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明之在身边，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像一条在汪洋中漂泊的小船，终于靠上了码头。明之就是我坚实的“码头”，从此我再也不怕惊涛骇浪的袭击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在只有两个人的环境中，做秘密工作就方便多了。他每次回上海，回来总要给我细细传达组织指示。先讲形势，再讲搜集要求。我听后感觉心明眼亮。
过去我获取情报之后，要自己整理、密藏，现在我只需把情报素材拿回来，后面的事都由明之接着做。明之是个非常细心的人，工作有条不紊。我第一次看他摘编和密藏情报时，十分惊喜地发现，他的理论水平高，提炼能力强，文字功夫深，我获取的材料，经他归纳梳理，就会成为一份要领明确、逻辑严密的情报资料。明之的手指很长，很灵巧，一张写满蝇头小字的情报纸，他三折两卷，往火柴盒或者毛笔杆中一藏，别人就很难发现。明之还会画画、写美术字，会用很多的花样包书皮，能用纸叠出很多很多的小动物。我对他的工作能力和生活情趣十分欣赏，也十分佩服。由于受工作性质的限制，我们不便与外界有太多的交往。每天下了班， 我们就在二人的小世界里找事情做。有时我就坐在丈夫的对面，或伏在他的肩头，看着他纤长的手指灵巧地翻飞，做出各式各样的手工作品来。在我和明之结婚不久的1935年秋天，我突然接到姐姐伊娜发自上海的一封信。暗语的意思是：让我回上海一趟。我对明之说：舅舅已经定了，有情报由你送；有指示，由你告诉我。怎么又叫我回上海了？明之想了想说：那是正常情况下的规定。现在可能出现了非正常的情况。组织要你去，你就去吧。不过现在外面风声很紧，你要多加小心。我说：我胸前别着浙江省政府的徽章，不带任何材料，路上不会出事我向薛科长请了假，说家里有事，星期日要回一趟上海。薛科长没多问， 就同意了。明之把我送上火车，反复嘱咐我注意安全。这是我结婚后第一次单独出远门，又是在非正常的情况下去上海，明之自然不太放心。从杭州到上海的火车要开半天。我买了一张报纸，找了个空位坐下看报。1935年秋天的形势正如明之所说，“风声很紧”。那一两年，每当我党的机关遭破坏，过不了几天，甚至在第二天就会见报。反动当局一是为展示“功绩”，二是用“杀一儆百”以此威胁恐吓共产党和革命者。我从报上也看到过一些不坚定分子的“自首声明”。这种“自首”有真有假。共产党员中确有少数自首变节的，不过登报的自首声明中，不乏特务机关使用的离间计。这种真真假假的把戏，舒曰信和明之都曾跟我说过，因此，对报纸上登的这类东西，我没怎么往心里去。突然，报上的一则消息映入我眼帘：共党中央机关下属数十处地点被捣毁，数十名共党头目被抓获，还有×××等数人被判死刑……这样的消息，对我来说，要比那种“自首声明”更残酷。此时正是秋天，已有些凉意，而报纸上的消息，如同一股寒风迎面扑来，不由得使人不寒而栗。难道此次上海之行，真的会给我带来坏消息？好不容易挨到火车抵达上海，我急忙去见姐姐和姐夫。当我走进那熟悉的亭子间，看见姐夫舒曰信一人在家。他的脸色很不好，屋里也有些凌乱。显然姐姐已有多日未归了。舒曰信神情倒还平静，他让我坐下，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让我到上海来的原因。“舅舅调离上海了，把我们这一摊工作交给一位新领导‘小张'。伊娜在法租界的××公寓，给新领导小张‘住机关’。小张很重视你的工作，叫我们通知你回来，他要见见你。大概是舅舅或者舅舅的上级交代的吧。”
我明白，“小张”肯定是个假名，但我遵照地下工作的规矩，一句多余的话也没问，径直去了法租界的××公寓。伊娜早就做好了饭，正焦急地等待我的到来。见了我，这才舒了一口气， 对我说：“新领导‘小张'是广东人，你叫他‘阿哥'就行了。”我们正说着，“小张”回来了。他见了我，热情地和我握手。伊娜张罗着三人吃饭。饭桌上，小张听了我的汇报，很高兴。对我的工作，他十分满意，他鼓励我说：“你的工作很有成绩，你的岗位很重要。这是‘老李’（指王学文）播下的‘种子’。你还很年轻，组织对你寄予期望。相信你以后一定会发挥更大作用。”接着，他又严肃地说：现在风声很紧，一些人被捕了，一些人被杀了，一些人叛变了，一些人脱党了。但是共产党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前人倒下了，后人一定会跟上。当然我也有可能被捕，被杀，但是你要相信，肯定会有‘后来人’，党组织肯定不会垮。有党在，我们一定会打败反动派！只是现在我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上级撤离上海时交代，骨干要从上海疏散到外地。你和华明之已在杭州了，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千万注意保密。在你们这一摊工作中，你和华明之仍然由舒曰信和沈伊娜联络。你们一定要与党组织保持好联系。万一断了联系，一定要等着组织来找，或者主动找组织。千万不能长期中断！新领导一席话，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牢牢记住了“要与党组织保持好联系”的话。1936年，我和明之才从舒曰信和沈伊娜口中得知，小张在见了我后不到两个月，就被抓走了。接着，又有一位新领导接替。他继续老李和小张的做法，仍通过舒曰信和沈伊娜联系我和明之。舒曰信没说继小张之后新领导的名字，我和明之也不好问。很久以后才听舒曰信说了一句：“他领导我们这一摊，时间还不短呢！”