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第三章 （6）

李忠效 听雪斋书馆 2020-07-14



三、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站稳脚跟
(1935 年初—1937 年夏在杭州）


短暂的温馨和欢乐

1936年7月，我和明之的第一个孩子在上海出生了，是个儿子，小名囝囝，大名庆来。华明之是华家的长子，庆来是长孙。小庆来长得很招人喜欢，因此受到华家一家老小的钟爱，特别是给爷爷奶奶带来了很大的乐趣。之所以给孩子取名庆来，就是庆祝华家来了个宝贝。

我在上海老北门华家坐月子时，第一次见到了被明之和曰信称为“革命引路人” 的鲁大哥—— 鲁自诚。我虽然没有直接受过鲁自诚的领导，但从舒曰信和明之的口中经常听到关于鲁大哥的故事，我也一直把鲁大哥当成是自己的革命引路人和启蒙老师。现在我终于见到了鲁大哥，心里十分高兴。鲁自诚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材高大，仪表堂堂。
 

★1937年，沈安娜、华明之、长子庆来以及华母在杭州合影

 我发现，明之的父母和他的弟弟妹妹，都和鲁大哥很熟，也都对他很热情。显然他已经来过华家多次。

明之只有一个妹妹，叫华曼倩。在上学时，经常跟着哥哥参加进步同学的学习活动。华曼倩思想进步，对鲁自诚这位经历过辛亥革命的老大哥十分崇拜。见了鲁自诚，她便端茶倒水，热情招待，并关切地问：鲁大哥，你有好久没来了，去外地了吧？

鲁自诚苦笑道：我又被国民党特务抓去了，刚从监狱里出来。华曼倩一惊：啊呀，那一定又吃了很多苦了！
鲁自诚故意显得很轻松，像没事儿似地说：这次还好，没有受刑。

华曼倩敬重鲁自诚。对他的经历充满好奇，总是缠着他问这问那。问他在监狱里吃什么，里面关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我发现鲁自诚的鼻梁骨有一点歪，想问问原因，却被华曼倩抢了先：“鲁大哥，你的鼻梁是不是被敌人打断的？”
鲁自诚解释说：“可以说是被敌人打断的，也可以说是被自己打断的。”华曼倩很惊奇：“怎么会被自己打断？”

于是鲁自诚就给我们讲起第一次被捕时，鼻梁骨受伤的来龙去脉。华曼倩气愤地说：敌人真是太残酷了！
鲁自诚说：敌人确实很残酷，我身上就有很多受敌人折磨留下的伤痕。我以前听明之说过鲁自诚身上的伤疤，很想看看，华曼倩也坚持要求鲁自诚让她看看伤疤。鲁自诚有些犹豫。

明之和舒曰信以前就看见过，并因此受到强烈的震撼和刻骨铭心的教育。明之对鲁自诚说：“鲁大哥，就给她们看看吧！”他想让我和华曼倩也受一次教育。
鲁自诚犹豫了一下，慢慢地解开了衣扣。

当我和华曼倩发现他胸口有一块被烙铁烫后留下的巴掌大的伤疤，我们的心在颤抖。半天沉默不语。我们在思索：这要忍受多么大的肉体上的痛苦啊！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啊！

我发现，华曼倩用深情的眼神凝视着鲁自诚，眼中泛着泪花儿。

鲁大哥却平静地说：干革命，是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的，你们也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我、明之和曼倩心领神会，坚定地点点头。
从此以后，身材高大的鲁大哥，在我的心中更加高大了。我发现，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近在咫尺。

与鲁自诚的这一次会面，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应该说后来我在遇到挫折时能够勇敢地坚持斗争，与鲁大哥的言传身教有很大关系。

庆来满月之后，我要回杭州上班。为了帮助照顾庆来，明之的母亲也跟我们一起到了杭州。我和明之每天下班后，便围着儿子“囝囝”、“囝囝”地叫个不停。庆来给我们这个小家庭，带来了从没有过的温馨和欢乐。

可是好景不长，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打破了亿万中国家庭的平静生活。七七事变发生后，驻扎在上海租界的日军和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非常猖狂，不断寻衅滋事，战争的阴霾笼罩在国际大都会上海的上空，新的战事一触即发。面对急剧变化的时局，作为速记员，我紧张地忙碌在省政府召开的各种会议上。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政府给省政府发来不少重要文件。这对我来说，是丰富的情报资源，其中包括七七事变前后国民党对形势的分析和对策、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浙江省政府的指示，以及在中共游击区制止共产党活动的措施等，其中很多是原件。明之特地上街买了一筒饼干，把情报放在饼干筒的底部，上面用剪好的硬纸壳挡住，然后再装上饼干，一般很难发现其中的秘密。

1937年8月上旬，党组织派沈伊娜到杭州取情报。伊娜向我和明之传达了党组织的指示：如战事扩大到杭州，就跟着省政府走，等待时机，党组织会与你们联系的。

那时明之供职的浙赣铁路局已决定派他到金华工作，任金华段会计员。伊娜对我说：兵荒马乱的，带着孩子转移不方便，不如把孩子送到上海去，这样你们就可以轻装上阵了。
可是儿子庆来刚满周岁，还没断奶，我有点犹豫。
而明之想了想说：“可以将庆来托姆妈带回上海抚养。”这时他的六弟华藻正在杭州， 我们决定由华藻送老人和庆来回上海。

