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阴差阳错
一
“瓦良格”项目真是一波三折，先是徐增平挪用购买航母的专款，后是泰信达公司出现分裂，再后是邵淳被上级撤职审查，华夏证券公司派出了“四人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程炳仁负责“瓦良格”项目，其任务不是进行项目运作，而是追索投资。吴宇已经被双规，邵淳要想再从隆泰源公司往外调钱是不可能了，从华夏证券总公司调钱更不可能，而下一步还要花很多钱。关键的问题是，邵淳的停职，使“瓦良格”项目失去监督和指导。东方汇中公司的刘兴元和戴岳就成了这个项目的独立领导人。当初邵淳请东方汇中公司参与“瓦良格”项目，主要是想借助他们的背景资源把这个项目做成，甚至要把澳门创律公司的股份转给他们，而当时的东方汇中公司董事长高增厦则想利用华夏证券的资本资源为本公司融资，推动其它自营项目的运行。这本来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合作，如果中间不出现徐增平告状、高增厦被迫离职、邵淳被查等“意外事件”，也许就不会出现后面发生的“惊天大案”了。东方汇中公司总经理戴岳曾三次去乌克兰，两次去土耳其，他非常清楚，仅凭公司能力，要把这条船拖回来的难度有多大，以邵淳的处境和东方汇中的能力，这条船可能永远都拖不回来。1999年12月3日，联合调查组在进驻华夏证券公司的同时，也进驻了东方汇中公司，主要调查华夏证券公司投入项目的资金使用问题，要求东方汇中公司积极配合。两周后，调查组撤离。其间，高增厦、戴岳等人都汇报了项目运作的情况，并请示下一步项目如何运作。调查组对此没有表态，只说项目是企业自己搞的，后果自己承担。至于是否交给国家，如何交给国家，国家要不要接管等问题，调查组未予说明。也就是说，调查组关心的是华夏证券公司投入该项目的钱怎么收回来，其他事概不受理。戴岳等人后来得知，当时国家对如何利用“瓦良格”并无定论。失去了华夏证券公司在资金上的支持，东方汇中公司几个已经开发的项目资金上出现了困难，本公司的自营业务需要钱，“瓦良格”项目也需要钱，仅滞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钱从哪里来？东方汇中公司承担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必须采取措施自救啊！刘兴元和戴岳商议决定，利用各种资源，进行社会融资。在为公司的有关项目融资的同时，还要为“瓦良格”寻找出路。“瓦良格”项目本来就是以赌船的名义去乌克兰投标的，现在国家不要它，只能继续以赌船的名义去改装航母，去联系合作方了。据东方汇中公司原办公室主任王毅民介绍，当时他和一家名为“拉拉手”的广告公司一起，为赌船做博彩广告宣传页，目的是为了寻找合作伙伴。那段时间，东方汇中公司接触过的商家很多，有台湾的博彩公司，有菲律宾的华侨，还有柬埔寨政府。与柬埔寨政府的谈判是由刘兴元出面的。刘兴元曾想把“瓦良格”改装成娱乐船，就停在柬埔寨附近的海面上，搞一个“海上娱乐城”。张勇听刘兴元说，找他们洽谈的台湾机构有：台湾新中华公司、台湾远东国际投资公司以及台湾某博彩公司，尤其是这家博彩公司的背景很复杂，后台老板与国民党政要关系密切。张勇心想，这不是个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弄得不好，要出乱子。接着，刘兴元又半开玩笑地说，老张，咱们要能拿到两亿美金，不管从哪拿，大家一分，一走了事。张勇当时听了笑笑，没往心里去。后来笔者在采访王毅民时，和他说起此事，王毅民说：刘兴元是个“大嘴”，喜欢胡说八道！他还说，将来每人弄个直升机，到船上玩去！就在刘兴元胡说八道不久，一件与台湾公司有关的事情真的来了。2000年3月5日，张勇刚刚处理完澳门创律公司拖欠物业费和租金的事情，到深圳办事，突然接到戴岳的电话，让他在深圳接待台湾新中华公司的两位客人。戴岳说：你好好接待，有些情况问清楚。他们对“瓦良格”有点兴趣。张勇接到这个电话，心里开始嘀咕：戴岳他们真要把“瓦良格”卖给台湾公司啊！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这可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弄不好要出乱子。不管怎样，先见见这两个台湾商人再说。