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工作一个多月之后，姐姐伊娜写了封暗语信，暗示我回上海汇报工作。我就以回家取行李为由，向科长薛元燕请了假。
这次回沪，带什么给“舅舅”作为“见面礼”呢？
我所在的议事科，专门负责浙江省政府主席主持的各种重要高层会议的秘书、会务工作，油印和保管机密文件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分几次偷偷从印得不是很清楚、尚未销毁的油印的机密文件中，抽了几份自认为有用的，还有几份高层会议的原始速记稿，与衣物混装在一只小皮箱里，大模大样地坐火车带回上海去见姐姐姐夫。
到了上海姐姐姐夫住的亭子间，我得意地对姐姐说：“看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
伊娜打开小皮箱一看，几份浙江省政府的机密文件赫然在目，不由得吓了一跳，数落我道：你这个冒失鬼呀，这么做多危险呀！
我觉得很委屈，对姐姐说：你们不是叫我搜集情报么？我拿回来了，还说我！
姐夫舒曰信把责任揽了过来。他对伊娜摇摇手，说：不要说她了。这要怪我们事先没有教她怎么密藏嘛。
我听到“密藏”一词，才意识到自己太大意了，便向姐姐做了个鬼脸儿。舒曰信边翻阅我带回的文件，边鼓励我道：你干得很好！回头我再教你一些秘密工作的方法。他挑了几份涉及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策划“清剿”的材料，密藏后，匆匆出门。临走时嘱咐我，抓紧时间把那几份速记稿整理出来。
舒曰信把情报送给我们的直接领导王学文，说明是沈安娜从杭州带回来的。王学文一看，高兴地说：这都是重要情报啊！安娜第一炮就打响了！
舒曰信说：她还带回来几份速记稿，正在整理呢！ 王学文说：我要见安娜，你安排一下。
根据王学文的指示，舒曰信约我和华明之在亭子间里等待王学文。
舒曰信和沈伊娜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常因囊中羞涩而掲不开锅，经常是两人一餐只买四个大饼充饥，以沿街叫卖的热豆腐花加盐当菜。沈伊娜只吃一个半大饼，让舒曰信多吃一个。沈伊娜说，老舒工作忙，辛苦，一顿两个大饼吃不饱。其实她自己当交通，整天在外面跑，更辛苦。为了节省车费，凡是传递时间要求不太急的文件和通知，她都是靠两条腿走路，是真正的“跑” 交通。
沈伊娜整天忙忙碌碌在外面跑，舒曰信则整天在家里整理情报。为了不引起邻居的怀疑，他们统一口径对邻居说，舒曰信是个穷作家，现在作品还没有问世，因此要沈伊娜外出替人家做做家务活，贴补家用。
舒曰信有一件从家乡带出来的皮袍，因囊空如洗，夏天就把皮袍送进当铺当几个钱。后来天冷了，还是华明之用自己的工资把他的皮袍赎了出来，他才得以穿着皮袍过冬。
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在理想和信念的支持下，舒曰信夫妇却觉得生活是如此充实，而我不忍心让姐姐和姐夫过如此贫寒的生活，就把刚领到的工资硬塞给姐姐。
伊娜用我的工资买了两个凳子和茶杯、茶叶，于是我们终于可以每人一个凳子，坐下来谈话了。
我与明之也许久不见，这次见面显得格外亲热。我们彼此都很思念对方，只是当时谁也没有说出来。
王学文来了。此前，我经常听姐姐、姐夫和明之提到“老李”，又亲昵地称他为“舅舅”，我还不曾见过。舒曰信便介绍说：他是老李，我们的舅舅。
我大大方方地叫了声“舅舅”， 王学文微笑点头。他似乎对我印象不错。
老李落座之后，对我说：你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做速记员，已经站住了脚，工作也有成效，很好。
第一次受到领导当面表扬，我真有些不好意思。
接着，老李耐心地开导我，帮助我提高对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认识。我习惯地拿出速记本，准备记录，却被舒曰信制止了。
老李向我详细讲述了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做法。最后特别交代说：你今后要注意搜集“清剿”的军事情报。要注意筛选，做好密藏。一定要保证安全，不可冒失大意。
我把老李的每一句话都认真记在心里了。
我觉得老李是个很有学者风度的忠厚长者，是个不一般的“舅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老李的真实姓名叫王学文，是我们的直接领导人。这是当年我与王学文惟一的一次见面。之后都是通过舒曰信、华明之和沈伊娜得到他的指示。
王学文是我和明之参加秘密情报工作后的第一位领导，也是第一位言传身教的好老师。后来我听说，王学文的生活也很艰苦，得了肺病，无钱治疗，更谈不上营养，因此面黄肌痩。有一次，他到舒曰信家联系工作，邻居偷偷问伊娜：你舅舅是不是抽鸦片的？这么痩！ 沈伊娜只好解释说：他身体不好。
那天，王学文走后，舒曰信问我道：舅舅的那些话你都听懂了么？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我基本听懂了舅舅的话，但因为内容陌生，不能全部记住，目光中流露出一丝犹豫。
为了使我今后的秘密情报工作做得更好，舒曰信、沈伊娜和华明之一起把王学文说过的话做了归纳总结：
第一为党做秘密情报工作，要对党忠诚，不怕艰难困苦，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甚至生命。
