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155、210 潜艇战友聚会（2017年 · 青岛）视频
邱殿华（1950.9.26～），河南省永城市（原永城县）人。1969年12月入伍，曾任127潜艇舰务兵。1975年3月退役，在永城市水利局工作，后调到永城市高庄镇政府工作。2005年因健康问题，55岁提前退休。
邱殿华和我同年入伍，但他要比我们显得成熟。这成熟不仅仅是因为他比我们大几岁，更重要的是，他在入伍前就结婚了。据也是同年入伍并和他在一个班的徐宝辉说，邱殿华是在收到入伍通知书之后结婚的，婚后不几天就来部队服役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我没有向邱殿华核实。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是我们那一批新兵中唯一结过婚的人。大约在当兵一两年之后，他妻子就来队探亲了，让那些年纪和他相仿却还没有结婚的战友们好生羡慕和嫉妒。邱殿华个子不高，肤色较黑，我们刚上艇那会儿，有的老兵叫不上他的名字，就称他“那个小黑子”。我和邱殿华在一个部门，经常一起上艇值更，应该说比较熟悉，也许是他过于“成熟”的缘故，如今让我几乎没有什么“故事”的记忆。他退役之后，便和我们失去了联系。这一次，我是通过河南的战友田华忠利用公安局查询系统找到他的。我和他通了话，他那个浓重的河南家乡口音，和40多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约他写文章，他说不知道写什么，我就让他写写和马绍臣、姜龙宝一起参加核潜艇人体生理试验的那一段，他很快就写来了。
我1975年离开部队，转眼已过40余载。近半个世纪前的往事，现在回想起来，犹如昨日，历历在目。当年我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来到北海舰队青岛潜艇支队，被分配到127潜艇当了一名舰务兵。班长梁吉和与其他老兵手把手教我学习潜艇构造、值更、出海操练，训练中我不怕苦、不怕累，很快掌握了本岗位的操作技术。1970年11月的一天，艇上副政委戚道顺找我谈话，说支队准备派我到上海参加一项重要的科研任务，问我愿不愿意去。作为新兵，我对这次科研任务充满好奇。我说：坚决服从领导安排，不辜负领导期望，保证完成任务。1970年11月25日，我和我们艇的姜龙宝、马绍臣以及其他艇的几个同志乘船前往上海。到了那里才知道，我们是为我国核潜艇未来艇员做挑战人体生理极限试验。当时研究所的领导让我们都写了决心书，内容就是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坚决完成任务等。科研人员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进行了反复详细的检查。在这期间，我们在上海体育学院老师的指导下，锻炼身体，为进舱做好充分准备。1970年12月底的一天夜里，海军医学研究所用汽车把我们拉到进行试验的地方，然后开始了漫长的120天“远航”试验。这是一个模拟潜艇建造的实验室，和潜艇一样有7个“舱室”。研究人员根据核潜艇长期在水下可能出现的情况，营造出非常恶劣的工作环境，灯光昏暗，空气混浊，高温、高压、高分贝的噪音。在这120天中，研究人员24小时值班，在外面观察我们的身体反应，不间断地给我们检测身体变化情况。我们一共14个人，分为两更，一更7人，分别在不同的7个舱室里，每天只有在吃饭时才能凑在一起说说话。我们吃的是根据潜艇的特点专门生产的便于保存的远航食品，以脱水菜干和罐头为主，几乎没有新鲜食物。在当时的环境下，大家没有什么胃口，消化也不好。我记得当时我13天才大便一次。研究人员做了详细记录。参加试验期间，120天大家完全与世隔绝，每天除了值更就是睡觉。“远航”试验中，由于身体不适应舱内的环境，经常失眠，前40天身体还可勉强支撑，到后来的一段时间，特别是最后几十天，听力急剧下降，身体感觉非常难受，两腿发软，头重脚轻，连走路都是摇摇晃晃，脑袋发胀，耳朵嗡嗡作响，看东西时两眼模糊不清，经常出虚汗，血压达到140—180左右，从此我也落下了高血压病，至今一直在吃降压药，耳朵现在还是听力较差，同时还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现在膝关节时长隐隐作痛，每年都要花费2万元之多住院检查治疗。