除锈涂漆，更换设备。“文革”期间，青岛市的修船厂因为闹派性基本停工。我们艇早该“坞修”了，却迟迟不能进厂，机械经常发生故障，艇长张连忠就号召大家“自修”，无论如何不能影响了出海训练和担任战备值班。这样一来，大家就比较辛苦，常常是白天出海发生故障，晚上靠码头连夜排除，第二天照常出海。有的艇员发牢骚说：现在就这个形势，别的艇都不出海了，我们干什么搞得这么累？
这话传到张连忠艇长的耳朵里，他没说什么，而是组织全艇人员去参观青岛肥皂厂。当时青岛大部分工厂已停工，只有很少几家工厂还在生产，青岛肥皂厂是其中的一家。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厂里领导给我们介绍情况说：“毛主席号召我们抓革命，促生产，如果光抓革命，不促生产，那个革命就是空的，人民吃什么，喝什么？肥皂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如果我们不生产，全市人民就没有肥皂用，不洗衣服不洗澡，那青岛市还不变臭了？”
我们在厂里看到，工人的干劲很高，精神面貌很好，与其他光“抓革命”不“促生产”的工厂大不一样。
参观回来，张连忠艇长对大家说：“青岛的天，青岛的地，为什么青岛肥皂厂和别的工厂不一样？关键是人在想什么，这就叫事在人为！我们也在青岛，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青岛肥皂厂一样，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干出一番和别人不一样的事业来？”
张连忠讲话不喜欢长篇大论，不喜欢讲空话（就是在“文革”那种时兴讲空话的年代，也是如此），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的这几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大家也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大家表示：“青岛的天，青岛的地，别人能做到的事，我们也能做到！”我们以青岛肥皂厂工人阶级为榜样，抓革命，促战备。
潜艇舰桥上的眺望（选自网络）
1970年5月的一天，我们轮机班在给蓄电池充电时发现一台主机有三个汽缸的缸头漏水，修船厂不能派人来修，张连忠决定“自修”。这可是个大工程，以前从来没干过。领导把我们班分成两组，连续抢修了三天两夜，终于把主机修好了，并一次试车成功。
在“文革”的那些年里，由于我们艇出海训练多，官兵技术比较过硬，而且一专多能，向别的艇输送了大批技术力量，也培养了很多干部，师级以上干部就有十多名，其中还有四位将军，职务最高的就是海军司令员、海军上将张连忠。
至于我自己，受老艇长张连忠的影响就更大了。直到今天，我身上的良好习惯大都是在那段时间里养成的。特别是张连忠那个“事在人为”的观点，对我的影响最大。我当兵之前，刚念初二，实际文化程度只有高小，因为“文革”开始后，有两三年时间基本没学什么东西。我们那批兵，一共有一百多人，大都是“老三届”的下乡青年，文化程度都比我高，如果说当作家，他们比我更有资格。但是，我牢记“事在人为”这句话，勤学苦练，居然让我这个并不具备当作家条件的人当上了作家。我1978年23岁当专业创作员，2000年45岁评为一级作家，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现在已经出版了近30部文学著作，还创作了一些电影和电视剧作品，在文坛上浪得一点虚名。
我的这些成绩，是与老艇长当年对我的帮助、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人在一生中，有些时候只能听从命运的支配；而有些时候，命运也是抓在自己手里的，就看你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态度了。如果有人问我：你的座右铭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四个字：事在人为。
2016年，我退休了。实际上我退而不休，现在仍然每天笔耕不辍。创作使我的生活变得充实。前些年我给我们艇队编了一本书《大海深处的青春记忆》，老战友们回想起当年的往事，心情非常激动，仿佛自己还很年轻。
年轻的时候我们吃了很多苦，但在青春的记忆中，吃苦也成了一种精神财富。没有吃过苦的人，记忆会是很乏味的。
2020.04.15于 永定河畔孔雀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