张勇在深圳的上海宾馆给他们安排住处。刚开好房，客人就到了。初次见面，张勇对二人的第一印象不是很好。二人的年纪都在50岁左右，油头粉面，手上戴着很大的金戒指，项上套着很粗的金链子；每人提了一个皮包，沉甸甸的，不知是文件还是钞票；西装很新，像是专为这次见面刚买的。能展示的东西都挂在外头了。张勇认为，真正办事的人不是这样的。张勇在商场上打拼几十年，也算是见过各种世面的人，打过交道的大小老板不计其数，大老板如李嘉诚、何鸿燊、霍英东等，小老板就不用说了。在商场上混，穿戴自然要体面，但也不是这样“武装”自己啊！二人住下以后，拿出公司的营业执照给张勇看。那是台湾的企业执照，上面有国民党的党旗和萧万长的签字。他们解释说，萧万长秘书长分管国民党的“党产”。我在写此书时，专门上网查过，萧万长自1997年至2000年是国民党“行政院长”，并非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或者是他们口误，或者是萧万长以前当过秘书长，他们叫习惯了。简单寒暄过后，张勇就请他们在饭店餐厅吃饭，边吃边聊。张勇发现，这两位台湾商人像是饿了好几天，吃相很难看，谈吐也缺少斯文，有些不成体统。张勇想和他们谈谈关于“瓦良格”的事，他们也谈不出个所以然。张勇感觉二人来路不正，属于那种专门出来混吃混喝的“混混儿”。第二天（3月6日）早晨吃早餐的时候，台湾商人对张勇说：张先生，我们今天去香港办点事，晚上回来，这个房间别退，房卡我们带着。这种要求有点过分，给张勇的感觉是：如果真是国民党中央企业的代表，这也太丢脸啦！两间客房才几个钱啊！就这个样子还想买航母？张勇想拒绝他们的要求，犹豫了一下，同意了，说：“房卡你们拿着吧！”他想看看二人还会怎么表演。当天晚上，他们又回到上海宾馆住了一夜。张勇已经没有与他们继续交流的愿望了。第三天（3月7日）早上，张勇对他们说：我也挺忙的，就不陪你们了，有关事情我们研究一下再联系。张勇把接待二人的情况向戴岳做了通报。张勇问戴岳：他们是何方神圣？简直是乱弹琴！不像是正经干实事的商人。戴岳说：你回香港到弥敦道调查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公司。他们要在，你拜访一下他们；要不在，说明是空的。你辛苦一点儿吧！张勇按照对方提供的公司地址，到香港弥敦道××号一看。那是一个商业中心，二十几层高。按照名片上的户号一查，就一间房，一个员工说：我们在这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这家公司。张勇马上给戴岳打电话：戴总，这个公司是虚的，可能是个皮包公司。
二
2000年3月7日下午，邵淳从外面回到办公室，秘书王中告诉他，有一个叫王××的人留言，有重要的事情要见面谈。王中回答：说是跟那个船有关的，非常重要。请你到他那里去，他有些东西给你看。王中把王××留下的名片递给邵淳。名片上的单位是一家航空工业公司的子公司，王××的职务是总经理助理。邵淳想：这个人不认识啊！航空公司和船有什么关系呢？王××说：邵总，我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我有个急事，非常重要。电话里不方便说。二人约定第二天（3月8日）到王××所在的公司见面。华夏证券公司距离王××的公司不远，邵淳带着王中去见王××。简单寒暄过后，进入正题。“我知道你在做‘瓦良格’项目，也知道你现在正在被调查。东方汇中的人想把‘瓦良格’卖给台湾人。”“他们和台湾公司谈了好几遍了，意向都定了，就要签协议了。”“他们是向台湾公司借款，两亿美金，对方提出来要抵押物，他们同意用航母做抵押。”邵淳知道，东方汇中公司接手“瓦良格”项目以后，公司自营业务受到一些影响，邵淳在位时，曾经借款4000万人民币帮助他们解决难题；邵淳被停职以后，他们的一些投资项目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可再困难也不能找台湾公司借钱，用航母做抵押啊！如果借款到期不能归还，抵押物就是人家的了！王××接着说：现在船主证在东方汇中手里，就等乌克兰方面的评估报告了。据说，评估报告3月18日出来，他们已经订了3月17日的机票，要到乌克兰去签协议。王××说：这有东西啊！顺手拿出一个文件夹，递给邵淳。你看吧！他们已与两家台湾机构洽谈，拟以“瓦良格”号抵押给台湾。一家已谈成，以船的40%权益抵押8亿新台币；另一家将船的权益抵押2亿美元，即将签订协议。