1971年4月底，我们完成了120天“远航”试验任务，当晚，我们从“潜艇”里出来，被直接送往研究所驻地，驻地房间里拉着黑色的窗帘，密不透光，专家嘱咐我们10天内不能见阳光。在这期间，我们有几次用黑布蒙着眼睛，光着身体照紫外线。十几天后，天蒙蒙亮，我们获准走出房子，犹如小鸟飞出笼子，感到非常高兴、自在，感觉外面的空气格外的新鲜，微风吹拂在身体上觉得特别舒服，就是眼睛见了阳光，很长一段时间都感到刺眼，一直流眼泪，浑身麻木，四肢无力，感觉没有精神。但是，我们能为落实毛主席“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伟大指示，做出自己的贡献而感到自豪与骄傲。试验任务完成后，我回到部队，艇领导非常关心我的身体情况，给我一个月时间休假保养身体。假期结束后，回到127艇，我积极参加出海训练。由于我工作认真，踏实，不怕苦，不怕累，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在1974年3月6日，光荣加入了党组织。1975年3月，我退伍回到老家。1976年被分配到永城市（当时叫永城县）水利局工作，1980年调到永城市高庄镇（高庄公社）工作。部队良好教育和培养，使我养成了坚定的意志和正直的性格。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军人的风格，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不懈地同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作斗争，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多次被评为永城市先进工作者，受到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如今，我看到我军核潜艇事业蓬勃发展，心里非常激动、高兴、自豪，因为我为核潜艇建设出过力，流过汗，辉煌的背后也有我的贡献。
徐宝辉（1953.8～），北京市人。1969年12月入伍，曾任127、155、210、217潜艇舰务兵。1978年退役，曾任北京市百货公司采购员、采购组长、综合业务办公室主任和商品经营部主任。2014年病退。现任北京市东城区东外大街社区党支部书记。
徐宝辉和我同期入伍，同在机电部门，又一同值艇内更，打交道比较多。我记得他走路两脚喜欢拖地，脚跟老是抬不起来，别人的脚步声是“吭、吭、吭”的，他的脚步是“踢踏、踢踏、踢踏”的。他喜欢踢足球，当守门员。当时支队没有足球场，他们几个爱好足球的人就在支队大门外的滩涂上踢。滩涂上的土原来都是海里的淤泥，很细，天一干，全是粉尘，出了汗，都沾在身上。每次他们踢完球回来，一个个都跟泥猴似的。徐宝辉退役以后，就和大家失去了联系。北京太大，我几次想找他，无从查起。是曲昭阳机电长偶然在217潜艇的一个熟人那里得到了徐宝辉的信息，这才和他联系上。不久，张司令生病住院，我约了几个战友一起去看老艇长。也约了徐宝辉。40年不见，除了老了胖了，别的没啥变化，言谈举止还是40年前的老样子。我约他为本书写篇稿子，他本来答应了，过了一阵子，他又说，实在写不出来。那我只好放弃了。
潘正钦（1950.11～），浙江省新昌县人。1970年12月入伍，新兵训练结束后分配到127潜艇任舰务兵。1975年任合训219艇舰务班长，1976年8月任舰务军士长，1980年转为志愿兵。1986年3月转业到浙江新昌汽车修理厂工作。2001年2月自谋职业。2011年11月退休。
潘正钦长得像一个人，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扮演小常宝的演员齐淑芳，于是他便得了一个外号——“小常宝”。潘正钦年龄比我大，但是当兵比我晚，我常以老兵自居，也叫他“小常宝”。他性格随和，每天总是笑呵呵的，没见他和谁红过脸。我和他很久没见了，留在我记忆中的一直是那个“小常宝”的模样。2014年夏天，老艇战友在青岛聚会，发现那个可爱的“小常宝”老了。可不是嘛！那年他已经64岁了！这次编辑此书，我约他写篇文章，他一共发来三篇。谢谢他这么支持我的工作。
