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阴差阳错
四
国务院的这个决定，让邵淳一直悬着的心落下来了。他坚信，只要国家接手，这个船就有拖回来的希望了。4月1日，邵淳得到消息，公安机关将于4月2日抓捕戴岳、刘兴元、刘继等人。他于当日晚紧急约见高增厦和王广平，向他们通报了国家要抓捕戴岳等人的信息，并要求他们一定要保密。邵淳之所以要向高增厦和王广平通报此事，因为他们是“瓦良格”项目联合领导小组成员，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应该让他们知道。4月2日凌晨2点左右，刘继正在睡觉，忽然传来敲门声。这么晚了，什么人？门外回答：“北京市公安局的。”打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七八个人。一个领头的说：是刘继律师吧？有件事，需要你配合一下。刘继被带到一个宾馆，被监视居住了10天。在此期间，刘继被询问了一些问题：到乌克兰是怎么回事？“瓦良格”项目是怎么参与的？其中做了什么事情？等等。刘继反复向办案人员“交代”经过，最后办案人员把在乌克兰交船时交付的全套文件拿来让他确认，因为这些文件当时都是过他手的。据刘继回忆，办案人员对他挺客气，应他要求，每天让他喝点小酒，但是不准他离开房间。4月2日是个周日，戴岳和王毅民本来应该休息，因为公司有事，他们准备去公司加班。早晨8点多钟，戴岳开了一辆“大宇”牌汽车，王毅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汽车刚从他们居住的解放军后勤学院大院出来，就有两辆挂有“京O”号牌的轿车呼啸而上，一前一后把“大宇”加在中间。“别动，我们是警察！”接着手就上来了，非常专业地从他们腋下到脚腕迅速搜了一遍。王毅民后来得知，事先有人告诉他们，这两个人都当过兵，身上可能带着家伙。警察搜完身，接着把他们二人分别带上前后两辆“京O”汽车，一个警察开着戴岳的“大宇”，三辆车沿着复兴路向东，朝着长安街的方向飞驰而去。王毅民坐的那辆车的后座上，堆了好几件棉大衣，估计警察这一夜都是在车上睡的。想想警察这个职业也挺辛苦。一定是因为戴岳和王毅民住在部队大院里，警察不便到部队大院里抓人，只能在外守株待兔。否则他俩就会像刘继那样，半夜就被带走了。王毅民坐的那辆车上有三名警察，前座两名，后座一名。王毅民问身边的警察：到什么地方去啊？汽车最后在北京火车站附近一个小胡同的一座破旧的三层小楼前停下。王毅民从车上下来，看见戴岳，就走过去对他说：怎么回事啊，老戴？还没等戴岳回答，立刻有一名警察对王毅民说：不准说话。分开！警察大约是怕他们“串供”。他们被两拨警察分别带走了。王毅民被带到二楼的一间办公室，两名警察都对他挺客气，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开始问话。闲聊中，王毅民了解到，那个负责询问他的警察原来曾在北京军区服役。警察问王毅民：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个船卖给台湾？ 王毅民说：怎么可能？你想啊，你也是当兵的出身，咱当兵的这点觉悟和常识还是有的，怎么可能把船卖给台湾？”下午，警察又把王毅民和戴岳拉到刘继所在的那家招待所。其间，警察从戴岳处要来东方汇中公司的钥匙，让王毅民到公司去拿与“瓦良格”项目有关的文件。在去公司的路上，王毅民问警察：你们凭什么把我们弄起来不让回家？到了公司，王毅民将有关文件交给警察，警察看了说：人家挺正规的嘛！看完材料，警察对王毅民的态度完全变了，用抱歉的口吻说：哥们儿，这是御案。请理解。王毅民自嘲道：不是有人说么？没有坐过监狱的男人，不能算是真正的男人。我也正好体验一下生活。此后警察再没有为难他们。王毅民在那里闲着无事，完整地看完了一部电视连续剧《李卫当官》。他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笑道：平时哪有时间看电视剧啊！4月12日，戴岳和王毅民被放了出来。后来得知，刘兴元也被关在那里。也是同一天被释放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戴岳才知道他们被抓，是因为邵淳给中央高层写了一封举报信。为此戴岳一直对邵淳耿耿于怀。戴岳认为：这个事情是假的，本来咱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是哥们儿，如果互相通个气，马上就会把事情搞清楚，何必搞得这么神神秘秘，惊天动地？戴岳甚至认为，这是邵淳为了拿回澳门创律公司的股权及“瓦良格”航母的所有权而与王××共同设的一个“局”。这是戴岳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的。我将戴岳的这个说法向邵淳求证，邵淳非常认真地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小事情，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大事情。不要说是朋友，哥们儿，就是夫妻，也不能私下通气啊！对此，我倒是可以理解邵淳。当时邵淳正处于停职调查期间，并且被调查组认定他“参与政治”，如果“瓦良格”再与台湾扯上关系，那真的成为“政治事件”了。邵淳当初热心支持贺鹏飞要把“瓦良格”买回来，是为了国家，为了海军，如今有人要把“瓦良格”抵押给台湾公司，有悖他的初衷，这是决不能允许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邵淳才有了“冒死上谏”的行动。至于说邵淳与王××设“局”一事，邵淳说：在此之前，我根本不认识王××。戴岳在接受采访时曾对笔者说：老邵弄的这个事儿让我挺生气的。戴岳的家人曾对他说：要没有这事儿，航母真砸在东方汇中手里了。戴岳也这么想：不管怎样，能把航母交到国家手里，最后搞成了“辽宁舰”，这个结果挺好的。阴差阳错，办成了一件好事！这里面有太多的疑问。在没有把真相搞清楚之前，我只能把不同的说法都写出来，立此存照。
