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上）第十四章（2）

第十四章　合力共振

三

　　在“瓦良格”项目的运作过程中，邵淳和高增厦担任并列组长的联合领导小组，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联合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在6个月的时间里，“瓦良格”项目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成绩有如下几项：

一、委派华夏证券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达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勇，负责向徐增平催要“瓦良格”项目文件和澳门创律公司的印章。

二、委派东方汇中公司总经理戴岳和张勇一起到乌克兰黑海造船厂，弄清徐增平在“瓦良格”项目上到底还欠对方多少钱。并到土耳其联系过海峡事宜。

三、委派张勇在澳门律师楼召开澳门创律公司董事会，改组公司领导班子，将徐增平降职为普通经理；随后又在澳门律师楼召开股东大会，撤销徐增平一切职务。

四、委派张勇付清澳门创律公司在“瓦良格”项目上的所有欠款（包括滞纳金、靠港费等）。

五、委派戴岳、张勇代表澳门创律公司与黑海造船厂签订正式购船合同，获得船主证、造船证等十多份法律文件，将“瓦良格”的所属权转为华夏证券公司控股80%的澳门创律公司。

六、委派张勇到乌克兰联系国际船务评估公司，对“瓦良格”的价格进行评估。2000年3月18日出炉的评估报告显示，“瓦良格”的价值为2.8亿美元。

七、将“瓦良格”号航母转给国家。

邵淳认为，东方汇中公司和香港达程公司在联合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从1999年5月正式开始工作，到1999年10月24日签订正式协议，获得船主证、造船证等法律文件，这6个月的工作效率，远远超过徐增平之前一年多（1998年3月至1999年4月）的效率。

邵淳强调，由华夏证券公司和东方汇中公司成立的“瓦良格”项目联合领导小组存续的时间不长，发挥的作用却是巨大的。

四

我写此书，既是写报告文学，也是写“瓦良格”的历史。作为历史，邵淳建议我将与“瓦良格”项目有关的王××也写上一笔。

邵淳说，自“台湾公司”事件之后，他和王××一直保持联系。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接手“瓦良格”项目之后，王××曾参与其中做了一些工作。邵淳认为，王××的出现，使困难重重的“瓦良格”项目出现了重大转折，应记一功。尽管后来“瓦良格”归航的过程也很坎坷，但因为有了“国家队”的参与，“瓦良格”毕竟有了善终。

作为历史，陆昆来和李×也应该记录下来，如果没有他们，“瓦良格”项目也不会传到邵淳的手里。

陆昆来在泰信达公司只负责在“瓦良格”项目上与徐增平保持联络。后来因为他参与了李×和吴巍的争斗，站在李×一边，企图把吴巍挤走，与吴巍的关系也很紧张。在泰信达公司脱离“瓦良格”项目之后，李×被吴巍赶出泰信达公司，他也离开了，不知所终。

在吴宇担任董事长的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没有获得澳门创律公司49%股份之前，邵淳要求李×予以配合，待落实了80%股份之后，李×就彻底离开了“瓦良格”项目，到别处“云游”去了。他私存到个人名下的公款，以及他那套花700多万买的房子，都被华夏证券公司收了回来。

顺便说一句，在我写作此书期间，2015年9月28日，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民族证券前董事长赵大建“失联”，20亿款项不知去向》。

消息称：据了解，2014年9月至12月期间，民族证券分七笔累计将20.5亿元自有资金投向单一。并在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的月度《证券公司综合监管报表》及2014年年度报告中，将上述投资计入银行存款，导致报送月度报表和年度报告有误。此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相关规定。

另有消息称：2015年9月27日，方正证券发布重大事项公告称，民族证券自2015年9月22日起无法联系到赵大建。

笔者不关心赵大建“失联”不“失联”，只想就他在“瓦良格”项目问题上的表现说一句“公道话”，由于他的“告密”，使得国务院总理都知道了“瓦良格”的情况，也为日后总理批示不惜代价要把“瓦良格”拉回来做了铺垫。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也算是“有功”。