那是1973年的某天晚上，我们在艇上值班，按要求，艇上值班人员必须操演损管一次。在艇上吃晚饭的时候，艇值日宣布：今天晚上我们不进行损管操演了，保持警惕，注意安全就行了。所以到了8点多钟，不值更的人就都去睡觉了。那晚我带着新兵于学龙在三舱底学习系统。9点多钟，突然停电，我跟于学龙讲，你在这里别动，我上去转艇电。等我上到三舱转好艇电，突然发现艇长张连忠带着副长、机电长站在三舱。艇长下达口令：“损管警报，三仓进水！”我立即将损管警报向全艇发出，然后开始封闭舱室。封舱完毕向艇长报告。可是艇值日、轮机更、电工更都没有起来。我想，今晚麻烦了。我将机械全部恢复原状并作报告，紧接着艇长第二次下达了“损管警报，三舱进水”的口令。我像第一次一样做完所有动作，可其他值班的还是没一个起来的。他们一定以为是我不想让他们睡觉。艇长让我把他们全部叫起来，我就一个个把他们都叫起来了。他们听说艇长上艇了，都吓坏了。他们到三舱后，艇长对他们进行严厉地批评。第二天晚上艇长点名，把我好一通表扬，他们几个就可想而知了。1974年上半年，我艇进4808厂坞修，因船厂工人都“抓革命”去了，厂里几乎无工人干活，所以像水柜除锈、涂漆这种又脏又累的活，就全部由我们全艇干部战士来完成。艇长、政委、副艇长、副政委都和战士们一起钻水柜除锈、涂漆。有一天，我在值艇内更，从上午8点到中午12点。快到11点钟的时候，我准备烧水洗碗，可是到处找不到电热壶。我问了其他战友，有人告诉我，好像是厨师王永根拿走了。我知道王永根在三舱底二号淡水柜涂油漆，我就跑到淡水柜检查口，对在淡水柜里王永根说，快中午了，可以出来休息一下，换换气。这时听到副艇长谭恩赐在水柜里问我：几点钟了？我说：快11点钟了。谭副长说：把我的油漆桶接一下。我说：好的。就将他的油漆桶和工作灯拿了出来。然后谭副长将头伸出检查口，可当他一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突然就开始嘴吐白沫，而且还唱了起来。很显然，谭副长已经油漆中毒了。我赶紧将他拉出水柜，又叫王永根赶快出来。从三舱底把谭副长拉到上面，我一个人力不从心，就马上跑到甲板上，叫了几个战士，一起将谭副长弄到码头上，找了一条毛毯让他躺下，只见他口吐白沫，全身抽搐，看来中毒很深。接着我们又返回舱内，将王永根扶到码头上。王永根中毒没谭副长厉害，还能自己走动。后来支队卫生科派车把他们送往401医院医治。过来一个多星期，他们出院了，好像都留下了后遗症。最明显症状的就是，坐着没事时，手会在那里发抖。1984年5月22日，210潜艇在出海训练时，因为雾大，在航道上与一艘偏航的香港的货轮相撞沉没。舰队组织人员进行援救和打捞，我参加了援潜打捞任务。当时我在239艇任舰务军士长，是支队援潜指挥部的机电业务长赵本银把我叫去的。我的任务是在潜艇半潜状态时潜入三舱，封闭仓室，检查通风伐注水操纵器所处的位置。潜艇打捞出水以后，我是第一个穿着潜水服潜到三舱的。当时指挥部给我派了一个助手，是基地的潜水员，他不熟悉潜艇构造，所以我让他下到三舱后，就扶着三舱升降口的梯子别动，帮我壮胆就行了，如果乱动，会破坏现场。三舱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凭想象摸索着去封舱。可是情况很糟，三舱有9具遇难战友的遗体，一伸手，不是拉到遗体的手，就是拉到遗体的脚。心里一紧张，一不小心人就漂起来了。等重新站到地板上，却不知是哪里。后来摸索了半天，总算从一个门里出来，摸到了潜望镜。原来我一下钻到声纳室里面去了。封好舱室再去检查通风伐注水操纵器，发现操纵器全处于打开位置。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对的。这次潜艇沉没，应该是潜艇被撞后，二舱的高压气夹着海水冲往三舱，舰务军士长情急之下来个“速潜”，把潜艇沉入海底。封好舱室，开始用水泵抽水。抽完舱面的水，再抽舱底的水。与此同时，救援小组开始往外搬运遇难战友的遗体。那些遗体已经在海水中浸泡了10多天，全都膨胀起来，工作服都绷得紧紧的，已经很难辨认原来的面容。210艇是我们从武昌造船厂接回来的，我在这条艇上工作了好几年，很有感情。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还死了这么多人，我亲眼目睹了潜艇被撞沉没后的惨状，心里很难受。
本公众号近期连载海军作家李忠效编著的纪实文学
李忠效，笔名：钟笑。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