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第一章

李忠效 听雪斋书馆 2020-07-02


一、“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1922 年秋—1932 年春在泰兴)
 

★19岁的沈安娜（沈琬），1934年摄于上海


幼年的反抗

我（原名沈琬，字淑和）1915年农历十月初一（公历11月7日）出生在江苏泰兴。我家在县城北门大街，门楣上挂有“沈太史第”的破旧匾额，当时，沈家在泰兴城里也算大户人家。


192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一出展现中国封建社会陈规陋习的裹脚闹剧， 正在沈家大宅门里上演。被强行裹脚的女孩子就是我，那时我7岁。我的大伯母、沈家老宅的当家人，指挥着用两条足有七尺长的白色裹脚布，把我柔软的脚趾紧紧缠裹起来，我一边哭叫一边挣扎。我的哭叫声传到大宅的另一个院子里，使我的母亲杨淑怀心烦意乱、满脸焦虑。虽然母亲也是封建世家出身，但她并不主张给女儿缠脚。我的父亲沈季航也很心疼女儿，脸色阴沉，却没有办法。他在沈家排行老四，父母过世后长兄主事，长兄去世后长嫂当家，现在沈家事无巨细都由长嫂作主，他只能躲在书房里紧蹙眉头，对传来的哭声和呵斥声无所适从。
 

 

★沈安娜伯父沈文瀚手书对联，现藏于泰兴市博物馆
 
我的大伯父沈文瀚是前清光绪年间的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是长达二十六卷的《宣统泰兴县志》的总纂，1922年秋去世。二伯父、三伯父早年夭折。父亲沈季航排行老四，是清末秀才，20世纪20年代曾在家里设私塾，后执教于县立城东女校及襟江小学，教授国文、地理等课程。

清末民初的沈家，作为大户人家，有四个门堂。沈文瀚身为翰林，住的门堂最大，后院还有一座小洋楼作翰林书房。大门内的回廊上有一顶褪了色的轿子，大伯父外出办事都要坐轿前往。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我的母亲杨淑怀是江苏省东台县人。当年外祖父与大伯父因一同进京赶考时相识，遂成为莫逆之交。沈文瀚在与杨先生闲谈中，讲到四弟季航为人忠厚，尚未娶亲，杨先生立即表示愿将长女淑怀嫁于季航。不久，沈家便请了媒人上杨家说媒。杨家则信守诺言，包了一条船，载了嫁妆，将杨淑怀嫁到泰兴沈家。

我的母亲封建世家出身，眉清目秀，一副大家闺秀模样。她持家有方，为人贤惠，遇事颇有主见。大哥大嫂的年纪比她大很多，再加有“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传统，母亲对大哥大嫂非常尊敬，只是对大嫂逼着女孩子缠小脚的做法很是不快，因为她自己有缠小脚的切肤锥心之痛。

我的大伯父去世之后，大伯母成了一家之主。或许是因为急于在大宅门里树立“威信”，她当家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给沈家的女孩子裹小脚。

大伯母也出身于封建世家，书香门第，还是个才女，会作诗。我小时曾亲眼看见她与大伯父一起吟诗作对，因此对她很有些崇拜。她也很喜欢我，经常亲自给我梳小辫子，夸我聪明懂事。对家族中别的女孩则很少这样做。

大伯父在世时，大伯母一心相夫教子，从不关心家政。大伯父去世后，她自然成了封建大家族的当家人。在她看来，女孩子裹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想到居然遭遇一个7岁小女孩的顽强反抗！

我不明白，喜欢我的大伯母为什么非要让我裹小脚，更不明白把脚裹成小粽子样有什么好看。躺在床上的我又挣扎又喊叫，实在累了，虽然双脚火辣辣的生疼，渐渐地还是睡着了，而泪水还留在脸颊上。守在一边的姐姐十分心疼。

姐姐沈珉比我大3岁，已经10岁了。大伯母认为10岁的女孩骨头开始长硬，不好缠了，沈珉便躲过了这一劫。

半夜时分，我又疼得醒过来。我爬起身想把裹脚布解开，但是针线缝得严严实实，无法解脱，我便哀求姐姐道：“给我拿剪刀来，我要剪掉！剪掉！”
沈珉起床点上灯，找出剪刀交给我。
我拿起剪刀，狠狠地 把裹脚布剪开了，疼痛的双脚立刻有了一种被“解放”的感觉。看着那一堆蛇皮状的裹脚布，我含着眼泪开心地笑了……

