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第四章 （1）

李忠效 听雪斋书馆 2020-07-15


四、千里找党
(1937 年冬—1938 年春在金华和长沙）


“到武汉去找党！”
 
在八一三事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见不到儿子，也见不到明之。从杭州到上海并不遥远，但是上海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交通中断，我无法去上海看望儿子。杭州与金华更近，可是那条并不很宽的富春江犹如一道银河，把我与明之像牛郎织女那样隔开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虽然天各一方，但是我们都关注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每天看报、听广播成了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我在浙江省政府里能看到《中央日报》，还能听到不少抗战前线的消息。据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报道：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9月25日，林彪领导的八路军115师在忻口会战中取得平型关大捷；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红军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看到这些消息，我心中非常高兴。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在国民党的新闻媒体上看到对中国共产党的正面报道。过去国民党是称中国共产党为“共匪”的。但是，我只能在心里暗暗高兴，不敢和别人谈论时局，因为这样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从而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政治身份。我一直牢记党组织的交代，我的身份要严格保密。我在机关里听到的最令人振奋、又能和职员们共享喜悦的消息，是国民党爱国将士浴血奋战，上海闸北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英雄故事。

八一三事变之后，中国军队88师262旅524团在闸北一线完成防守任务，于10月26日奉命进入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在副团长谢晋元的指挥下，掩护兄弟部队西撤。四行仓库是金城、大陆、盐业、中南等“北四行”在上海的合营仓库。那是一座7层钢筋水泥大厦，十分坚固，对我军防守有利。524团坚守四行仓库的官兵仅400多人，副团长谢晋元在接受英、美记者采访时，为迷惑敌人，便对外宣称有800人，这是“八百壮士”的由来。

524团进入四行仓库后，副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就向全体官兵发誓要以死相拼，与仓库共存亡！
官兵们齐声高呼：“保卫大上海，人在仓库在！”决心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八百壮士在弹药匮乏、外无援兵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孤军血战四昼夜，击退日寇数十次进攻，仓库巍然屹立，国旗高高飘扬，敌军不仅一无所获，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次战斗共炸毁敌坦克两辆，重创一辆，毙敌200多人，伤敌难计其数，更重要的是成功地掩护了数十万大军的安全撤退。而524团只有5人牺牲，32人受伤。

日寇眼看不能取胜，便一方面用重兵将四行仓库层层围困，不让524团突围外撤；另一方面以不伤害中国官兵、不招降、不受改编为条件，商请公共租界工部局出面谈判停火。当时，524团处于孤军无援境地，环境险恶，无法继续对抗下去，便接受了停火条件。10月31日深夜，全体官兵向前来接洽的英国军官交出所有武器，然后进入公共租界的临时军营。至此，震惊中外的四行仓库保卫战胜利结束。“八百壮士”的事迹，传遍了海内外，被誉为“盖世英雄”。

11月5日，日军从杭州湾登陆，迂回到上海守军的后方，9日占领淞江。守军为摆脱腹背受敌的困境，全线撤退。11月12日，上海被日军占领。

11月20日，南京政府发布了迁都重庆的公告。于是浙江省政府的小职员们私下议论：士兵往前冲，政府向后撤！这样的仗还能打胜吗？我也和大家一样，心中充满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恨和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

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迁至重庆。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寇占领南京后，放火劫掠，肆意屠杀，妇孺老弱，惨死者达三十余万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陷落，我心情非常沉重。泰兴和南京仅一江之隔，如今南京已经沦陷，泰兴当然危在旦夕。如果泰兴陷入敌手，日寇会不会像在南京一样屠城？离开家乡五年了，也不知母亲现在还安康否。

几天之后，坏消息传来了：12月16日，泰兴也落入日寇魔爪。我惦记着母亲和泰兴的父老乡亲，惦记着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心如刀割，真想大哭一场。但是我不想让薛科长夫妇为我操心，更不想打扰薛科长一家。

入夜了，夜是那样宁静，可是在这宁静的夜晚，我却久久不能入睡。我忍不住躲在被窝里哭了起来。可是眼泪不能解决问题，我必须要冷静思考，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其实八一三后，我们和党组织的联系已经中断，现在又不知道鲁大哥、姐夫舒曰信和姐姐伊娜的去向，眼下丈夫华明之也不在身边， 连个可以商量的人也没有。我真正感到孤立无助，翻来覆去地思考着。好在我牢牢记得，党组织曾经指示：不要放弃现在省政府议事科速记员的岗位； 要和党组织保持联系，一旦失去联系，要积极设法和党取得联系。我想目前只有等与明之见了面再细细商量。我一夜未眠，看看窗外，东方已经透出一抹晨曦。