还有一个在本书中出场不多的人物罗××，他本是邵淳的助理，后来在邵淳失势的时候“反戈一击”，投靠了赵大建，并把“瓦良格”项目的秘密交给了赵大建，赵大建用“瓦良格”项目做“炮弹”，把邵淳轰下了台。

据说，罗××后来离开了华夏证券公司，在香港因为强奸妓女被判刑。我到网上查到有关资料，确实如此。

不管怎么说，正是由于罗××的“背叛”，在把邵淳推向绝境的同时，也把“瓦良格”项目推到了国家上层领导的案头，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和赵大建一样，也算是“有功”。

世界上很多大的事件，并不是哪个人靠一己之力搞成的，而是依靠历史的合力。历史的合力是一种无法估量的力量，无法预测，无法掌握，和共振一样神秘莫测，既有偶然性，也由必然性。

邵淳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特别强调：参与“瓦良格”号航母这个项目的人很多，拖的时间也很长，这是个很长的链条，一环扣一环，中间没有哪个环节都不行。有的人有私心，想借此机会弄点钱，或者想借这个事整人，都可以理解。

是啊！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什么人没有呢？好事并不一定都是好人干成的。

五

下面需要澄清几个问题：

一、关于购买“瓦良格”是不是政府行为的问题。

“瓦良格”来中国的旅程一波三折，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方操作阶段，自1992年3月至1995年10月；第二个阶段是民间操作阶段，自1998年4月至2000年3月；第三个阶段是国家操作阶段，自2000年4月至2002年3月。

第一个阶段可以略去不说。

第二阶段属于民间操作，是本书上部着重表现的内容。

从香港创律公司的徐增平到乌克兰去投标，再到东方汇中公司的刘兴元和戴岳准备把“瓦良格”抵押给台湾公司，都属于民间行为。尽管动用了国有企业华夏证券公司的钱，那也是企业行为，而非政府行为，否则领导人也不会闻知此事后震怒，郑重批示“胆大妄为，严肃查处，以正国法，以儆效尤”了。在邵淳被撤职查处以后，承办此事的东方汇中公司面临没有资金来源的情况，不得不“另辟蹊径”到处融资，甚至和台湾公司搭上了。

第三阶段就属于政府行为了。是本书下部着重表现的内容是政府行为的这个阶段。

从国家高层得知大陆公司要把航母抵押台湾公司，决定政府出面，不惜代价，把航母弄回来。

当初政府决定接手“瓦良格”，并不是要把它建成航母，只是不想让它落入“台湾公司”之手。2002年3月，中船重工公司历经磨难把“瓦良格”拖回来以后，又在大连港码头上停靠了两年多，直到2004年8月，中央政府才决定将其续建为航母试验练习舰。这个过程充分证明，“瓦良格”来中国，其中充满了偶然因素，并非是中国政府因为要把它建成航母才弄回来的。

二、关于华夏证券公司买“瓦良格”的钱，是不是动用了“股民保证金”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在书中通过人物对话已经阐明，为了澄清事实，这里再强调说明一下。

首先，华夏证券公司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证券公司，下属子公司中有一个投资公司，“瓦良格”项目的投资主体并不是华夏证券公司母公司，而是其子公司－－海南隆泰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公司投资买航母，属于正常的投资业务，并不违规。

其次，隆泰源公司投到“瓦良格”项目上的钱，并不是母公司华夏证券公司出的，而是从自营的利润中出了一部分，又从其他企业融资了一部分，其中有中石化公司的一笔，有丰台农信社的一笔。从丰台农信社融到的不是现金，是国债，吴宇通过他和吴巍的资本运作能力，将其变现，用在了“瓦良格”项目上。

第三，邵淳作为华夏证券公司的老板，他知道什么钱可以动，什么钱不能动。后来华夏证券倒闭了，有人说是因为邵淳买航母才倒闭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赵大建担任华夏证券主要领导人期间经营不善，导致公司损失30多亿人民币，把华夏证券拖入了无法自拔的泥潭。最后，还是在国家收购“瓦良格”后，用“瓦良格”获得的利润，支撑公司苟延残喘了一年多。华夏证券公司是毁在赵大建的手上，不是毁在邵淳的手上。如果说邵淳有什么责任的话，就是他因为参与“瓦良格”项目被撤职，不能继续为华夏证券公司掌舵，而让赵大建有了上位的机会。但是这个责任不能由邵淳来负，应由将邵淳撤职的人来负。