台湾方面很积极，第一家已开出银行本票，待船舶评估报告一拿到手，即可成交。这是他们往来的邮件和传真，还有台湾公司的登记注册资料。邵淳看了这些资料，不由得吓了一跳。其中一家是国民党总部下属的公司－－远东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正是张勇调查过的那家公司），公司资料上面有国民党的党旗、党徽。把“瓦良格”卖到国民党手里，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最让邵淳吃惊的是那张2亿美元的银行本票。邵淳认为，交易基本谈成了，对方才能开出银行本票。开本票的前提，必须把钱存在银行里。这就是说，这件事不是刚刚接触了几天，而是有段时间了。另外，银行本票是有期限的，且无条件见票即付，不管什么人拿到，银行都得支付给你。还有一个在什么地方兑现的问题。本票的兑现区域，应该是在该银行的交换区域内。银行要跟对方签代理行协议，只有这种关系，才纳入交换范围。这张台湾银行的本票，大陆肯定无法兑现，这就意味着这张本票只能在大陆之外成交。到了乌克兰，拿到评估报告，办了相关手续，随时可以兑现。邵淳看过材料，问王××：你给我看这些材料，目的是什么？王××说：我认为形势严重，建议你马上报告上级，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王××说：瓦良格的事，谁愿意沾啊！再说现在上面不是正查你嘛！所以我们觉得，由你来报最合适。你是当事人，你的报告会引起上级的重视。“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这些事啊！人家要问我，这情况哪来的？这不是开玩笑么？这么大事，我又说不出消息来源。”“那就不用你管了。你就说是我提供的，让他们找我核实。我们全力配合。”邵淳想，这么大的事，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还有10天，戴岳他们就去乌克兰了。从王××那里回来，邵淳一直在想：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茶饭不思。晚上，他决定向调查组报告。他给调查组的古树林处长打电话，在电话里把台湾人与航母的事情简单说了一下，最后强调，“这是大事，我第一个向你汇报。”古树林说：我不在北京，我在成都呢！我给你联系车书记吧！过了一会儿，古树林回话：明天上午9点，你到车书记办公室向车书记汇报。3月9日上午，邵淳带着秘书王中一起去见调查组副组长车××，建议组织进行核实。车××听了邵淳的简要汇报，感到很稀奇：有这个事儿？邵淳说：有。我原来说，你们调查组把船接过去，你不接，现在要出问题了，大问题啊！邵淳说：我也不知道。前天他来找我，我不在，我昨天去见的他。你们赶紧采取措施。车××说：我们当前的任务仍然是继续与东方汇中公司落实债券债务关系。邵淳说：落实债券债务的结果是股权的变更，过去这样考虑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他们要把船抵押给台湾，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把股权交给东方汇中公司，是否妥当？一旦抵押协议生效，最后台湾把“瓦良格”拿走，这个责任谁来承担？车××说：目前谁也没有说这个船不能给台湾，他们如果真能抵押出两亿美元，华夏公司的钱不就收回来了么？邵淳一听，差点没晕倒，心里说：就这个水平，也配来查我？邵淳耐着性子说：车书记，这不是钱的事，这可关系到两岸的军力对比啊！关系到两岸的军心、民心啊！你想过没有？再说了，就算他们拿了两亿美金，不可能给我们，他们在境外成交，两个人到哪儿一藏，隐居了，你上哪儿找去？邵淳说：车书记，你赶紧和王××联系，你来核实我跟你说的情况，尽快核实，尽快采取措施，务必不能让那两个人出国。涉案资产的资料，你们为什么不收啊！要把所有的文件都收走。一连过了两天，邵淳从王××那里得知没有什么人和他联系，越发坐不住了。邵淳对秘书说：王中，咱得把向车××口头汇报的事情一条条写下来，我怎么说，他怎么说，整个过程，不能遗漏。邵淳整理这个材料的目的是要留下一个历史文件，以免将来发生什么事情，空口无凭。材料整理出来以后，邵淳就派人给车××送去一份，一是送他备案，二是想催促他一下。又过了一天（3月12日），还是没有消息，王××坐不住了，邵淳也坐不住了。