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之最初的情报工作
几天之后，华明之在舒曰信的亭子间里第一次见到了“老李”。
化名老李的王学文1895年生，江苏徐州人。早年留学日本，1927年入党。1931年在上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第一任党团书记，后任中央文委书记。1933年春天开始，在中央特科从事秘密情报工作。那时王学文身体很不好，由于生活条件差营养不良，工作环境险恶，他面黄肌痩，看上去像个文弱的穷教书先生。舒曰信向华明之介绍说：“这就是老李，我们喊他‘舅舅’。”
王学文紧紧握着华明之的手说：“欢迎你在党处于如此艰难的时期加入到党的组织中来！”
当时中共党组织确实正处于极其艰难的时期。三年前的1931 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顾顺章变节投敌，不仅对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也使特科的工作几近停顿：原有机构的所有重要干部、联络地点，以及活动方式等都必须立即进行重大调整与重新部署；在敌人内部建立起来的情报网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工作不得不从头做起。虽然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及时获取情报， 使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重要部门和主要领导人在周恩来的紧急部署下及时转移，但上海的秘密组织系统却受到严重破坏。在顾顺章被捕叛变的57天之后，即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因为不遵守纪律，不服从指挥而被捕并随即叛变。1932年11月，中统上海行动区区长史济美执行中统头目徐恩曾“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政策，多次破坏了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和共青团中央机关。193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全总负责人卢福坦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接连遭到严重破坏。1933年上半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上海被捕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达六百人左右。1934年6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盛忠亮被捕叛变。11月，以邝惠安为首的中央特科“红队” 大部分队员被捕，多人壮烈牺牲……
上海地下党组织在1934年一年中，被破坏了四次，平均每三个月一次。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舒曰信和华明之依然满怀革命激情，于1933年和1934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学文是在1927年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的时候加入共产党的，深知此时入党的危险性，因此他对在上海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时期，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加入共产党的舒曰信和华明之，更是刮目相看。
1934年夏，华明之从“南洋高商”毕业，随即考入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国际电信局无线电台（设在沙逊大厦），当业务员。那天，王学文在舒曰信的亭子间里约见华明之时，特别问他：你们那里有公用的信插吧？
华明之回答：有。
当时国际无线电台员工众多，私人信件均放在信插中由各人自取。
原来，外地的地下党组织或地下党员寄来的密信，很多是用药水密写的情报即“药水信”，以假姓名寄到一个固定、安全的地方，再由专人负责收转。别人名字的信。
这种做法在当时很普通，但负责转信的人却很重要。他知道哪些信是秘密信件，又知道交给谁，因此这件事情必须由政治上可靠的人来做。王学文交给华明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寄到国际无线电台李某某收的秘密信件，偷偷取出后，交舒曰信转送王学文。
“你拿到信不能打开，这是纪律！”王学文严肃地说。
“知道了。”华明之认真地回答。
几天之后，华明之 就在单位的信插里发现了李某某收的来信。信插前人来人往，华明之几次想去取信都没能得手。他不能让别人看到他取走的是一封写着别人名字的信。
一直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才找到一个机会，把那封密信偷偷取走。赶快躲到单人的“马桶间”里，撕掉信封，在抽水马桶里冲掉，将密信藏在鞋底里。等到约定时间在法租界的一家时装店前与沈珉接头，偷偷将信交给她。她再交舒曰信，转王学文。
过了几天，王学文看华明之转信工作做得不错，又交给他一项新的任务， 与英租界巡捕房的一位同情革命的巡捕联系，从他那里获得中共党员和爱国青年被捕的消息，供党组织了解被捕人员情况，以便相机设法营救。
这位巡捕出身贫寒，住在离华明之的家老北门不远处。华明之第一次去见他时，由于匆忙只换了长衫，没有换西裤。这位巡捕便提醒华明之：这里环境差，住的都是穷人，你这样的衣着很显眼，以后到这里来要穿得蹩脚一点。
华明之连连点头称是。以后，在秘密接头会面时便非常注意衣着言谈等细节，学会了秘密工作的伪装和隐蔽。
1934年底的一天，身为业务员的华明之在整理电报时，突然看到一份被国际无线电台新闻检查官扣下来的外国通讯社电讯稿，上面有“红军突围” 的消息！
电讯大意是说：中央红军在撤出中央苏区后，在赣粤、湘粤、湘桂边境突破四道“政府军”的封锁线，进入贵州……
看到这则电讯，华明之异常振奋。一下班，他就匆匆跑到舒曰信的亭子间，把他意外看到的外国通讯社电讯内容告诉了舒曰信。
舒曰信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马上让华明之凭记忆把它写下来，然后给王学文送了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国民党的报纸铺天盖地，全是“国军”胜利的消息，声称“共匪”主力已被“剿灭”， “余匪抱头鼠窜，溃不成军”。中共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盛忠亮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被捕叛变的。盛忠亮出卖了上海秘密电台台长程祖怡。随后，上海秘密电台全部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中共上海中央局与党中央及共产国际中断了秘密电讯联系。
中央到底去了哪里？中央红军的命运到底怎样？这是上海中央局党组织非常关注的问题。
王学文看过华明之手写的电讯内容后，非常高兴地说：“这个消息很重要！外国通讯社的报道，往往比国民党的报纸真实可信，我马上向领导报告！”
此后，华明之又几次通过被扣的外国通讯社的电报，获得了一些关于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战斗、行程以及游击队活动情况的消息。
1984年，王学文在他的口述笔录中写道：“当时华明之管检查电报，凡有扣留的，就告诉我们，其中也有重要的情报。”
华明之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工作期间，一直保持低调，从不流露自己的政治倾向，始终以本分的小职员形象面对众人。
有一天，一个相熟的同事徐本熙神秘地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悄悄对他说：华先生，我们同事已有一段时间了，看起来你是个正派人，一定也是向往进步的。我们正在发展CY(共青团），你要不要参加？
华明之毫无思想准备，没想到他们发展共青团组织的方式会是这样。先是一怔，接着故意支支吾吾地说：我们家人口多，父亲让我好好工作，养家糊口……
徐本熙见他很为难，就说：这种事情是自愿的，不能勉强，既然你不愿意，就算了。
望着徐本熙离去的身影，华明之心里很矛盾，他想：他们一定很瞧不起我，骂我是胆小鬼，只知道听从父命，养家糊口，不敢革命……转念又一想，真有意思，我已是CP(共产党）了，还让我参加CY，这不是颠倒了么？华明之一直到后来离开国际无线电台，都隐蔽得很好。他宁可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