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引进苏27生产线往事：签协议后对方提出要加钱
中国引进苏27生产线往事：签协议后对方提出要加钱
天阔云不闲 今晚听历史
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首批24架苏-27装备空军后，部队非常满意。其实，早在中国派员赴俄考察初期，我方代表就曾被苏-27的飞行表演所震撼。
据曾赴俄的中方代表谢名苞回忆：“第一次见到苏-27起飞后迅速拉起，机身竖直、机头向后倾的飞行动作，也就是著名的“眼镜蛇机动”时，我从来没想到，飞机竟然能做出这种匪夷所思的动作”。
眼镜蛇机动过程
震撼之余，苏-27战斗机也引起我国航空工业部门的强烈关注。
不过，直到新飞机装备部队，航空工业部门都一直没机会接近苏-27，始终不知庐山真面目。后来还是在俄罗斯方面的建议下，中国科研人员才开始介入苏-27的接收工作。
初次接触俄方技术团队
苏-27刚开始服役，一个来自俄罗斯的技术支援组也随飞机一同进驻中国，他们的工作是对中国飞行员和地勤进行改装培训，组内都是来自苏霍伊设计局的高级专家。
为了能让苏-27在中国实现更大的价值，俄罗斯技术专家主动找到中方主管人员，提出希望和中方工程技术人员一起进行讨论，这样中国可以尽快了解和掌握苏-27。
消息传到顾诵芬（曾任歼8主设计师）那里后，他非常高兴，这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他马上向上级建议：组织沈阳飞机研究所、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中国航空救生研究所这三个关键部门的有关人员，立即参观苏-27并与俄方座谈。
建议很快获得了高层的批准。
不久，来自中国最顶级科研院所的几位总设计师：顾诵芬、李明、李志广、徐世坤、朱炳良以及翻译等一行10人，前往空军某部和俄罗斯专家进行了座谈。
俄方参与座谈的有苏-27的主任设计师尼克谢夫，以及“普加乔夫眼镜蛇”动作的首创者——试飞员普加乔夫。
这是战斗机交付后，中方技术人员首次实质性地了解苏-27的技术状态，也是中俄双方关于苏-27的首次技术交流。
座谈开始前，中方科技人员首先参观了苏-27战斗机，他们中有的人还是第一次看到苏-27
作为苏联时期研制的最顶尖战斗机，苏-27凝聚了前苏联航空工业的技术精华。俄罗斯专家在向中方介绍他们取得的技术成就时，也显得非常骄傲。
苏-27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和俄方的初次交流，中方就了解到，苏-27目前也有一些待提高和待完善的地方。
比如，飞机在满油状态时虽然能加注整整11吨燃油，但满油状态却并非作战常态。苏-27在执行作战巡逻任务时，最多只能带6吨油。
其次，当苏-27飞行马赫数在0.85-1.2的跨声速区间时，机动能力会受到很大限制，只能做过载不大于6.5g的动作，这个指标并不高。而且，当飞机在表速600公里时，也不能开减速板，否则垂直尾翼可能出现结构损伤。
座谈中，俄方并不讳言苏-27存在的这些缺点，和中方进行了坦诚的交流。中俄双方的这次研讨，从深度到广度都是空前的。
当时担任翻译的秦丕钊事后开玩笑说：“信息量太大。一场交流下来，脑子已经转不过来了。”
正是这次座谈，让在座的中国设计师达成了一个共识：既然飞机已经买了，那就要借助这次难得的机遇，让我们的航空工业提升一个层次，实现一次跨越。
交流结束后，航空工业部门正式向国家提出建议：引进苏-27生产许可证，在国内生产。
取得俄罗斯授权并在国内生产苏-27，将会大幅提高我国的航空工业技术水平，也能更加有力地保障空军的战斗力。
中俄考察团频繁互访
对引进苏-27生产线，空军是非常支持的。
1993年3月空军和生产部门向俄罗斯派出了一支联合考察团，对引进苏-27技术进行调研。