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多年，我和明之仍不知道小张和那位新领导的姓名，更不知道这个特殊的秘密组织，就是中央特科。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召开“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中央调查部指名要我从上海到北京去出席这次座谈会。自此以后， 我们才逐渐知道，“小张”和“新领导”的身份，他们是当年中央特科的骨干成员。“小张”的真名叫丘吉夫。1935年秋，王学文根据王世英的指示辗转去香港，王世英作为当时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带领一部分同志撤离上海去了天津。留在上海的情报工作由丘吉夫负责。不久，丘吉夫被抓，舒曰信和沈伊娜所说的“新领导”就是徐强a。他的爱人李云还曾是沈伊娜的直接领导。徐强和李云在党组织连遭破坏的情况下，面对残酷的白色恐怖，前赴后继，继续留在上海做秘密情报工作，为党作出了重要贡献。a 徐强（1901—1988)，浙江省武义县人。1922 年东渡日本留学，1927 年 10 月加入共产党，1932 年 9 月调入中央特科，一直在上海领导和从事秘密工作。1939 年去延安，随即遭到康生的迫害，被隔离审查 7 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处政委等职。1966 年后再次遭到迫害。1985 年 8 月，彻底平反。
我和明之当年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时，只能通过联系人与党组织联系，联系人带来的就是党的声音。联系人不光要转达上级的指示和收取情报，还有一项必修课就是“讲形势”。前期，我的联系人是伊娜，她虽然不善言辞，平时给人的印象是少言寡语，但是每次到杭州与我们联系前，或者在上海与华明之接头，舒曰信都会与她商量，如何给我们讲形势，然后就由她把“党的声音”准确地传达给我们。这是“舅舅”王学文离开上海前，特别交代舒曰信的。通过伊娜讲形势，再结合看到的国民党报纸、国民党内部文件，我们对近期的形势就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就能清醒把握情报搜集的方向和内容。后来，“舅舅”让明之接替伊娜往返沪杭，明之也是这样做的。所以我对形势一般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但遇到突发事件，有时也难免出现“不清醒”的冲动。1935年底，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斗争很快得到全国人发的热烈响应。武汉、上海、天津、广州、南京、苏州、杭州、济南、青岛、厦门、长沙、南昌、开封、安庆、重庆、张家口等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汇成了一股全国性的抗日爱国洪流。12月11日，一二•九运动浪潮席卷杭州，往日平静的杭州城一下变得躁动起来。是日午后，杭州大中学校学生上万人，举行声援北平学生的集会游行。他们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请愿，激昂的口号声震撼了这座古城。当一些游行队伍从浙江省政府楼外的梅花碑街口涌过时，口号声传到了省政府办公楼里。我顿时热血拂腾，情不自禁地爬上办公桌旁的窗台，向外张望，我恨不得跳下去加入青年学生的游行队伍。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打入国民党省级政府机关的中共情报人员。正在我忘情地张望时，忽听收发员在背后小声叫道：“沈小姐，快下来，科长来了！”我赶忙跳下桌子，匆忙中打翻了一个茶杯，溅了一身茶水。薛元燕科长进门扫了一眼，见我像是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正在回到办公桌前低头处理公文，就没说什么。我此时心里很不平静，倒不是科长扫了我一眼，而是我想到“舅舅”关于做秘密情报工作“不暴露进步面目”的指示，自己一时冲动就忘记了党的纪律，感到很后悔。回到家里，我向明之说起白天亲眼看到学生游行示威激动人心的场面，并如实讲述说了自己如何冲动，然后内疚地说：“我不该爬上桌子去看，忘记了舅舅的指示，做了不该做的事。”明之安慰我说：“好在没有产生什么后果。以后注意就是了。”我见他没有责备我，便如释重负似地舒一口气。明之见我心情好些了，便耐心地对我说：作为党的情报人员，秘密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我们与国民党斗争的特殊方式。公开的事情会由别人去做，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有关国民党反动派动向的情报，交到党组织手里。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掩护好自己真实的政治面目，不暴露。此后，我把“舅舅”的话牢牢记在心底，时刻不忘自己的秘密身份。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工作三年，我因为与各方面关系都处理得很好，特别是对各级头头们很尊重，从不卷入他们的人事纠纷和派系斗争，所以，不论是哪一派掌权，他们都对我印象不错。