过了两天，大伯母过来检查我的“金莲”小脚，发现我早已“金蝉”脱壳， 很生气，就叫人再缠。

结果，倔强的我又在夜里爬起来再剪，还发狠劲，干脆把长长的裹脚布剪得寸断，像一堆蒜皮。

面对我的坚决反抗，大伯母无计可施。再加上我母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她也不能不有所顾忌，最后只得退而求其次，和我母亲商量，让人给我做尖头小鞋穿。

穿小鞋和缠脚一样难受，也会使小脚变样。我畏于大伯母的权威，大伯母在时，不得不穿上敷衍一下，只要大伯母不在，我马上就脱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母亲让人给我做了一双圆头鞋。大伯母只好睁一眼闭一眼，装作没看见。

虽然只裹了十几天的脚，穿了不长时间的尖头小鞋，但已经使我的双脚变了形，那种痛苦的感觉足以让我铭记一辈子。我对这种摧残妇女身心的封建陋习厌恶之极，这不仅为我后来积极反封建，追求妇女解放打下了基础。而且保留了“天足”，也为我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个人的命运，虽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大，但性格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从小性格倔强，7岁就敢于反抗封建家庭的权威人士，可以说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革命”，而且获得了双脚解放的胜利。“性格决定命运” 这句话，似乎在我身上得到了某种验证。
 


启蒙教育
 
作为封建大家庭，沈家的男孩可以进学校，还可以送到外地学习，女孩只能在家学女红（绣花之类）。父亲沈季航是清末秀才，却很开通，他不相信“女子无才便是德”。他在家中开设的私塾，不光教男生，也教女孩子。大厅是男生的课堂，女生的课桌则安放在他自己的房间，与大厅的男生隔开。女孩子们也能识字，也能像男生一样背《论语》，一样听他讲孔子门人弟子的故事。他还让女孩背《木兰辞》，给我讲木兰从军的故事。就这样，父亲在顾及“男女授受不亲”旧规的同时，为女孩子争取到了受教育的权利。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文质彬彬而又潇洒倜傥。开了一段时间私塾后，父亲进了县立城东女校和襟江小学当教书先生。晚上，父亲在油灯下批改学生作业，我常守在父亲身旁，一边剥瓜子给父亲吃，一边看父亲工作。

有时父亲随手拿出一本作业，翻到其中一篇作文让我读，开始有点结结巴巴，后来我居然能一字不差地读下来。

从此，父亲每天出个题目教我写作文，还教我背诵唐诗宋词等。我记性好，听父亲教上两遍，就能朗声背诵。虽对含义不甚了了，但对韵律把握得很好。父亲听我背诵古诗文，如沐春风。后来除了教我背诵诗书外，还教我写毛笔字。我也满心欢喜，刻苦用功，正式上学校读书之前，便已经能写楷书和行书了。小孩子都喜欢听大人讲故事，秀才出身的父亲不喜欢讲童话或神话， 喜欢把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忠、孝、节、义等思想用人物故事或古诗名句的形式讲给孩子们听。忠，讲岳飞“精忠报国”；孝，讲孟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节，讲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义，讲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这些古诗名句和故事，在我们两姐妹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沈季航虽然是封建时代的文人，但在两个县立小学教了很长时间的书，与师生们朝夕相处，接触了不少新鲜事物，思想开通。他常把小学五六年级的语文课本带回家辅导女孩，我们获益匪浅。因此，我们离开私塾就考进正规学校读书，1929年，我入泰兴县城东女校读小学五年级，沈珉则直接考入泰兴县立初级中学。

20世纪20年代，对于一个偏僻小县城的女孩子来说，能上正规学校读书，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学校的学习内容和课间活动丰富多彩，女孩子也可以参加体育活动。我和姐姐在学校里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感受到身心的解放，真是开心极了！
 
在沈家众多的兄弟姐妹中，我和姐姐沈珉最亲密。姐姐性格内向，温柔善良，勤劳孝顺，五六岁就开始帮助母亲做家务，照顾弟弟妹妹。为了给弟弟妹妹喂饭，往往自己顾不上吃。等忙完后，饭已经凉了。这时她就随便扒几口冷饭，喝几口剩菜汤了事。等到她大一点儿了，就帮母亲做针线活儿。在油灯下做鞋、做衣服，常常熬到深夜，困得眼睛睁不开，把针扎到手上了，才去睡觉。天刚放明，便起来诵读诗文，随后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尽管柔嫩的肩膀承担了如许繁重的家务，沈珉从不放弃学习的机会。她和我一起跟着当教书先生的父亲读书、识字。她没上过一天正规小学，在父亲的指导下自学了小学课本，熟读了许多古文、诗词，所以后来直接考入了中学。

