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第二章 （4）

李忠效 听雪斋书馆 2020-07-06


二、人生的十字路口
(1932 年夏—1934 年冬在上海)

★19岁的沈安娜（沈琬），1934年摄于上海

白色恐怖下的“亭子间”

 
1933 年8月，鲁自诚介绍舒曰信入党之后，便将舒曰信交给“中央特科”a的王学文b直接领导，做秘密情报工作。自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从 1933年5月至1935年秋，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先后由武胡景、刘子华、王世英担任。此时，王学文在中央特科专做秘密情报工作，他发现舒曰信聪慧好学， 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文字能力，性格开朗又不失沉稳，便有意培养他，让他在中央特科担任情报工作的内勤，负责搜集资料和整理编辑情报等工作。

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极度困难的时期，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工作和生活都很艰难。舒曰信没有掩护职业，党内称为“职业革命者”。党组织每月给他很少一点生活费，有时只有8至10元，只够租住上海弄堂石库门里最便宜的小阁楼，俗称“亭子间”，伙食费等开支必须自己想办法。因为他与地主家庭脱离了关系，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所以生活十分清苦，好在他会写文章， 经常给报纸和杂志投稿，卖文补贴生活用度。

我们姐妹俩在刚刚认识舒曰信和华明之时，还不知道他们二人的政治身份，只觉得他们热情、诚恳，充满激情，是两位可以信赖的学长。

舒曰信进入中央特科以后，便搬出“南洋高商”的学生宿舍，在上海的弄堂房子中，找最便宜又比较安全的亭子间租住。有时因交不起房租或有安全隐患，又不得不另找住处，但毕竟有了一个“小窝”。这样，我们姐妹俩经常在舒曰信的小亭子间和两位学长聚会。

亭子间很小，上面是水泥晒台，下面是厨房，夏天亭子间像个大蒸笼，冬天像冰窖。舒曰信为了抄写情报，夏天不管天气多热，必须放下窗帘，屋内闷得透不过气来。到了冬天，因为窗户朝北，终日不见阳光，室内比户外还冷。

a 中央特科是中共早期的情报、保卫机构，前身为 1927 年由周恩来领导，在武汉创立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特务工作处。
b 王学文 (1895—1985)，原名王守椿，号首春，江苏徐州市人。1927 年入党。1933 年春至 1935 年秋，先后在中央特科潘汉年、武胡景、贺昌之、王世英领导下，从事情报业务的组织领导工作。1937 年到延安，曾任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

亭子间里摆设极简陋，只有一张桌子和两只凳子，一开始连床也没有，只能睡地铺。当我们四个人聚会的时候，两人有凳子坐，另两人就只好坐在桌子上或者地上。

四个年轻人相识于1934年春节后，在亭子间相聚时，差不多是上海一年中最冷的时候。虽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窗外寒风呼啸，屋内又阴又冷，可就是这个简陋的亭子间，却成了我们四个热血青年的避风港，充满了温馨……

四个年轻人在一起，渐渐形成了一个学习小组，已经是中共党员的舒曰信就像个小组长。我们一同学习社会发展史，探索民族的命运，国家的未来。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十分热烈。

华明之说：上高中以后，我开始学会思考社会问题。我看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看到被分割成一块块的租界和飘扬着的“万国旗”；看到了“攘外必先安内”！于是满脑子都是问号：这是为什么？将来怎么办？我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

我问：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我知道了现在的中国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并存，什么都有，但到底算什么社会？
华明之说：从理论上，我讲不清。反正是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和次殖民地的中国，到处一片黑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光明的未来是共产主义。
舒曰信说：光是向往未来不行，还要投入社会变革的活动中去。他进一步启发大家说，一个人单枪匹马，什么事也干不成，要有组织，要把更多的人组织起来才行。
对于我们姐妹俩来说，“组织”和“组织起来”这些词语很新鲜，也很吸引人。

华明之接着解释说：曰信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要参加组织和团体，要进行有组织的活动。比如那种反动派害怕的“飞行集会”和“中国反帝大同盟” 游行示威，就是由组织发动的。

其实，舒曰信和华明之的这些话，都是从鲁自诚那里学来的。舒曰信曾经用它启发过华明之，现在，舒曰信和华明之又一起用它来启发我们。

我们姐妹俩在舒曰信和华明之的教育帮助下，逐步认识到，劳苦大众和妇女要想得到解放，就必须组织起来反帝、反封建。从两位学长嘴里，我们不时听到“革命组织”和“共产党”等神秘的词汇。继而进一步懂得，要抗日救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于是我俩猜测：莫非他们就是共产党？

我悄悄对姐姐沈珉说：“我们也要参加革命，做他们那样的革命者！”姐姐沈珉说：“不要着急。我们还不完全了解他们。”

沈珉对他们的了解，是从接近舒曰信开始的。沈珉比舒曰信大三岁，她经常像大姐姐一样，到舒曰信的亭子间帮他整理家务，照顾他的生活。经沈珉一收拾，亭子间的面貌焕然一新。舒曰信则经常向沈珉传播革命思想，引导她走上了革命道路。两人在接触中，逐渐产生了感情。

