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155、210 潜艇战友聚会（2017年 · 青岛）视频
鲍东南（1950.6～），上海市人。1969年3月入伍，1970年从青岛水警区辅助船中队调入潜艇部队，曾任127潜艇轮机兵。1973年退役，在上海海运局船舶燃料公司、客运公司、外派公司工作。2010年退休。
鲍东南是在“潜艇事业大发展”时从辅助船中队调来的，他性格很开朗，平日和大家相处得不错，从没见他和什么人红过脸。他脑袋聪明，专业学习好像一点不费力。那时人们对于城市兵有一种偏见，认为城市兵怕苦怕累，在鲍东南身上，倒是看不出这方面的问题。轮机兵是艇上最苦最累的专业，要是怕苦怕累，那就什么也别干了。我觉得他和大家一样，该干的脏活累活也都干了，但是要说他干得特别突出，也谈不上。鲍东南的笑声很有特点，声音怪怪的，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形容。别人笑，是靠出气发声；他的笑，好像是靠吸气发声。我尝试着学过那种发声方法，总学不来。鲍东南和我们班的陆源昌、孙红明都是上海人，他们聚在一起，喜欢讲上海话。讲到开心处，会肆无忌惮地开怀大笑，鲍东南的笑声最响亮。因为我听不懂上海话，所以就不知道他们因为什么大笑，常常感到他们笑得莫名其妙。我当时非常羡慕他们，会说一种方言，等于会说一门外语了。不像北方人，即便是方言，人家也会听得懂，没有一点神秘感。鲍东南退役之后，就和我们失去了联系。这一次，是姚樑航海长和陆源昌找到他的。2017年6月，我陪张司令到上海，当地的战友齐聚一堂，我见到了分别40多年的鲍东南。他的变化比较大，头发稀疏了，一颗门牙也“光荣下岗”了。不过言谈举止还是过去的样子，只是显得比过去矜持了一些。似乎没有听到他年轻时那别具一格的笑声。
我是出生于革命干部家庭，父亲于1940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时，父亲所在的部队调入福建，据说是准备解放台湾。我出生在南京东面的海边，我父亲又远在南方福建，所以父亲为我取名为“东南”。我出生后也随母亲去了福建。我幼年时期就开始随父母体验军旅生活了。父亲一直用他的言传身教培育我成长，要求我要当好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暗下决心，长大一定要成为一名军人。真是事在人为，1969年我应征入伍，成了海军北海军队青岛水警区辅助船中队的一员。1970年，我又在“潜艇事业大发展”时，被调入潜艇部队，在127艇当轮机兵。当时的艇长是张连忠，政委是王学芳，轮机军士长是张地岭。我在这个战斗集体中生活了不满三年，但在我的心中留存了深深的、浓浓的战友深情。在轮机班与我走的较近的是郭庚森。老郭是南京人，比我早一年入伍，浓眉大眼，外号“阿兹姆”。也许因为我们都是来自城市的原因吧，我俩比较投缘。他在专业知识学习和生活上给了我很多帮助，至今我都非常感激他。他经常带我一起锻炼身体，玩单杠，双杠，夏天我们二人还经常去海边游泳，一起踢足球。老郭的朋友很多，他能借到照相机，常带我去海边和青岛风景区拍照，几乎我的业余生活都是与他在一起，他就像大哥哥一样照顾着小弟弟。部队就餐有时吃咸鸭蛋，大家都喜欢吃蛋黄，但是蛋白也不能浪费，必须吃掉，可蛋白通常咸得无法入口，所以大多数战友干脆选择放弃吃鸭蛋。这样一来，餐桌上的鸭蛋就剩下很多。老郭会趁人不备，将餐桌上的鸭蛋装入口袋，带着我就走。到了海边，二人一起大餐一顿，只吃蛋黄，把蛋白扔到海里喂鱼，想想真是很开心。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嘴角还留着蛋黄的香味。还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天老郭晚上要上艇值更，交给我一个任务，他在篮球场上晾晒了两个旅行包，天黑前将包收回来，但晚饭后我却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第二天老郭从艇上值更回来，我才想起受托之事。但是球场上的两只包已不翼而飞。老郭也没责怪我，反而与我商量：干脆咱们一人去买一个皮箱。我说：只要是大哥安排，我都会同意。到了休息日，我俩请假外出，去市里把皮箱买回来了。1973年初，在武昌造船厂接新艇时，我和老郭将要退伍。老郭与我商量：一起报名去远洋公司吧！我二话没说便同意了，老郭就是我的主心骨。接着我俩一起去艇部向政委汇报了这个想法。政委说，你们来自大城市，安排工作容易，还是把去外轮的名额留给从农村入伍的同志吧！就这样，远洋公司没去成，我俩就此分开了。上海与南京，虽然距离并不遥远，但是我们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见面的机会并不多。现在我们都退休了，倒是可以互相走动了。近三年的潜艇生活，战友之间结下了深情厚谊，时过40多年，仍使我难忘。