明之的六弟华藻，当时在大学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38年加入共产党，为党组织做秘密交通联络工作。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伊娜的建议是正确的。这使我和明之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之后，可以没有后顾之忧，能够毅然决然到武汉去找党。回想姐姐提出“轻装上阵”时那种果断的神情，我至今非常佩服姐姐的远见和胆识。

 
★1937年，沈伊娜在南京玄武湖畔。照片背面是她给沈安娜的题字

 日寇制造卢沟桥七七事变，侵占平津以后，又为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找借口。8月9日，日军蓄意制造事端，两名日军驻上海陆战队军人，驾军车闯入虹桥中国军用机场，理所当然遭到了中国守卫士兵的阻拦，可是他们竟然开枪打死一名守卫机场的中国卫兵。中国军队自卫反击，当场将两名日军击毙。这就是“虹桥事件”。日本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命令大批日军陆续登陆上海滩，并派飞机在沪宁、沪杭线上空侦察。
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以租界和黄浦江中的军舰为作战基地， 炮击闸北一带，中国军队奋起反击。
八一三事变次日，在全民抗日浪潮推动下，国民党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当地中国驻军第九集团军在总司令张治中将军的指挥下， 奋勇抗击日本侵略军。8月14日，日守军开始总攻，空军也到上海协同作战。
 
15日，日本正式组织上海派遣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领两个师团的兵力开往上海，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张治中指挥第九集团军对日本侵略军发起全线进攻，出动空军轰炸虹口日军司令部，双方展开激烈战斗。

淞沪抗战是中国军队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壮举，战争持续了三个月， 日军投入10多个师团、30多万兵力。中国军队英勇战斗，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更有“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英雄故事广为流传……



八一三后和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了

就在战火纷飞的八一三那天，明之清晨即随浙赣铁路局去了金华，然后是姐姐伊娜提着装满情报的饼干筒离开杭州，最后是婆婆和庆来由六弟华藻护送去了上海。一天中，分三次，我送走了身边的亲人。

与明之的分别，让我十分揪心。从结婚到现在两年了，我和明之从来没有分开过。他现在要走了，我就像失去了主心骨，心里空落落的。我们是有“任务”在身的，现在兵荒马乱，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见，我一个人， “任务”怎么完成？

明之安慰我说：“金华离杭州不远，我会回来看你的。”
“我也会到金华看你的。”

庆来才牙牙学语，就要离开妈妈，说来也怪，就在分别的时刻，儿子忽然清晰地叫了一声“姆妈!”我立刻把小庆来紧紧抱在怀里，在儿子圆圆的小脸上亲了又亲，泪珠儿不由得滴在了儿子的脸上。儿子还不懂事，他用惊奇的目光看着妈妈，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哭。

列车员在催促旅客，赶紧上车，分别的时刻到了。 
“好儿子，再叫一声姆妈。”我抹去眼泪，对庆来说。“姆妈！”儿子竟然像明白事理似地又叫了一声。
“哎！”我响亮地答应道，随即破涕为笑。“再叫一声！”我似乎还不满足。
“姆妈！”儿子似乎听懂了妈妈的话，又叫了一声。
哎！”我的应答声已带着哭腔。我忍不住想哭。

列车非常拥挤。华藻先扶着母亲，拎着行李上车。等把老人安顿好了，便下车抱庆来。可是，这时候再想抱着孩子上车已经不可能了，车太挤了。记得华藻是从车窗把庆来递到母亲手里的，然后他只身去挤火车。他刚挤上车， 火车就开了。

汽笛长鸣，列车徐徐开动，带走了庆来，仿佛也带走了我的心。我一遍遍地叫着儿子的名字：“庆来！庆来！”

我看见儿子也在车上哭。我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可是我不想让婆婆和六弟看见，便转过脸去擦了擦泪水。等我再回头的时候，列车已经远去，我情不自禁想大喊一声：“庆来！”
一天之中，亲人先后离去了，只剩下我一人留在杭州。

后来我听说，八一三当天，日本飞机轰炸了上海的“大世界”，炸断了沪杭铁路，儿子、婆婆和六弟乘坐的是日寇轰炸前沪杭线上最后一列从杭州开往上海的客车。我一直挂念着亲人，无奈却无法得到任何消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和儿子庆来这一别就是九年！更没有想到，和姐姐伊娜竟是永别！

亲人们一下子都离开了杭州，我顿时感到十分孤独。省政府机关二十几岁的女职员都先后辞职，随家人逃难去了。而党组织指示我，要随浙江省政府走，不能离开。可是，眼下举目无亲，究竟该怎么办？我心想，只有到干娘家去。

我孤零零地一个人来到薛科长家。一进门喊了一声：“干娘！”就忍不住哽咽起来。薛科长和太太好言相劝，我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