沈珉虽然少言寡语，但内心情感丰富。她能吃苦，会体贴人，舒曰信对她情有独钟。在沈珉的眼里，舒曰信满腹经纶，能言善辩，做事有魄力，和那个大她十多岁的前夫相比，虽然都是大地主的儿子，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她曾经冰冷寂寞的心被舒曰信的热情所感染，渐渐复苏。可她也有顾虑，毕竟自己曾经经历过一次不堪回首的婚姻，而且还比他大三岁。因为有了这些顾虑，所以她总是回避舒曰信那热情的目光。

舒曰信感觉到沈珉是喜欢他的，但对她的犹疑的神情却无法理解。在舒曰信的追问下，沈珉终于一口气倾诉了心中的苦恼，舒曰信听罢，安慰她说：你是封建包办婚
姻的受害者。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反封建，反压迫！如果我们自己还不能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还怎么革命？你比我大三岁，这又不是什么坏事情？
经他这么一说，沈珉完全打消了顾虑，彼此的心里都亮堂起来。


 ★舒曰信（1942年摄于上海）


舒曰信向王学文汇报了他与沈珉的爱慕之情。王学文说：“她是个好姑娘。”他在舒曰信的亭子间里见过沈珉，认为她既温柔又有韧性，勤俭吃苦，会成为一个好妻子，将来也会成为舒曰信地下工作的好帮手。经王学文批准，1934年夏天，舒曰信和沈珉结为“革命夫妻”——那个年代，很多在革命工作中相识、相爱的人结成夫妻后，都被人们称为革命夫妻。婚后，沈珉才知道自己心爱的人是共产党员，她坚定地表示要和舒曰信一起做革命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王学文认为她确是棵革命的好苗子，便批准她为中央特科的一员。在王学文的直接领导下，沈珉除了协助舒曰信抄写、收藏、保管情报和文件外，后来还做秘密交通和掩护机关等工作。

设立党的秘密机关，在中央特科的历史上有其特殊涵义。这些机关各有不同用场：有的用来开会、办公，有的用来接头联络，有的设立电台，有的专门保管文件……。

上世纪30年代，要在上海租房并不难，但要有殷实店铺具保，不然办不成。租下房子以后，长期在此居住（办公）的人员，叫“住机关”。“住机关” 的男人如果是单身汉，就要调来一个女同志扮作假夫妻，以免引起敌人怀疑。按照秘密工作需要“社会化”的原则，“住机关”的人行动要符合自己的身份，住家要像住家，商店要像商店；住家的夫妇，女的要像家庭主妇一样操持家务，这样才能隐蔽得好。

当时的形势极其险恶，特务侦察，叛徒告密，上海的党组织多次遭受严重的破坏，不少共产党员被捕和牺牲。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斗智斗勇，进行生死较量。

舒曰信和沈珉觉得我还在上学，就没有向我透露，他们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姐姐和姐夫都是革命者。
自从沈珉结婚以后，我发现姐姐像是变了一个人，过去脸上忧郁的神情被灿烂的笑容所替代，过去总是沉默寡言很少唱歌的她，居然在干家务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扬州民歌“鲜花调”。
 
★1934年华明之在“南洋高商”写的毕业论文
 
我忍不住问姐姐：姐夫是不是对你很好啊？
沈珉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对我说：现在翻了身，生活再苦再累，我都能坚持。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头！
我追问姐姐道：“现在翻了身”是什么意思？
姐姐犹豫了一下，神秘地说：我找到了一个革命者做丈夫！

我被姐姐的快乐情绪所感染，我发现姐姐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于是大受鼓舞，便缠着姐姐说：我也要参加革命！我也要参加革命！
沈珉有些为难地说：“这个事我做不了主，侬要问伊（他）。”这个“伊”是指舒曰信。

舒曰信听说我也要参加革命，便严肃地对我说：参加革命，做秘密工作， 是要吃苦的，还有坐牢和杀头的危险。
我坚强地说：我能吃苦，也不怕死。
舒曰信认真地看着我，从我的神情中可以看出，我是那种说得到做得到的人，便答应我，等请示了上级以后再给我答复。
舒曰信现在正忙着办华明之入党的事情。他大概是把我们姐妹列为下一批党员培养对象。

1934年7月的一天，已经从“南洋高商”毕业的华明之，被舒曰信约到他的亭子间。天很热，却关着窗户，还挂着窗帘，华明之一看就知道舒曰信要和他谈重要的事情。

平时随和的舒曰信，今天的神情显得十分庄重，他郑重其事地对华明之说：我受鲁自诚同志的委托，向你转达党组织的决定。由鲁自诚和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经过一年多的考验，党组织认为你政治上可靠，批准了你的入党申请。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华明之听了非常激动，立即表示：我一定忠于党，保守党的秘密！
舒曰信说：现在上海白色恐怖形势严峻。鲁自诚同志不便与你见面。他让我转达党组织的决定。一年前，我入党的时候，鲁大哥教会了我唱《国际歌》，今天由我把这首歌教给你。

接着，舒曰信便在闷热狭小的亭子间里，低声教华明之唱起了《国际歌》。雄浑的旋律在亭子间里响起，在华明之的心中回荡。

舒曰信告诉华明之，入党以后，鲁大哥让他们一起在“老李”(王学文）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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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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