第二要严守机密，遵守纪律，除非领导指定的同志，一概不对任何人讲与秘密工作有关的事。
第三要心里革命，但不能暴露进步思想，表面上要说国民党的话，做国民党的事，生活上要合乎他们的潮流。
第四要分清敌友，处理好亲疏关系，特别要搞好和顶头上司的关系，对同事朋友要和气；对敌人要警惕。
第五要不断提高速记技术、文化水平和在国民党机关的办事能力。
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站稳脚跟，安全隐蔽，做好秘密情报工作。他们还对我不太懂的地方进行重点解释，直到我理解为止。我把这“五条原则”牢记在心，在日后的秘密工作中，我认真踏实地践行了“舅舅”的教导。
这次回上海，我收获很大，不仅见到了神秘的上级领导，还得到了领导的重要指示。另外，我从舒曰信、华明之和姐姐沈伊娜那里还学到了一些简单而原始的密写和密藏技术。
第二天，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杭州。我经常参加省政府常委会、例会， 省主席黄绍竑等政府要员主持的各种重要会议，能够接触到不少机密文件。我觉得，保安处长宣铁吾在省政府常委会上做的秘密“清剿”军事报告，极具情报价值。
宣铁吾是蒋介石的亲信、侍从室卫士长。1934 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根据地，向西行进，开始了九死一生的长征。留在长江南北八个省十几个地区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也在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又是国民党政府财政来源之一，因此在闽浙赣边区、皖浙赣边区和浙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是他的一大心病。而黄绍竑是桂系，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以前还和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一起多次反蒋，因此蒋介石对他不放心，就派了宣铁吾去浙江省政府担任保安处长，主要负责“清剿”闽浙赣、皖浙赣边区和浙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王学文根据当时斗争需要和我的工作条件，特别布置我要重点搜集国民党的“清剿” 军事情报。
根据党组织提出的重点搜集要求，我清醒地意识到，宣铁吾的报告正是“舅舅”所要的军事情报。
我获得了宣铁吾的“清剿”报告之后，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对国民党“清剿”的种种凶残手段十分愤怒；另一方面，我为自己获取如此重要的情报而兴奋、激动。这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是我以前不曾有过的。从此，我渐渐意识到，秘密情报工作充满着刺激和挑战。
我陆续搜集到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保安处，根据蒋介石的旨意，策划对闽浙赣、皖浙赣边区和浙南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清剿”计划。内容包括军队建制、军事措施、公路碉堡、武器装备、军事力量部署和对红军游击队的分析估计等文件，以及黄绍竑、宣铁吾的“清剿”报告，连同附件、图表等，都设法摘抄下来，通过明之、曰信，陆陆续续安全地送给了王学文。
与此同时，王学文将派遣我打入浙江省政府，获得了一些军事情报的情况，向当时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a作了报告。
王世英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1933年2月，他奉中央之命调到中共上海中央局军委情报部负责情报工作，是王学文的上级领导；1935年9月，他被迫带着一部分骨干离沪转移至天津，继续负责中共华北联络局的情报工作。
1982年，王学文在见到我和明之时说：“当时有两条线能得到一些有用的军事情报，一条是长沙，一条是杭州，就是你（指沈安娜），都是有价值的。”
1984年，王学文口述笔录中写道：“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能得到一些重要军事情报……”
如今在中央档案馆的有关历史档案中，还保存着王世英1945年向中共中央所作的《上海军委及特科工作报告提纲》，其中提到：“……如浙江省政府，派沈琬（注：沈安娜）去。”
a 王世英（1905—1968)，字子杰。山西省洪洞县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共中央华北联络局负责人。1933 年王世英主要从事军委情报部门的工作，后转到中央特科。在红队队员先后遭敌杀害后，曾于 1934 年底担负重建红队的工作；1935 年 7 月，特科负责人刘子华转移后，王世英负责特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长、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