沈家的衰落是从1922年大伯父去世后开始的。封建世家书香门第，本有许多繁文缛节，大伯父又官至翰林，在小县城丧葬仪式排场显得特别大。1926年，我11岁时，父亲去世。接着，大伯母、长兄、堂嫂等相继去世。没有钱办丧事，只好变卖家产。先卖土地，后卖房子，再卖家具、首饰、字画。连年几个丧事办下来，家族元气大伤，家境日趋困顿，最后只好分家。

此时，我们一家只剩孤儿寡母，没有经济来源，主要靠外婆家接济维持。最困难时，只能以菜粥糊口。

我12岁那年，正值军阀混战。当时我年纪尚小，弄不清军阀谁打谁。据泰兴县志记载，1927年3、4月间，大军阀孙传芳所属郑俊彦部败退江北，路经泰兴县境时，沿途勒索钱粮，大肆劫掠，致使难民成灾。大群的老百姓涌进县城乞讨。他们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男女老幼纷纷沿街席地而卧，有的一倒下就永远起不来了。几乎每天早晨都会有人死去，满街都能听到灾民们的哀号之声。我在县城里长大，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凄惨的景象。对此，心中充满同情，同时又疑惑不解。

5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进入泰兴县城。我看到一个医官指挥部下在沈家大门口插上红十字牌子，觉得此人眼熟，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大堂兄，大伯父沈文瀚的长子沈彦堪！在沈彦堪的指挥下，沈家将原来存放棺材的大厅打扫干净，铺上稻草，又让家人拿出自用的被褥给伤兵和难民用，还把沈家的米粮拿出来，用大锅熬粥施舍给难民。家中男孩女孩都出来帮忙。我的姐姐沈珉在臂上戴着红十字袖章，帮助医官照顾伤员。12岁的我也不甘落后，主动为难民和伤员端粥。

我为那些伤兵端粥时，见有的伤兵手不好使，就耐心地喂他们。大堂兄沈彦堪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拍拍我的头，赞道：“很好！很好！琬儿有同情心，会伺候人了！”

那些逃难的同胞刚歇了几天，又传来军阀进犯的消息，难民们继续逃离。我们一家也随着母亲逃到常州。

几个月后，局势稍稍平稳，一家人才返回泰兴。这次赈济难民和逃难的经历，给12岁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亲眼看到了军阀混战、百姓遭殃的惨状，也看到身为国民革命军医官的大堂兄沈彦堪医治并赈济难民的义举。

沈彦堪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幼年的脑海里。另一个印在我脑海里的革命者形象，是泰兴县立初级中学（前身为襟江书院，现为泰兴中学）的刘伯厚老师。

刘伯厚，1886年生于南京。两江师范毕业，历任教师、校长。大革命失败后曾参加中共泰兴县委领导的反“清党”斗争。因此被捕入狱，惨遭毒打。后经多方营救，方得开释。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泰兴中学领导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中入党，1946年部队北撤时，光荣牺牲。

1931年，我进入泰兴县立初级中学，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大片国土沦陷，千万同胞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事变的第二天中午，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即送到了泰兴县立初级中学。同学们看了报纸，群情激愤。在刘伯厚老师的领导下，全校师生迅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学生会主席汪普庆很会写诗，全校师生都被他的救亡诗感动。我当时是班长，带领本班同学参加了学生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并带头上台作抗日演讲。

有一次，我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罪行，在班上向同学们宣传抗日，当讲到东北同胞沦为任人宰割的亡国奴时，我情不自禁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同学们先是默默流泪，接着便哭成一团。有的一面哭，一面悲愤地高声呼喊：“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不做亡国奴！”

这时，忽然有人拍案而起，大声道：同学们，不要哭，哭有什么用？要行动！

同学们这才注意到，刘伯厚老师不知何时来到了教室，坐在最后一排。刘伯厚老师对大家说：同学们，你们的爱国热情是好的，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怎能对政府的不抵抗行径不闻不问？我们要行动起来，唤起民众，要求政府坚决抗日，收复国土，拯救东北同胞！

学生会组织大家写壁报、贴标语、上街游行，动员群众捐钱捐物，支持东北义勇军。但报上不断传来消息，在九一八事变后仅四个月，东三省全部沦陷，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全体师生无不痛心疾首。

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的冲击下，我的心中孕育着强烈的反帝、爱国的情怀。60年后，1990年6月，我撰写了《怀念爱国主义启蒙老师刘伯厚烈士》一文（收入《刘伯厚烈士碑揭幕纪念集》)。文中我写道：“我之所以能够在当时上海白色恐怖下参加革命，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泰兴中学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打下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基础。我一直认为刘伯厚老师是我爱国主义的启蒙老师。”
 


