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春晚”
刘俊科
在中央电视台还没有办“春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自己的“春晚”。那时候，多是冬季接兵，个别时候是一年两次接兵，比如一九七六年就是春季和冬季两次，俗称“大七六”“小七六”。冬季兵就会赶上在入伍训练期间过春节。说实话，无论是对于干部还是对于战士，过年，就是“过年关”。因为，新兵来部队的第一个春节，是他们思念亲人最为强烈的时候。而对于干部来说，既要克服自己的思乡之情，还要帮助战士们过好第一个年，就更加是一个“关”了。当指导员的时候，春节来临之前，我就开始布置文艺骨干排练节目。那时候还是人才济济的，吹拉弹唱的都有，组织一台节目还是不难的。难的是要让兵们开心快乐，忘了想家。所以，节目的组织挑选上就得动脑筋。不能刺激了兵们想家的那根敏感的神经。一旦有一个哭的，那就会像风一样哭成一片的。所以，我们的“春晚”是有着使命的。年三十的晚饭都是按惯例会餐，会餐之后就组织我们的“春晚”。有一年的年三十会餐，我到机关开会，会议到了晚饭时间没有结束，我就着急。因为这顿饭是不同平常的，正常情况我是要讲一段话的。但是没有办法，只能等会议结束了。但是，我晚到了大约二十分钟吧，回到饭堂，我们全队都坐在饭堂里，等我回来。队长说：“今天是年夜饭，咱们一个也不能少。更何况是指导员。”我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举起碗，一饮而尽。正在大家尽情享受年夜饭的时候，一个兵满嘴是血的来到我跟前，说是要请假到卫生队，我一问，原来是他用牙齿开啤酒瓶，把瓶子咬破了。我十分紧张，放下碗筷就陪他去了卫生队，好在没有大问题。这个兵叫魏新华，多年以后他来青岛出差，一见面就给了我一个熊抱，热泪盈眶。那时候我们基层没有电视机，我们队好像是一九七八年才有的第一台电视机，还是让一位上海的班长回家走后门买来的。到了看电视的时候，就把电视机放到小操场上，大家坐在小板凳上伸着脖子看。过了几年电视里放日本的《望乡》，我们几个队干也不知道这个片子是个什么内容，就让大家看了。可事有凑巧，我们教导员刘全世那天值班转到了我们队，他看了几眼电视，就火了，大喊着：“给我关了电视！”我们几个队干从队部出来看他还是一脸怒气，就赶紧解散了队伍，把他请到了队部，当然，我们只有老老实实的被骂了。教导员老了，这几年我们在过年前后都要请他吃顿饭，说起此事，也是在笑声里感叹世事变化和“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了。没有电视机的年代，我们的“春晚”就更加重要了。当然，还要布置环境，组织游戏。一九八四年的春节，我们队的大部分带兵的干部和班长都抽调到“阅兵大队”，我带着几个班长给大家过年，节目都准备好了，红灯笼也挂起来了，门口也贴上了对联。在开演之前，我们队长孙广山带着到“阅兵大队”集训的干部和班长回来了，他们给我的支持，让我感动不已。其实，我们的“春晚”最出彩的就是官兵同乐。干部们站在台上，或者唱或者舞，有才艺的就展示下，没有才艺哪怕是跑调也亮一下歌喉，台下就会欢欣鼓舞。当然，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站岗的放哨的都换成了我们干部了。后来我到沙岭庄院区当政委，就把我们的“春晚”搬到了大礼堂里，好在有共建单位的支持，节目自然要精彩许多。但是，依然要突出我们的“官兵同乐”，我们“一班人”一块上台，给大家来一个小合唱，每次都是最受欢迎的。陪战士们过年，是对干部素质的一次检验，也是对官兵感情的一次升华。过了年，到了训练场上，口号震天，虎虎生威。看着，心里就洋溢着满满的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