五
2000年3月7日，张勇接待完台湾商人之后，就去武汉了。他并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张勇的家在武汉，一直没有迁港，一有时间他就会飞回武汉与家人团聚。
2000年3月25日，张勇接到吴巍的电话：张总，你在哪里？当天下午，吴巍来到武汉，见到张勇就开门见山地说：邵总让我跟你联络一下，明天到深圳开个紧急会议。他已经直接飞到深圳了。张勇说：那也不用你专门跑来武汉一趟啊！你告诉我去深圳开会就行了……吴巍说：邵总不了解你对台湾公司这件事的态度，担心你不去深圳。张勇说：我的态度很明确，当初我就对刘兴元说过，台湾人参与航母的事情不合适。第二天（3月26日）上午，张勇和吴巍从武汉飞到深圳，在深圳景轩酒店与邵淳见面。此时邵淳等人的一切行动，都在调查组的监控之下。邵淳知道，张勇不知道。邵淳也不能和他说。邵淳告诉张勇：我想了解一下你和台湾公司接触的情况，另外就是讨论移交‘瓦良格’项目的事情。国家已经决定将“瓦良格”项目交给中船重工集团公司，下一步，我们要积极配合中船重工的工作。邵淳主持召开了澳门创律公司紧急董事会，说是董事会会议，其实只有邵淳、张勇、吴巍三位董事参加。自从1998年10月10日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召开澳门创律公司董事会之后，公司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泰信达公司的李×已被开除，香港创律公司方面的徐增平、庄立祥等五位董事，也因所持澳门创律公司的股权减少而出局。会上，邵淳详细询问了张勇接待台湾商人的情况，几乎每一个细节都问到了。邵淳说：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现在有关部门已经截获了台湾公司涉足“瓦良格”号航母的情报，对方把2亿美元的支票都开出来了。我看到复印件了。邵淳这次在深圳待了好几天，正式开会不到两天，其他时间用邵淳的话说，就是让张勇和吴巍他们好好休息一下，他说：你们前期太忙，太紧张了。自从1998年10月被调查，到1999年12月被停职，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邵淳除了应付调查组的询问，还要关心“瓦良格”项目的进展情况。一开始，他自己有“航母情结”，加上被贺鹏飞的一番话所感动，就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这个项目，绝没想到这个事情这么复杂，问题这么多：不是国家行为，不是组织行为，只是军方的几个高级将领策划的一个项目而已。他也没想到徐增平会利用这个平台为个人谋取私利，把正事给耽误了。华夏证券公司支付了超出原标的一倍的资金，也没能把“瓦良格”拖回来，至今航母还停靠在黑海造船厂的码头上，给他带来一系列的麻烦。此时他的心情非常复杂，他对“瓦良格”这个项目爱恨交加。他不否认，“瓦良格”是个好项目，不管徐增平出于什么目的，是徐增平启动了这个项目。邵淳认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佛”，有一个“魔”。有的时候，“佛”占主导地位，就会有正义感，有爱国心，干好事；但是如果一大堆钱来了，可能那个沉睡的“魔”就苏醒了，占了主导地位，总想我怎么弄一点钱装自己兜里。徐增平、李×等人，实际上都有这个过程。他不怪他们，要怪只能怪自己太感情用事，太想为国家做贡献。接着他又想，既然你想要做贡献，那么，由此而来的那些磨难，就只能算是做贡献的代价了。这样一想，他心情就好了许多，对下一步该怎么走，头绪也清楚了。他还记得，1998年9月，徐增平和庄立祥第二次来找他，要求再借6000万人民币的时候，徐增平曾对他说：邵总，知道你不缺钱，就不说钱的事了。我可以通过关系给你办一个单程签证。将来有什么情况，随时就可以走。被他当场回绝：我出不了什么事情。特别是这个船，本身是好事，有什么必要？当时因为事情多，邵淳对徐增平的这番话也没细琢磨，现在回想起来，徐增平是想给他提供一条后路。邵淳心中有“佛”，自然也就不会想到“魔”的后路。2000年3月27日，邵淳召集张勇、吴巍在深圳景轩酒店2710室召开的特别会议结束，邵淳让秘书王中整理了一份《特别会议纪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张勇先生和吴巍先生表态，不计较个人得失，继续以国家利益为重，服从权益人华夏公司的安排，配合华夏公司尽快理顺法律关系，保全资产，将船安全拖回。 最后，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在“瓦良格”号航母项目运作上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并同一切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做斗争，使航母项目恢复到初始运作的目的上来，并严格保密，避免出现不利影响。
邵淳组织召开的这次深圳特别董事会，为日后的“瓦良格”项目移交和澳门创律公司的资产分割打下了良好基础。张勇和吴巍的态度，也为日后国家顺利接收“瓦良格”号航母起到了积极作用。
六