我对邵淳说过这样的话：你不参与买航母，可能中国到现在还不会有航母；你不参与买航母，你只是一个在中国证券届有点名气的公司老板而已，只能在《中国证券史》留下一个名字；你买了航母，你就是“航母功臣”、“民族英雄”，会在《中国证券史》和《中国航母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不管你吃了多少苦，人生有此“壮举”，值了！

三、关于网友对邵淳“胆大妄为”的评论问题。

我在网上看到不少网友对领导批示邵淳“胆大妄为”的评论，说什么的都有，很多评论是不负责任的。

当时正处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国务院领导主抓国家经济大事，一个国企老板、证券公司经理，拿3.6亿人民币去买航母，这不是一般的“违规经营”，是拿着国家的钱去碰很多人敏感的神经，这不是“胆大妄为”是什么？

对历史事件，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评价，不能简单地同后来发生的事去否定前面发生的事。

证券公司买航母，史无前例，绝无仅有。后来，“瓦良格”被派上了大用场。但是，并不能因为后来结果发生了变化，就把历史颠倒过来说。

纵观人类发展史，你会发现，一切革命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守法还是违法，就看你站在哪个角度上说了。站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违反当时政府法令的叫违法，推翻当时政府的是革命。中国的航母问题比较特殊，没有法令，胜似法令，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其中有海军南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少将李树文和海军政治部研究室研究员、海军大校吴纯光，前者被正式免职，后者被“冷藏”，具体缘由就不在这里细说了。也许在多年以后再版此书时我会细说。

四、关于为什么国家没有对“瓦良格”项目发布权威信息的问题。

2017年6月，我和福州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康延平陆续在网上发布了一些有关“瓦良格”的信息，在此之前，见诸媒体的这方面信息，多出自徐增平一方，有人问我：为什么国家有关部门不出来做“权威发布”呢？中国早就开始实行发言人制度了啊！

关于这个问题，我来做一点解释。

第一，“航母工程”曾是绝密工程，中央要求“只干不说”

2002年3月3日，历经磨难的“瓦良格”号航母靠上大连港码头，当时并不知道这条船将要干什么用。2004年8月，国家终于确定要将“瓦良格”续建为航母。当时对于“航母工程”，中央要求“只干不说”，因此凡是与航母相关的信息，曾被定为“绝密”。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的人员，都对“瓦良格”三缄其口。

第二，“瓦良格”项目背景复杂，能说清此事的人不多

尽管“体制内”的人员严格保密，但是随着“航母工程”的开工，该工程引起外界的关注，徐增平趁机进行炒作，目的是为了向国家要钱，向不明真相的人借钱。由于最早的“知情人”贺鹏飞和姬胜德一个去世，一个被捕，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此事的原委，最后就形成了现在这个局面。

第三，事件涉及部门太多，没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应对

按说，航母归海军使用，有关航母历史的问题应该由海军管。可海军对“瓦良格”的情况并不了解，也没人负责介绍，就连“辽宁舰”的宣传片都受到徐增平的误导，把“瓦良格”离开黑海造船厂的时间搞错了。当初国家负责将“瓦良格”从乌克兰拖回来的牵头单位是国防科工委，当时的主任刘积斌因病去世，后来的两位主任调到外省任职，2008年，国防科工委降格为国防科工局，划归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当年参加“瓦良格”项目的人也大都退休，因此就没有熟悉情况的人来处理此事了。

如果不是海军派我采写“辽宁舰”报告文学，无意中了解到“瓦良格”来中国的隐秘内情，我也不会来管这件事。我是凭着一个海军作家的责任感、使命感，花费几年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才基本弄清这段历史真伪的。不然等到那些当事人一个个离去，也许真的就没有人能把这段历史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