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年夜饭
刘俊科
新兵到部队的第一个春节，对于他们而言，就好比是一次过关。这一关安稳顺利地闯过去了，就意味着他们成熟起来了。这有点儿像过去的“弱冠礼”，不仅仅是年龄长大了，更重要的是他们感情上更加坚韧了。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心理断乳期”，年轻的士兵，刚刚离开校门就走进了军营，他们第一次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就好像婴儿刚刚断乳，精神上的焦虑、不安，像潮水一样，在胸中起伏，只要遇到合适的环境便有可能冲破感情的堤坝，一泻千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当指导员，我们队一名新兵就在春节前不辞而别，我们组织所有带兵的干部和班长到处去找，也没有下落。正在我准备为此写检讨的时候，我接到了他在济南火车站打来的电话，他说“指导员，我现在回去，你还要我吗？”我当即告诉他“我当然要你，而且，既往不咎。”他回来了，是因为在火车上他碰到了一位转业干部，看装束就知道他是新兵，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开导，他在济南下了火车，给我打了电话。他叫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这件事情，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从那儿开始，时代给我们带兵的人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所以，带兵的人，到了过年就绞尽脑汁地想办法，要让新兵们过上一个温馨有意思的年，即使再累，也要把这个年过好。那个时候，我们都有自己的炊事班，放假期间的伙食安排，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尤其是年夜饭，司务长都要一道菜一道菜的把关。 除夕那一天，我们在食堂门口贴上对联，挂上大红灯笼，饭堂里也装饰一新，挂上彩灯，气球。团首长和机关干部也分成若干个小组参加各个学员队的会餐。一般在团首长讲话结束，第一杯酒端起来，整个饭堂就是一声“噢——”，你说这是宣泄也好，你说这是表达也好，反正那一刻，我认为他们过年的心声是明亮的。据说，这是潜艇部队的一个就餐文化，来自于老虎尾潜艇学习队。那时候，因为苏联专家在会餐的时候都要喊一声“乌拉——”，我们的学员就跟着喊一声“乌——”，慢慢地演变到后来的“噢——”。至今为止，凡是老潜艇兵聚餐，你都可以听到这一声荡气回肠的冲天一啸。或者说，你如果在一个场合听到了这一声呐喊，那一准是潜艇兵在一起了。那个年代限酒不禁酒，大家用吃饭的碗倒上啤酒，不论是首长还是士兵，用碗一撞，道一声“过年好！”也是满满的情和爱。当然，现在禁酒也是必要的。 那一年到我们队参加会餐的是政治处主任刘全世，他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政工干部，有一年一位南方学兵因为不愿意到分到北方的部队，那么多各级首长做工作他就是不起床，可是，刘全世主任跟他谈了二十分钟，他就自己打了背包出发了。后来，我问过刘主任，他跟我讲了许多经常性思想工作的经验。我后来在多次基层干部的集训中讲过这个例子。记得在我准备休假回家侍候月子的时候，他在营区的路边，跟我谈了那么长时间，有祝福更有嘱咐，至今想起来都是温暖的，这份温暖并没有因为时间久远而冷却。那次会餐之后，他到了我们队里，跟大家一起做游戏猜谜语。还跟大家说，你们指导员喝多了没有呢？大家只是笑，没有敢说的。他就说，那我试试就知道了。他让我跟他一起数蛤蟆“一个蛤蟆一张嘴，两只耳朵四条腿，扑腾一声跳下水”哈哈，果然，我没有数过六只蛤蟆，大家哄堂大笑，前仰后合。多年以后，我当团政委的时候，每当除夕，我都让机关灶在夜里12点以前煮一锅饺子，我带着几个战士到各个值班岗位去送饺子，包括锅炉房值班的。忘了是哪一年了，我在跟除夕夜里站岗的战士聊天，大概是陪他站了一会儿岗吧。过了好几年，他考回了潜院本科班，我也到了政治部工作。一次我带队出海实习，他自报家门找到我，说是他叫毛书鸿，讲起了当年我来到了他站岗的哨位，说了些啥啥。我哪里记得啊，但是，不记得，依然温馨。那应该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午夜，稀稀落落的鞭炮声还没有停下来，万家灯火渲染着城市的节日气氛，一个老兵一个新兵，在岗哨上交谈着，或许没有宏大的理论慷慨的激动，但一定是亲切而自然的。就从他找到我那天开始，我们建立了联系。此后，每年的除夕，年夜饭的时候，我都能收到来自海疆前哨的那一声问候：“政委过年好！”过年了，我以一个老兵的身份，向所有的潜艇新兵问候，祝大家新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