离家求学
 
我离家求学的起因是姐姐沈珉的封建包办婚姻。
1930年，沈珉在泰兴县立初级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刚满18岁。此时，母亲轻信媒妁之言，把她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男子。男方是大地主的儿子，因死了老婆，没有孩子，想娶个年轻的媳妇给他们家传宗接代。母亲想，虽然男方年纪大了些，但家境殷实，女儿去后，便无衣食之忧。没想到沈珉婚后两年，没有生育，因此受到虐待和辱骂。沈珉每次回娘家都与母亲和我诉说心中的委屈，母亲后悔自己缺少主见，害苦了女儿。母女三人时常相对而泣。1932年夏的一天，沈珉受到辱骂，又偷偷跑回娘家。听了她的哭诉，母亲一边抹眼泪一边叹气。我却坚强地对姐姐说：“那你就不要回去了！”

母亲无奈地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哪能说不回去就不回去了？还是忍一忍吧！”
过了一会儿，沈珉擦去泪水，拉着我进了小屋，小声而又坚毅地对我说：“你刚才说得对，我不回去了，我要离家出走。”

我虽然主张姐姐不要回婆家，但是当姐姐决定不回婆家，要离家出走， 还是有些意外。我非常同情姐姐。当想到，这种封建包办婚姻带来的不幸将来也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时，便果断地对姐姐说：“好，我跟你一起走！”

可是到真的要走时，想到母亲，沈珉又有些不忍。她说：“我们走了，娘怎么办？”
“有陈三照顾呢！”我说。陈三是母亲多年前收养的一个孤儿，长大后一直住在我们家，是个听话又能干的小伙计。
“那我们去哪儿呢？”我问。
“到上海读书去！”沈珉回答道。
“不过这可是件大事，得找个信得过，能拿主意的人商量商量。”沈珉接着说。
“那就找刘伯厚老师吧？”我说。
“对，刘老师是我们信得过的好老师。”沈珉说。

于是，我便径直去找刘伯厚老师。我虽然比姐姐小三岁，大人却说我比姐姐有闯劲。从小就胆大气壮，敢作敢为。

平时刘伯厚老师很器重我，认为我是个有志气的女孩。听了我的想法， 刘老师鼓励说：“好，你们要摆脱封建束缚，有爱国志向，到上海求学，我支持你们！”

得到了刘伯厚老师的支持，我心里有了底，接着又去找自己上小学时的城东女校校长蔡振东a和她的父亲蔡亮伯。

蔡振东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一直没有结婚。蔡校长的父亲蔡亮伯与我的父亲沈季航是世交，蔡亮伯也曾教过我。几年前，我在城东女校高小毕业，时值冬天，还要过半年才能进入秋季招生的泰兴县立初级中学。蔡振东与父亲蔡亮伯便主动在孔庙后面的藏经阁开设补习班，为我们女孩子补课半年。蔡老先生说我的毛笔字写得工整、娟秀，就把她的文稿、诗词、散文， 以及补习班学生的优秀作文拿来，让我用小楷抄写一遍，装订起来，作为语文课的辅导教材，让学生们传阅。蔡家父女对我关爱有加，我对他们也非常尊敬。
 
a 蔡振东（1905—2007)，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县政协委员。2005 年，老人过百岁生日。沈安娜嘱托女儿专程前往上海为恩师祝寿。
 

 ★2005年已值百岁的蔡振东老人


蔡老先生听说我要和姐姐去上海求学，沉思片刻，对 我 说 道 ：“ 你聪明、勤奋，是个有远见、有勇气的女孩子，我支持你们姊妹去上海。”
蔡振东校长也说：“晚走不如早走，说不定会闯出一条光明的路来。”
 
临别时，蔡振东校长和蔡老先生取出两块银元，装在我的口袋里，慈祥地嘱咐我道：“孩子，上海是个花花世界，你们交友要慎重啊！”
“我们一定牢记老师教导。谢谢老师！”我给蔡老先生父女深深鞠了一躬，含着眼泪与他们告别。

回到家里，我把老师们的意见告诉了姐姐。沈珉激动地抱着我说：“太好了！我们走定了！”接着她沉吟道，“但要好好和娘说明白，让她放心！”

随后，我们姐妹俩把要去上海读书的想法告诉了母亲，并强调说，刘老师和蔡老师都表示支持。开明的母亲知道，要想改变女儿的命运，也只能让她们出去闯一闯了。既然女儿已经下了决心，就随她们去吧。