考察团从俄罗斯返回后不到一个月，航空航天工业部就拿出了一份与俄罗斯合作生产苏-27的工作安排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航空部门提出一个总目标，要通过引进俄罗斯技术，使中国能够生产并改进苏-27战斗机。航空部门很有前瞻性，当时已经把对苏-27进行“改进”，列入了工作安排。
苏-27双座型
报告还对引进生产线和工艺技术的范围、时间、进度，总经费等细节作了评估，并提出应该“成立一个与俄方合作生产苏-27的型号办公室”。
虽然中方已经开始考虑引进苏-27生产线的细节，但俄罗斯的反应却并不积极——他们不想出售生产线，只想卖成品。
此时，中俄已经达成购买总数48架苏-27的意向协议，但因中方提出希望引进生产线，所以双方就此开始了新的谈判。
俄方知道，中国空军有庞大的机群需要升级，而苏-27最有希望成为中国的主力机型。如果拿下中国后续的订单，采购数量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是俄方几乎无法拒绝的大单。
但中方的底牌也已亮明：如果不能引进生产线，中国最多只会采购48架。
90年代初，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正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此时哪怕能多卖一架战斗机都显得弥足珍贵。最终，俄方接受了中方的条件，同意转让生产线。
1993年双方商定，由俄罗斯提供零部件和技术，帮助中国企业“联合生产”苏-27。
不过俄方提出，首先要考察中国航空工业基础，理由是：他们担心即使向中国提供技术，中国也未必能消化吸收。
西蒙诺夫
1993年4月13日，俄罗斯派出由苏霍伊设计局总设计师西蒙诺夫率领的“苏霍伊航空科研生产联合体代表团”，对沈阳进行了为期9天的访问。俄国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对中方的生产能力进行评估。
这次带团来沈阳的西蒙诺夫，人称“苏-27之父”。他虽然不是苏-27最初的设计者，但却为苏-27的最终定型作出过不可替代的贡献。
1977年5月20日苏-27原型机T-10首飞后，苏联人却沮丧地发现：和F-15相比，T-10的主要性能全面处于下风。
此时的老苏霍伊已经身患重病，无力再主持科研。T-10项目顿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整个设计局都忧心忡忡。
而接替老苏霍伊的设计师伊万诺夫，不但为人保守而且一直对T-10持反对态度。他接任总设计师一职后，主张不应再为T-10增加投入，维持现状。
幸亏年轻的西蒙诺夫在这个关键时刻力排众议，提出：T-10项目如果不能制衡F-15，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因此他主张把T-10的总体设计推倒重来。
最终，苏霍伊设计局在西蒙诺夫的领导下，对T-10做了大刀阔斧的改动。
新设计仅保留了原型机的起落架和弹射座椅，而对机翼、后掠角、翼刀、武器发射架、减速板等全部重新设计，推翻重来，这才让苏-27拥有了今天的出色性能。
1977年首飞的T-10-1原型机
因此，对西蒙诺夫来说，苏-27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饱含着曾经付出的心血，以至于有种“过度保护”的心态。
据顾诵芬回忆，在合作初期西蒙诺夫表现得非常霸道，甚至不太友好，经常让中方人员陷入尴尬。
不过，虽然俄罗斯人在感情上难以割舍，但在最终的考察报告上他们还是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沈飞生产苏-27，条件是可行的。
西蒙诺夫刚走，由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王昂率领的中方高级技术代表团也启程赴俄。
这次顾诵芬、李明两位总设计师也随团出访，去实地考察苏-27的生产工厂，从中方角度探讨引进生产许可证的可行性，包括经济上的承受性，为后续谈判做技术准备。