他向公司领导小组负责人赵大建、程炳仁做了汇报，他们也认为应当对刘兴元和戴岳采取措施，现在已不宜把股权落实给东方汇中公司，但是要等一等调查组的意见，按调查组的意见办。这时，古树林处长已返京，邵淳问他见了车书记没有，有没有新的精神？古树林说，见了，车书记的意见，仍然是落实债券债务。这时，邵淳感到事情难办了。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坚持自己的意见，对自己不会有好处，但为了阻止事态恶化，为了对国家负责，还是应当坚持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把个人得失放在一边。他于3月13日和3月15日，两次书面报告了王××通报的情况和新动态，并再次提出了防范控制措施的建议。同时，按照调查组的意见，他和程炳仁一起，再次约见东方汇中公司总经理戴岳，强调指出：在“瓦良格”项目上，要从大局出发，维护国家利益，妥善处理该船。戴岳说：现在国家不要这个船，企业很困难，在船的运作上，只是单纯的商业运作，希望调查组明确表态，国家不再干预该项目的运作。戴岳的态度，让邵淳感到事态非常严重，“瓦良格”项目再也不能让东方汇中公司继续运作下去了。可是，怎么办呢？3月16日，邵淳约了国家安全部的一个朋友和总政的一个朋友见面，并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个事到现在这个程度，怎么处置？两位朋友都表达了相似的意见：如果按照正常程序上报材料，运转时间不够，必须采取特殊措施。总政的朋友说：你把这个情况写下来，把严重性、紧迫性说清楚，再把给调查组的报告附在后面，直接报最高层。国家安全部的朋友说：你报告里要写清楚，这是大事，特别紧急，哪个环节都不要压。邵淳说：这玩艺儿是真的是假的啊？我心里有点拿不准，本来上级就在调查我，我再来个“欺君之罪”，这个事可就闹大了！国家安全部的朋友说：只要你不能确认是假的，只要你有你的消息来源，只要你向上级汇报的情况与你的消息来源一致，你必须报！你心里就是有问号也得报！万一你判断失误，不上报，这个事可不得了！邵淳又思考了一会儿，心一横，颇有些悲壮地说：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他的这一举动，后来被人称为“冒死上谏”。国家安全部的朋友说：你给我们一份，我们找渠道往上报，肯定会报得快！邵淳和王中马上行动，很快材料写出来了，一式四份。3月16日，邵淳分别送给那两位朋友各一份，送给调查组一份，送给华夏证券公司一份。邵淳对公司临时负责人赵大建和程炳仁说：你们按照程序上报吧！情况非常严重，要出大事，我报给你们，你们不及时上报，后果你们负责。邵淳说：你要是不报，掉脑袋的是你！反正我报了，就没我的责任了。本来也没我什么责任。程炳仁是北京市金融工委的干部，1998年10月，邵淳第一次被调查期间调到华夏证券工作，是赵大建牵头的“四人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位置排在赵大建之后。程炳仁马上给北京市金融工委写了一个报告，大意是：邵淳同志反映的情况，我司不好处理，请示上级酌处。邵淳情况反映附后。报告送出以后，邵淳心中惴惴不安，不知他的“冒死上谏”到底会带来什么后果。尽管他知道自己心怀坦荡，毫无私利，是经得起组织调查的，身子正不怕影子斜嘛！可这购买航母的项目，几个亿的资金砸进去了，能不能收回来不知道，那个远在万里之外的航母，国家要不要也不知道。如果船回不来，钱就回不来；如果钱回不来，国家的损失可就大了！这事总要有人出来负责的。谁负责？当然是决策者啦！那是三四个亿的人民币啊！即便定性为“决策失误”，邵淳也难辞其咎。他已做好了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等待高层消息的那十几个小时，是邵淳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光。焦躁，漫长……终于，邵淳等来了好消息。他的报告受到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 邵淳事后了解到，四份材料，国家安全部的动作最快，当天晚上就报到高层那里去了。随后，另外几份也都报上去了。中央领导接到报告后，作出三条批示，大意是：一、要不惜代价，把“瓦良格”拉回来，不能落到台湾人手中。二、请刘积斌同志负责，由国防科工委牵头，会同有关部门，接手“瓦良格”的后续操作。三、今后此类国家重大采购，宜由国家指定的职能部门办理。3月18日，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此事。王××被叫到会场接受质询。那一年的3月20日，台湾将进行大选，根据民调显示，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的概率很高，中央非常关注台湾选情。就在这个敏感的时期，突然冒出来一个与“瓦良格”号航母有关的“台湾公司事件”，引起中央高度重视，这也导致了正处于困境的“瓦良格”项目出现重大转机。