由于“台湾公司”的介入，“瓦良格”项目一下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国家领导人的过问，使这个一直由民间操作的商业项目，终于变成了国家行为。从1998年3月徐增平拍得“瓦良格”购买权时算起，到2000年3月，这个像蜗牛一样缓慢行进的项目，这时开始驶入了“快车道”。不过张勇一直认为，所谓“台湾公司”介入“瓦良格”项目之说，比较勉强。2015年5月17日下午，我在北京采访邵淳时，张勇陪同采访。邵淳说起王××给他提供情报的事，张勇马上插话说：“邵总，王××这个人我认识，他请我吃过两次饭。”据张勇回忆，大约在1999年七八月间，王××给张勇打电话，自报家门，说他是王××，要请张勇吃饭。张勇问他有什么事，他说见面就知道了。王××约张勇在东郊民巷的首都饭店吃饭。一共在那里吃过两次饭，第一次主要是认识一下，没有谈实质性问题；第二次王××就提出了想参加“瓦良格”项目的要求，希望张勇给他介绍点事做做。张勇婉言推辞道：我只是帮助华夏证券公司干点具体事，其他事情做不了主。我在胡乱猜想：会不会因为王××想参与这件事，给邵淳设了一个局，借机把事情搞大，把别人挤出去？我在采访戴岳时，曾说起王××找过张勇的事，戴岳说：王××要插足，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我不知道王××为什么舍近求远，不找熟悉的戴岳，却找不熟悉的张勇。后来我专门与张勇讨论“台湾公司”介入“瓦良格”项目的可能性，张勇认为，两亿美元不是个小数字，在没签协议的情况下，可以说“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把银行本票开出来了，这是违反常规的，一般来说不大可能。我问张勇：“到乌克兰找评估公司是你去签的协议，刘兴元和戴岳都没去，他们怎么知道评估报告3月18日出来？”张勇说：“王××和杨秋实是亲戚关系。帮助联系评估公司的萨沙是杨秋实介绍的。也可能王××通过杨秋实去问萨沙，萨沙去问的评估公司。”张勇一直认为，东方汇中公司与“台湾公司”接触的行为不妥，但台湾方面出来的是几个混吃混喝的小人物，连公司都是皮包性质，不可能把事情搞得这样大，两亿美元的买卖，不是一个小小的“皮包公司”可以操作的。后来我对张勇说：也许是邵淳被王×ד忽悠”了，邵淳又把国家领导人给“忽悠”了。但不管怎么说，由于台湾商人的介入，对整个“瓦良格”项目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王××的这个“情报”，就没有邵淳的“冒死上谏”，就不会引起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已经“山穷水尽”的“瓦良格”项目就不会出现“柳暗花明”的转机。对此，邵淳、高增厦、吴宇、张勇、戴岳等人都基本认同。在国家利益面前，最大公约数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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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中国航母“辽宁舰”前世真相调查》
（未完待续）
前文回顾
1、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中国航母“辽宁舰”前世真相调查 序
2、“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中国航母“辽宁舰”前世真相调查 [上部--购买航母]第一章
3、“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中国航母“辽宁舰”前世真相调查 [上部 -购买航母] 第二章
4、“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中国航母“辽宁舰”前世真相调查 [上部 · 购买航母]第三章
5、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中国航母“辽宁舰”前世真相调查 [上部 · 购买航母] 第四章
6、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部 · 购买航母] 第五章
7、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上部 · 购买航母] 第六章(1）
8、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上部 · 购买航母] 第六章(2）
9、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上部 · 购买航母] 第七章(1）
10、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上部 · 购买航母] 第七章(2）
11、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上部 · 购买航母] 第八章(1）
12、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 －－[上部 · 购买航母] 第八章(2）
13、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第九章（1）
14、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第九章（2）
15、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第十章（1）
16、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第十章（2）
17、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第十章（3）
18、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第十一章（1）
作者简介
李忠效，笔名：钟笑。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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