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他十分重视浙江这块地盘，对桂系领袖人物黄绍竑在浙江省当主席总是不大放心。1936年12月，蒋介石派自己的亲信、C.C.系a干将朱家骅接替黄绍竑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与蒋介石是浙江同乡， 1927年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 深得蒋介石赏识和信任。朱家骅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同时，还兼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b 董事长，掌握一定财权和派遣留学生的大权。朱家骅是个文人，曾留学德国，当过北大教授和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他和军人出身的黄绍竑处事风格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对公文格式和行文的要求都很高，对政府职员的管理都很严。黄绍竑不允许职员上班时衣冠不整，朱家骅则严禁职员穿球鞋上班。 aC.C. 系是国民党内部的几大派系之一。C.C. 为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 的英文缩写， 也是其主要干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姓氏拼音缩写。b“中英庚款”，是从《辛丑条约》派生出来的一项留学基金。1900 年 ( 清光绪二十六年，亦称庚子年 )，中国北方掀起反对洋人和教会的义和团运动，引致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华。英、美、法等十一国代表与清政府全权代表李鸿章等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条约》第六款议定，中国政府赔偿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八国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等款项 4 亿 5 千万两白银，分 39 年还清。史称“庚子赔款”。1908 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 1160 余万美元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受美国影响，1926 年初，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1931 年 4 月， 中国政府设立“中英庚款董事会”。该款全部约 1110 万镑。1934 年朱家骅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 朱家骅举止文雅，西服革履，看上去很有绅士风度。对他的部下来说，他比经常身穿军便装、八面威风的黄绍竑，似乎多了一点亲和力。常言道：“一朝天子一朝臣”。黄绍竑一走，原桂系的人马也都树倒猢狲散，或自寻出路，或被朱家骅排挤。朱家骅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之后，许多职员被“吐故纳新”。薛科长是省政府的老人，他为人很本分，工作熟门熟路，因此尽管省政府换过几任主席，都一直没有动他。我是从速记学校通过正式考试被录用的，没有后台，现在已有一定工作能力并熟练地掌握着速记技术，经薛科长推荐，我也被继续留用。朱家骅属于新C.C.系，与陈果夫和陈立夫等人也有一定的矛盾。他经常宣扬和标榜欧美的“民主”、“自由”，比较器重欧美留学生和学者名流。浙江省政府这个群体里面，虽然肯定有特务混迹其中。但是多数还是正派人，如朱家骅的大秘书沙孟海，我就觉得他是个好人。相处时间久了，沙先生还曾悄悄提醒我：“你要小心那些‘文人’。”对于沙孟海的好意，我点头笑笑，表示心领神会，也没多说什么。我按照党的要求，从一开始就自爱自重，从不参加任何派系，也不与别人议论机关里的任何人和事，给人以老实正派本分职员的印象。我的业务能力逐步提高，一般人的语速，完全能一句不落地记下，字也写得端正，因此很快取得了朱家骅的信任和重用，凡是他主持的重要会议，都要叫我去做速记。六十多年以后，2002年，我和明之在《我们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回顾》中这样写道：“这是我们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初期阶段。在中央特科王学文直接领导下，安娜打入了国民党省级机关，根据秘密情报工作的原则和交给我们的任务，重点搜集国民党的‘清剿’军事情报。明之除完成中央特科的一些情报工作任务外，主要是对安娜具体指导、帮助和配合。在实践中，安娜逐步掌握了国民党机关的一般情况和办事规律，并且结识了一些中高层政府官员，特别是取得了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信任。同时，我们初步摸索到了秘密情报工作的一些基本做法，获得了一些有一定价值的情报。这为以后安娜打入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