三
“台湾公司事件”是“瓦良格”项目的重要转折点。为了保证我对这个事件的表述尽量客观、公正，我不但要听邵淳怎么说，张勇怎么说，还要听听其他当事人怎么说。可惜，刘兴元因为涉嫌经济诈骗一亿多人民币，被抓起来了，无法采访他；王××则行踪诡秘，神龙见首不见尾，也无法采访。所幸我在高增厦的帮助下，采访到了另一位重要当事人戴岳。并在戴岳的帮助下，采访到了“台湾公司事件”的具体经办人、原东方汇中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毅民。“戴岳版”和“王毅民版”的故事，还真与“邵淳版”有所不同。综合戴岳和王毅民介绍的情况，下面说说这个件事的另一个版本。1999年7月初（这时“瓦良格”项目尚未完全交给东方汇中），经王毅民的朋友牵线，戴岳认识了香港新中华（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的老板。新中华公司愿意向中国大陆企业借贷资金，只是利息比较高，尤其是一次性贴息更高。当时东方汇中公司启动的吉林和龙脱硫净化装置和重庆西南制药一厂二期迁建工程项目缺乏资金。对方研究了这两个项目的资料，认为很好，双方约定在深圳谈判。谈判期间，东方汇中公司按照惯例，要求新中华公司提供资信证明。对方以公司更名改组为由，暂时搁置了这个项目。一直拖到2000年2月初，项目重新启动，此时新中华（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已更名为远东国际投资有限公司。2月12日，双方签订了《申请贷款确认书》等一系列文件。2月15日，远东公司用传真发来了台中市花旗银行8亿新台币的银行本票复印件。戴岳一看，是新台币不是港币，就起了疑心，问：你们不是香港公司么？怎么又变成台湾的了？对方回答：我们的公司总部在台湾。“台湾咱没关系，没法查，他既然是香港的公司，可以让张勇去查。”戴岳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3月7日，张勇给戴岳打电话通报情况：经到远东公司办公地点调查，香港弥敦道××号没有这家公司，很可能是皮包公司。戴岳得知这个消息，就把这家公司放弃了，有关文件很随便地扔在桌子上。根本没有什么订票出国签协议的事情。据戴岳介绍，他和前文提到的给邵淳提供材料的王××很熟，王××经常到他办公室来。他怀疑王××的那些文件是从他那里拿走的。恰恰是在3月7日下午，王××去华夏证券公司找邵淳，邵淳不在，两人电话约定3月8日在王××的公司见面。这两个版本中有两个问题对不上，一个是邵淳看到的是两家台湾公司的材料，其中一家有2亿美元银行本票，戴岳说的是一家台湾公司，是8亿新台币（折合人民币2亿元）银行本票；一个是王××说戴岳他们已经订好了3月17日的机票，戴岳则说他们已经放弃台湾公司，根本没有订机票的事。关于银行本票问题，我在王毅民那里查到了远东国际公司出具的台中市花旗银行8亿新台币银行本票的复印件，王毅民说，他没有听说有第二家台湾公司。而邵淳所说的是2亿美元的银行本票及其他材料，他已经作为附件上报中央，我无法核实，但邵淳言之凿凿：是2亿美元，不是8亿新台币。这就奇怪了，那2亿美元本票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订机票问题，戴岳说，一个3月7日就被中止的项目，还订3月17日的机票干什么。再说了，我在1999年12月就被限制出境了，护照还扣在机场公安局入境办公室，我明知不能出境还会去订机票？戴岳这话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而邵淳当时只是听王××那么一说，并没看见机票的复印件。