中国代表团首先参观了苏霍伊设计局，在这里他们的第一印象是“非常亲切”，因为苏霍伊设计局的整体布局和沈阳飞机研究所很像。
同时他们也有些惊讶，苏霍伊设计局还在依靠原始的图板画图，俄罗斯技术人员使用的绘图仪和计算机，也远不如沈阳飞机研究所先进。
但他们同时也发现，苏霍伊设计局有沈阳飞机研究所不具备的优势。
苏霍伊有自己的试制厂和很多专项实验室，在试飞院还有一栋专用办公楼，拥有全面研究、设计、试制、试飞的能力，在试制灵活性方面远远高于国内的设计所。
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
参观完苏霍伊设计局之后，中方又来到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参观。
在这里他们又一次发现，伊尔库茨克工厂的厂区建筑布局、环境，都和沈阳飞机制造厂如出一辙。在这里，中方代表团还受到当地工人和家属们的热烈欢迎。
除了中苏两国在50年代建立的友好关系这一历史渊源之外，翻译还向中方透露了一个消息：厂区里连小孩都知道，中国人来了工厂就会有生产任务，他们的生活就会变好。
拍板
代表团回国后，立即向刘华清副主席做了汇报。
他们详细介绍了在俄方考察的情况，并提到一个新情况：俄方推荐中方引进新机型——“伊尔库茨克苏-30”（后来被称为苏-30MKI，最后更名为苏-30SM）。
刘华清指示工业部门和军方进行协商，拿出一个采购飞机具体型号、数量的可行性方案。空军在和工业部门协商后再次向刘华清做了汇报，并由他最后亲自拍板：要苏-27SK，不要俄方建议的“伊尔库茨克苏-30”。
当时做出这个决策的原因是，“伊尔库茨克苏-30”并不成熟，还在研制阶段，中方需要注入大量资金，风险较高，也超出了当时我们的经济承受能力。
锁定机型后，中方又于1993年7月，再次派出由航空航天工业部飞机局局长率领的代表团，前往俄罗斯考察苏-27SK的生产线。
这次代表团直奔共青城飞机制造厂，仔细考察了该厂的苏-27SK生产线和几个附件生产厂。随后代表团又再次前往莫斯科，和苏霍伊设计局进行详细会谈。
李明总师在俄罗斯
不过，因为中方明确表示不会参与苏-30的联合研制，让俄方非常失望，因此考察中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苏霍伊方面非常生硬地取消了原定中方参观推力矢量发动机的安排。
尽管双方为各自国家的利益发生了一些摩擦，但在基层却相处融洽，很多人还找回了当年的回忆。
苏霍伊设计局试制厂的厂长，上世纪50年代曾以共青城飞机制造厂团委书记的身份，来华援建沈阳飞机制造厂，他见到中国代表团后特别兴奋；沈飞公司总经理也在这里和几十年前援建沈阳飞机制造厂的技术员，如今已是厂长的老朋友久别重逢。美好的回忆加深了双方在工作中的友谊。
1993年10月，总参和国防科工委正式批准：可以引进苏-27生产许可证，确定引进机型为苏-27SK；发动机只引进大修线。
至此，中俄两国在时隔几十年后，终于开始再次合作生产战斗机。
不过这一切只是开始，等待两国的是异常艰苦的谈判。从1994年10月20日到1995年12月15日，中俄双方先后进行了6轮会谈，持续时间长达一年零两个月。
这一轮谈判中，双方最严重的分歧点爆发在对火控系统和瞄准系统的授权上。
俄国参赞摔了电话
在双方签署的框架协议中中俄曾经约定，中方只引进部分生产许可证。但对这个“部分”的理解，却引发了严重分歧，几乎导致谈判破裂。
按照框架协议的中方文本，除了苏27SK的火控雷达和配套的计算机之外，所有项目都包含在生产许可证之内；而按照俄文文本，不但整个火控系统都不转让，还把由雷达光电瞄准系统和头盔瞄准具组成的跟踪瞄准系统、弹射座椅，全都排除在了引进范围之外。
由于中俄文本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因此双方都按照各自的理解据理力争，谈判顿时陷入僵局。
我方谈判代表在苏霍伊设计局