第二天，母亲找出自己陪嫁的首饰和还值几个钱的衣物拿去变卖，为女儿准备盘缠。

我的二哥叫沈勤，在扬州盐务稽核所供职。他与我们两个妹妹感情很好，听说我们要去上海求学，便积极支持。他帮沈珉办了离婚手续，还赞助了我们俩一些钱。就这样，我们姐妹俩在老师和亲人的支持下， 挣脱了封建的枷锁，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新生活。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鸡叫头遍，天还没亮，泰兴县城的北门大街沈家大院的宅门，走出我们姐妹俩——20岁的姐姐和17 岁的我。我们一人挎一个蓝底白花的包袱， 我手里还提了一个小巧的皮箱。外人一看便知，我们是要出远门了。母亲在小伙计陈三的搀扶下跟在后面，出来为两个女儿送行。她虽然是小脚，但走起路来脚步却坚实有力，她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克制而平静，显然她不想让远行的女儿还没启程就哭哭啼啼。
 

★23岁的沈伊娜（沈珉），1936年摄于上海
 
我和姐姐站在大门口，回头看看沈家大院，当年昌盛时的模样还依稀可见，只是大伯父沈文瀚的红轿子不在了，大伯父独用的小洋楼书房也破旧不堪了。黑漆的大门上油漆已经剥落，门上的铁环生了锈，连墙砖的缝隙也长出了杂草，显出没落封建大家庭的衰败景象。

母亲事先雇好了鸡公车，这是一种既能坐人又能载物的独轮车，也是那个年代泰兴人出远门常用的交通工具。

当时母亲才四十多岁，可是已经守寡多年。她不辞劳苦，好不容易将儿女们抚养成人，而今又都一个一个地离开了她。两年前她刚送儿子沈勤去扬州谋生，现在又要送两个女儿到上海求学，她们的前途将会怎样，谁也不清楚。此刻，只有做儿女的才理解母亲的心情。

我和姐姐在陈三的帮助下，每人抱着一个小包袱上了鸡公车，小皮箱放在中间，两人各坐一侧，鸡公车就吱吱呀呀地上路了。母亲站在门口默默地向我们招手，姐姐又哭了。我没有哭，我轻轻提醒姐姐道：“别哭，娘会难受的。”
 沈珉马上抹去了眼泪。她不想让娘为我们伤心。
 我们姐妹俩回头再看一眼娘， 再看一眼生于斯长于斯的沈家老宅，此次别离，不知何时才能再回来。
 

★沈安娜母杨淑怀，摄于1950年
 
母亲迈开尖尖的小脚，跌跌撞撞地向前跑了几步。她想再看一看，送一送即将远去的女儿。可她赶不上鸡公车夫的大步，只好停下来，站住了。她无奈地向女儿挥了挥手。她心里明白：不走，又有什么出路呢？还是让她们自己去闯吧！
随着鸡公车吱吱呀呀的响声，
我们看见母亲和沈家大宅门在浓雾中一点点变得模糊起来。最后看见母亲放下了轻轻摇晃的右手，与左手交叉着垂在身前，像一尊雕像立在那里。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母亲的这个形象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泰兴县有着千年历史。它位于江苏中部，东接如皋，西临长江，南界靖江，北依姜堰，原为海陵县地。南唐烈祖升元元年（公元937年）因升海陵为泰州，乃析海陵南境五乡设立泰兴县，即随泰州兴起之意。20世纪30年代， 由于长年战乱，官匪勾结，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泰兴和苏北的一些小城镇一样，百业凋敝，农村的自然经济破产，民不聊生。为了躲避战乱和破产带来的危机，大批难民和破产农民盲目涌向城镇，以向命运做一次抗争。可是他们一贫如洗，无衣无食，贫病交加，饥寒交迫，往往于途中便撒手人寰。我们姐妹俩见沿途哀鸿遍野，路有饿殍，顿生恻隐之心。对这些遭受灾难的同胞， 我们寄予无限的同情，对昏庸无能的当局，心怀极大的悲愤。

鸡公车整整走了一天，黄昏时才到达长江边的一个叫口岸的小镇。我们俩买了去镇江的船票，登上一条小火轮，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船舱里很静，耳边只有小火轮“突突突”的响声。

我吃完烧饼，刚想闭眼休息。突然，姐姐沈珉睁开眼，在我耳边一字一顿地轻声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做传宗接代的工具了！”

姐姐的这句话，是发自心底的呐喊，我至今记得。当时我也一字一顿坚定地说：“从此以后，我们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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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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