薛科长对我说：“和家人分别是暂时的。不要辞职，有个工作，就有碗饭吃。”

薛科长的话让我感到欣慰。我想，我不会辞职，但这不仅仅是为了“有碗饭吃”，更重要的是执行党组织“随机关走”的指示。在没有接到新的指示之前，我不能离开。

薛太太说：你现在的住处离省政府太近，日本飞机轰炸时很危险，还是随我们一起搬到城外我妹妹家去住吧。
 
干娘的真诚让我感到无比温暖，也令我感动。时局动荡，环境险恶，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与薛科长夫妇非亲非故，可是人家把我当家里人一样对待，我怎能不感动呢？

第二天，我便拎了一个小皮箱，带了一套被褥，和薛家一起搬到薛太太妹妹的家里。从此，每天早上我随薛科长去省政府上班，晚上一起回来。干娘说，这样她才放心。

六十多年后，2005年，我已九十岁，薛科长的儿子、年逾七十多岁的薛诗绮，居然找到了我。他携夫人特意从上海来北京，到家里看望我。我满怀感恩之情，向诗绮弟弟讲述了这段终生难忘的往事。

八一三当日，日寇在杭州轰炸的主要目标是笕桥机场。由于受到中国空军的英勇反击，日机落荒而逃。

我对杭州笕桥机场是熟悉的。记得那是1935年初，我到浙江省政府工作不久，黄绍竑到机场视察，我和科长作为随从人员一起去参观了机场。一个军官故意逗我，问道：“你敢不敢坐飞机？”我答：“敢！”黄绍竑在一旁听见了，就对飞行员说：“带她上天看看。”大家以为我会退缩，没想到我毫不胆怯地跟着飞行员登上了一架教练机。飞行员用很宽的安全带将我捆在后舱的座位上。飞机在杭州上空巡视了一圈，还翻了两个筋斗。飞机落地后，有人问我：“没吓哭吧？”我开心地对大家说：“才没有呢！”然后讲了在飞机上的感受：“从天上往下看杭州，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大盆景，美极了。”

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18架日机从台湾的新竹基地起飞，越海窜入笕桥上空，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队出击，连续击落六架敌机。据史料记载：此为中国空军的第一次空战，即以零比六之光荣战果，写下了空军八一四光荣历史。

第三天，日机两次空袭杭州，第一次被击落三架，第二次被击落一架。两天共击落十架日本飞机，大长了中国空军的志气，大灭了日本空军的威风。
我亲眼目睹了八一四、八一五杭州空战，我的心随着飞机在翻滚：杭州现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这个花园般的城市，将不知被炸成什么样子了。

在杭州上空发生空战的时候，省政府职员都随朱家骅躲在办公楼外花园的假山下面。

朱家骅的胆子很小，一听日寇飞机来袭的警报，就吓得要命。部下建议省政府临时搬到富阳附近的山洞里去办公。朱家骅想山里总比城里安全，就同意了。此后，从省主席到我这样的职员一大帮人，天天清早坐汽车开往山洞上班。说是山洞，实际上就是依山建造的一排小平房；名为办公，实际是躲避飞机轰炸。

在此期间，我和朱家骅的接触比在杭州省政府机关要多。闲来无事，朱家骅会和身边的处长、科长、速记员聊天。

有一天，朱家骅问我：沈小姐府上是哪里？我听你说话有上海口音。我说：我是江苏泰兴人，在上海读过几年书。

朱家骅又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答：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
朱家骅说：噢，那是一所好学校。
我接着说：“后来我又上了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我曾听别人说，朱家骅是留学德国的博士，英语、德语很好，还是个地质学家。此时，我就说：我没上过教会学校，我的英文不好。
朱家骅说：英文非常重要，你还年轻，现在如果有时间，要好好学英文。
我乖乖地点点头。
朱家骅又问：沈小姐，我看你的字写得很清秀啊，谁教你的？
我答道：是家父教的。他是前清秀才，家教很严。我大伯父是前清翰林。读好书，写好字是我们家几代的家风。
朱家骅高兴地说：噢，沈小姐原来是书香门第呀！
我说：不过我幼年丧父，家道中落，没能力上大学，今后还请主席多教诲。
朱家骅夸奖道：你的记录很准确，文字也很流畅。
我马上说：那都是薛科长核改后，我又重新抄正的。薛科长是我的老师。
朱家骅听了很高兴，又夸道：沈小姐很谦虚啊。不掠他人之美，好好向薛科长学习吧！
薛科长在一旁说：沈小姐勤奋好学，知书达礼，工作不错。
朱家骅又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我都照实说了。我觉得，通过这一段交往，我已经给朱家骅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一时期虽然有薛科长夫妇的照应，但是毕竟是孤身一人在杭州，常常思念丈夫和孩子，有时候感到茫然，哪有心思按朱家骅说的“好好学英文”？眼下接触的都是一般应急性公文，没有真正有价值的情报。即便有情报也没处送了。自从八一三和姐姐伊娜分别之后，我们便中断了与上海党组织的正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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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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