另外，我在东方汇中公司保存的远东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借贷合同书》里，没有看到关于用“瓦良格”号航母做借贷抵押的抵押协议，只看到了《申请借贷确认书》中写道：企业或公司因西南制药一厂二期迁建项目需要资金，用公司投资项目作为抵押借款，申请金额为贰仟伍佰万美元……高增厦则比较认同“戴岳版”、“王毅民版”的说法。他认为，这件事有他把控，不会让把航母卖给台湾的事情发生。现在看来，要想把2亿美元的银行本票和3月17日的机票问题搞清楚，必须找王××。尽管从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并无东方汇中公司欲将“瓦良格”号航母做抵押，向台湾公司融资的证据，但是从当时王××交给邵淳的资料来看，却是有这种倾向的。于是国家高层领导根据邵淳上报的材料，责成国务院处理此事。3月18日的国务院会议决定：国家接手“瓦良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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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中国航母“辽宁舰”前世真相调查》
（未完待续）
前文回顾
1、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中国航母“辽宁舰”前世真相调查 序
2、“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中国航母“辽宁舰”前世真相调查 [上部--购买航母]第一章
3、“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中国航母“辽宁舰”前世真相调查 [上部 -购买航母] 第二章
4、“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中国航母“辽宁舰”前世真相调查 [上部 · 购买航母]第三章
5、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中国航母“辽宁舰”前世真相调查 [上部 · 购买航母] 第四章
6、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部 · 购买航母] 第五章
7、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上部 · 购买航母] 第六章(1）
8、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上部 · 购买航母] 第六章(2）
9、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上部 · 购买航母] 第七章(1）
10、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上部 · 购买航母] 第七章(2）
11、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上部 · 购买航母] 第八章(1）
12、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上部 · 购买航母] 第八章(2）
13、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第九章（1）
14、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第九章（2）
15、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第十章（1）
16、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第十章（2）
17、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第十章（3）
作者简介
李忠效，笔名：钟笑。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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