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科长当着我的面，对两个男生说：“你们不好好练，还喝酒！”他指着其中一人的鼻子说：“你不喝酒就不能速记了？”可是他指错了对象。因为他态度很严厉，没喝酒的男生也不敢争辩。
我在一边想了想便笑着小声说：“不是他喝酒，科长您弄错了。”
这位科长见我好意地提醒，才知道骂错了人，他不但没有恼羞成怒，反而觉得好笑，也忍不住笑了一下，使原本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了。
“好好练习速记！”科长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走了。
在此之前，浙江省政府一直没有速记人员，是新的省政府主席黄绍竑a 来了以后才提出要用速记的。
黄绍竑是广西人，属于“桂系”。他一开始拥蒋，后来反蒋，旋即又拥蒋，最后又反蒋。反反复复的行为，不仅反映了他的思想波动，也折射出当时形势的多变。黄绍竑是广西人，他的部下多为两广人氏。我就读的上海“南洋高商”学生多是华侨子弟，讲广东话的居多，所以我对黄绍竑以及那些部下带有浓重两广口音的国语，不但完全听得懂，而且能记录下来，而那两个男生对广式国语连听都比较困难，还谈何速记？我从小跟着父亲练字、作文， 因此我整理出来的毛笔誊写的文稿字迹端正，文章通顺。加上我是有备而来，因此学习特别下功夫，加上我反应较快，速记能力明显比两个男生强。试用一个月后，我被录用，两位男生则被淘汰。
1935年1月，我正式进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原称记录科） 担任速记员。后来，经王学文同志认定，我参加革命，成为中央特科领导下的成员，就从这时开始。
省政府在杭州梅花碑附近。每个正式职员都有一个徽章，进大门的时候，站岗的警卫看见戴徽章的都要敬礼。我第一次佩戴徽章去上班，不知道警卫敬礼时，自己该怎样还礼。于是我不露声色地站在一边观察。发现即使是年轻职员也都是趾高气扬点点头就过去了，我便学着别人的样子，目不斜视，昂首向前。警卫给我敬礼时，也装出很老练的样子点点头。我表面上看很老练，其实心里很紧张，很不自然。后来我认识到，这种紧张与不自然并不完全来自初次面对警卫的敬礼，还来自对自己如何适应“白皮红心”的双重身份缺乏自信。镇静自如是装不出来的，未来的路还长着呢，自己还需要好好磨炼才行！
果然，需要磨炼的事情很多。第一次参加黄绍竑主持的省政府会议时， 我进会场后，连自己的位置在哪里都不知道。到会的都是大员，一看那架势， 我很有些不知所措，就在靠后面的一个凳子上坐下了。这时过来一个人，拉着我往前面走，我不知道这人是谁，也不知此人拉我是什么意思，我还停留在女学生的角色位置，并且觉得被一个陌生男人拉扯着，很不自在。那人把我拉到黄绍竑身边，指着一个空位说：“你坐这里。”后来我才知道，此人是省政府的秘书长。从此，我作为省政府的第一位速记员，在会场上有了自己的位置。
过去我从没接触过政府公文，不知公文格式是什么样的，也没想到应该向科长请教。第一次整理出来的速记稿不符合上报文稿规定的格式。因为炳勋速记采用的是从左至右横书的西文写法，所以我不假思索，就按照在速记学校传授的从左至右的横写格式，把会议记录整理出来，并送给议事科科长薛元燕审阅。我满以为会得到科长的肯定，没想到科长只看了一眼，就使劲皱起眉头。我知道科长不高兴了，但是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科长也不说话，另找了一份文件放在我面前，用手点点，那意思是：你自己看吧！
我一看才明白，是我把格式弄错了，当时中文的书写方式是从右至左，从上至下竖写。
我红着脸朝科长笑笑，默默地把那份会议记录拿回去重新抄了一遍。第二次拿给科长看时，科长没皱眉头，但也没表扬我。不过我心里还是很感谢这位厚道的科长给我留了面子，没有当众批评我。
议事科的办公室是一个大房间，四五个人在一起办公。科长朝南坐，用大办公桌。其他有速记员，收发员，油印员都用小桌子。朝东是一排铁皮柜及木质柜，柜子前面还有一排长桌，上面放着蜡版和油印机。印的材料大都是会议议程、报告、决议及附件等等，都摆在那里。
我发现，科长在科员面前显得很威严，平时一般很少说话，只要他一皱眉头，大家就知道出问题了，都吓得不敢吭气。
我平时除了做会议速记，有时也起草一些一般性的公文。我吸取第一次的教训，不管写什么，一定要先请教薛科长。科长会很认真地告诉我，抬头怎么写，第一行怎么写，落款怎么写。经科长指点，我很快就掌握了一般公文的程式。
黄绍竑是个有文化的军人，他并不要求速记员原封不动地将口语整理成文，而喜欢在口头语言的基础上略为加工，成为简洁明了的书面语言。薛元燕科长的古文功底很深，我整理的省主席讲话稿，经他润色后，更加简练准确。我在誊清时发现，薛科长锤炼语言的功夫非同一般，于是常常仔细琢磨，认真学习。黄绍竑对我整理的讲话稿很满意，薛元燕从来不说是经他改过的。后来朱家骅a接替黄绍竑当浙江省政府主席，当面夸奖我，我马上说：“那是科长润了色的。”朱家骅和薛元燕说我“不掠他人之美”，给他们留下了好印象，后来薛科长欣然认我做干女儿，朱家骅对我也格外器重。
我按照王学文的指示，逐渐在浙江省政府内站住了脚，姐姐伊娜，姐夫曰信，学兄明之，特别是“舅舅”王学文，都非常高兴。
我自1935年1月参加革命，实际上当时刚满19岁。一投身革命就在中央特科直接领导下，做秘密情报工作。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受中央特科领导的， 就连舒曰信和华明之也不知道，甚至新中国成立后，仍不知道。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80年代，我们才知道当年我们属中央特科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