陆源昌（1952.1～），上海市崇明县人。1969年2月入伍，1970年从北海舰队工程船大队调到潜艇部队，曾任127、155、210潜艇轮机兵，后调到216潜艇任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外训一号艇、349潜艇动力长。1985年转业，任崇明县航运公司办事员、人事科长、经理助理、副经理、电梯厂支部书记、工会主席、联管会主任。2012年退休。
陆源昌原在北海舰队工程船大队的一艘挖泥船上当兵，和鲍东南一样，也是在1970年“潜艇事业大发展”时调到潜艇部队，曾在127、155、210潜艇当轮机兵，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大约5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俩并排睡在上铺，彼此相处得不错。属于距离近、关系也比较近的战友。后来他调到别的艇去了，我也调到舰队机关去了。虽然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是关于他的情况我还是了解的。当时他作为技术骨干，调到一条新组建的潜艇上去当轮机班长，不久又当轮机军士长，后来还当了一段时间动力长。运气不错，经历也很坎坷，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啦！说心里话，我还是很佩服他的。1985年他转业后就失去了联系。从2008年开始，我一直在找他，没找到。这一次，是姚其樑航海长帮我找到他的。我得到他的电话号码，马上与他通了电话。他的声音还像以前一样，中气很足，几乎感觉不到岁月的沧桑。2017年6月，我陪张司令到上海，住在上海基地招待所，他和上海的其他战友一起来看我们。见到他，我感到很意外。这家伙65岁了，说他55岁绝对有人信。
1970年12月，在中国海军“潜艇事业大发展”的浪潮中，我和当年参加“选飞”的战友，没有上天当上飞行员，而是下海当了潜艇兵。潜艇兵的身体要求和飞行员一样，有的方面甚至更苛刻，比如，牙齿必须非常整齐。原因是，潜艇兵要学习轻潜水，潜水呼吸器的面罩戴在头上，得用牙齿咬住橡皮“咬嘴”，否则呼吸器气囊的里的氧气就会泄露。我和十多名从全军各个部队调到青岛潜艇支队的战友，被分配到海军先进艇——127潜艇上。我干的是轮机专业。在潜艇上，轮机专业最脏、最苦、最累。每次出海训练归来，晚上要和电工班的战友一起给蓄电池充电，一直到下半夜，第二天继续出海。127潜艇是战备值班艇，出海训练比较多，管理也比其他艇严格，但战友们个个都很自豪，没有怨言。因为那几年支队组建了好几个新艇队，127潜艇向新艇队输送了大批的干部和技术骨干。我在127潜艇工作时间不长，有一件事印象非常深，那就是潜艇进厂维修，我参加了清洁油柜的工作。柴油是潜艇的血液，几百吨的柴油分别储存在从艇首到艇尾的几个大小不等的油柜中，最小的油柜要数艇尾的那个。潜艇进厂维修期间，我们轮机班负责保养油柜。领导安排我去清洁艇尾的小油柜。油柜的检查孔那里非常狭窄，要想进入油柜，必须手脚并用，慢慢地爬过去才能到达油柜边缘，而油柜又太小，人在里面不能站立，只能上半身探进油柜，下半身留在外面。油柜里面充满了刺鼻、令人窒息的气味，身体把检查孔一堵，油柜里面基本密不透风，在里面工作时间长了，会因缺氧而晕厥。我半截身子在里面清洁了一会儿，就感到头晕、气短，赶紧把头缩到油柜外面，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再继续干。我一直干了两个多小时，才把油柜清洁干净。然后我慢慢地一步步地退了出来。到艇外一看，清洁其他油柜的战友差不多都出来了，大家全身上下满头满脸都是油污和汗水，大家互相看看彼此的模样，禁不住哈哈大笑。离开127潜艇40多年了，当年那些虽然艰苦却苦中有乐的往事，时常会浮现在眼前。因此很想念127潜艇的老首长和老战友。2017年5月，当年的同班战友李忠效给我打来电话，我一下就听出是他的声音。虽说分别几十年了，但老战友的音容笑貌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当时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站在马路边上和他交谈了十多分钟。在127潜艇服役的那几年，我从首长和战友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把127潜艇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带到了新艇。在216潜艇参加30昼夜远航，我还荣立了三等功。转业到地方后，我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务工作者。难忘127，难忘127的首长和战友，难忘127轮机班的兄弟们！
李忠效，笔名：钟笑。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