对中方来说，如果失去这两个重要的子系统，相当于给苏-27这个战士发了一把没有准星的步枪，战斗力会大打折扣。
围绕这个分歧点，中俄双方相持不下，来来回回进行了好几轮拉锯战。
虽然经过漫长谈判后俄方勉强同意转让武器的操纵和管理系统，但在光电瞄准系统及飞行员的弹射座椅上，再也不肯后退一步。
俄方的理由是：为光电瞄准系统配套的“二号计算机”，和火控雷达使用的一样，中方已经不要了，因此不转让；而苏-27所用的弹射座椅并不是专为苏-27研发，而是多个机种通用，因此也不在转让之列。
双方从1995年的5月23日，一直谈到6月5日，仍然未能达成一致。
后来在双方高层直接介入下，俄方才率先打破僵局。表示“除了二号计算机的软件之外，都可以按照中方的要求给予转让”，但要求中方适当增加采购经费。
面对俄方的让步，中方也同意再增购一部分打通生产线所用的散件，并追加一部分费用，这才让谈判得以继续推进。
中俄在莫斯科签署协议
然而，当谈判进行到最后一轮时，因为价格问题，双方又再次展开博弈。
1995年10月底，中俄两国在北京开始第6轮，也是最后一轮谈判。当时俄方派来40多人，住在首都机场附近的银轮宾馆，谈判地点也设在这里。
虽然此时主要问题都已经谈完，会谈已经接近尾声，但面对价格上的分歧，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肯退让。
眼看俄方代表团归国的时间一天天临近，但就在俄方计划回国的当天，关于最后的付款问题，双方仍然没能达成一致。
这个问题不谈妥，前边所有的努力就有可能功亏一篑。当时中方首席代表是谢名苞，他在多年后回忆当年情况时仍很感慨：
“我心里明白，俄方此次必须成功，否则回国无法交代；而俄方也很清楚，对中国来说这次不能失败。但我们这是各为其主的利益之争，谁都不会率先放弃。”
这次谈判从早上开始，一直谈到午后，仍然没有结果。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距俄方代表团专机起飞的时间越来越近。
谢名苞在谈判桌上，能随时接到关于俄方谈判团队的情况汇报。他得到消息，除了在谈判桌上的几位代表，俄方其他人员已经到达机场并准备起飞。
但眼前的情况是，谢名苞和对方依然有较大分歧，谈不拢。
而俄方在机场的动向在不断传给谢名苞：“俄方代表已经出关”，“行李已经装机”，“人员已经登机”.......
谈判依然僵持着。
当时俄方的首席代表是原俄罗斯经贸部副部长，他已经显得非常焦急。谢名苞虽然不如俄方代表的谈判经验多，但此刻却摸透了俄罗斯人的心理，于是他不动声色，稳坐钓鱼台。
当时，在一旁不断向俄罗斯大使馆汇报谈判进展的俄方参赞，已经急得摔了电话。谈到这一步，双方拼的不是技巧，而是底牌。
谢名苞
没过多久，机场传来了“俄方专机开始卸行李，人员下飞机，重新入关回到宾馆”的信息。谢名苞看到这条信息，长长舒了一口气，他知道俄方肯定会做出妥协了。
当天晚些时候，当双方再次坐回谈判桌时，俄方果然给出了一个比中方底线要低得多的报价方案。谢名苞后来回忆：只此一举，我方就节省了几千万美元。
后记
在中俄长达一年的谈判中，双方都拿出了最大的合作诚意。
当时我国最高层也有指示：“一定要把苏-27搞出来。”“这个项目要抓紧，否则夜长梦多。如果俄方坚持要高价，我们可以适当让步。”
正是在双方高层的介入下，双方都做了让步，终于扫清了历史遗留问题，为最终协议签订铺平了道路
1995年12月6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率领中方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中俄正式签署了引进生产许可证，在中国建立苏-27SK飞机生产线的总合同。至此，谈判全部完成。
在签字仪式上，刘华清笑得非常开心。他说，这是他在工作生命结束之前，所抓的最大一个项目。
生产线的合同签完不久，中方又和俄罗斯签署了采购第二批总计24架苏-27SK成品的合同，并且同意俄方的要求，全部以美元结算。（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