早在12月初，在南京宣布迁都重庆之后，朱家骅就意识到，杭州难保，便决定将浙江省政府迁往金华。在杭州陷落之前，浙江省政府机关的职员已陆陆续续撤出省城，前往金华。我是省政府机关最后一名撤离杭州的年轻女职员。我与薛科长等人收拾了所有的文件、档案，直到杭州陷落的前一天，才押着文件、档案，登上开往金华的汽车。12月24日杭州失守。而早在12月6日蒋介石就召回朱家骅准备重用，由黄绍竑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上海、南京、泰兴、杭州的先后沦陷，使我倍感国破家亡之痛。而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到了金华，就可以和明之团聚了。

12月24日，我到了金华，马上去浙赣铁路局找明之。兵荒马乱，夫妻重逢，悲喜交加，不由得相拥而泣。在我们夫妻分离的四个多月时间里，虽然通过几封信，但是有关上海和泰兴亲人们的情况，我们都一无所知。这使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焦虑。颠沛流离的生活，忧国忧民，思念亲人，再加上经常饥饱不定，使我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

金华出火腿，老百姓几乎家家养猪，且以散养为主，街上到处可见猪的踪迹。金华的猪个头不大，且痩，犹如野狗。要过年了，人们想改善一下伙食， 我们夫妻俩和几个同事合伙买了一头几十斤重的小猪，那肉香至今留齿。我们在流亡中过了一个难忘的新年。

金华被确定为浙江省府临时所在地，一时涌进很多从杭州撤来的人， 使金华的住房变得异常紧张。在我来金华之前，明之一直没有固定的住所。我来后，头几个晚上我们仍然各自与很多人挤在一起打地铺。对此，我们倒并不在乎，唯一不能忍受的是，没有一个我们夫妇俩谈“正事”的地方。我有好多问题要和明之一起探讨：党组织在哪里？时局将如何发展？下一步该怎么办？

浙赣铁路局没有能力解决明之的住房。于是我只好要求省政府给我们夫妻安排一个住处。

1938年元旦后的一天，我得到通知，说是房子找到了。我兴冲冲地跑去一看，心里凉了半截。那是一所阔人家夏天乘凉的简易房，坐落在一片偏僻的竹林之中。房子已破旧不堪，门关不上，四周都有窗户，而玻璃全已破碎。寒风吹来，竹林沙沙作响，更添了几分萧瑟。虽然气温很低，屋里和户外一样冷，但不管怎么说，我和明之总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了。

就在这间四面透风的房子里，我们探讨时局的变化，策划今后的打算。我对明之说：“在杭州的时候，我就在《中央日报》上看到，国内的抗日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通讯社公布了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被迫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红军主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先后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你说，国民党和共产党真的能合作抗日吗？”

明之沉吟片刻道：“现在还很难说。你还记得吧？‘双十二事变'以后，你还气愤地说，张、杨把老蒋杀了就好了！”

我说：“当然记得。你说，如果把他杀了，南京政府一乱，会更麻烦。周恩来到西安见他，逼他抗日，说明我们的党站得高，看得远。”

明之说：“是啊，如果没有这个西安事变，如果没有捉蒋放蒋，就不会有今天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了。”

我仍然有些忧心重重：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太落后。虽然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一个大胜仗，国军也在一些战场上顽强抵抗，但还是无法挽回战势不利的局面。淞沪会战、太原会战都大打一场，十分惨烈，但还是失败了。你说，中国抗战的出路在哪里？

明之说：“当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至于具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他痛苦地摇摇头。

我说：在杭州的时候，有党组织领导我们的工作，形势和任务心里很明白。现在我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明之沉默良久才说：那次伊娜到杭州，传达组织的指示，让你跟着浙江省政府走。在没有接到新的指示之前，只能继续按照原来的指示做。

我说：党组织让我跟省政府走，为的是继续获取情报。可现在省政府根本没有有用的情报。即使有些情报，我们也送不到党组织手中。况且如果日本人打过来，省政府又不知要撤到哪里去，我再跟着省政府，还有意义吗？

明之想了想说：你说得对！现在上海沦陷，交通和通讯完全阻断，我们不知道党组织在哪里。上海党组织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

明之沉默片刻，突然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应该主动去找党！只有找到了党组织，才能明确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听完明之的话，高兴地说：对！我们俩想到一块了！记得两年前，在上海，我最后一次见到组织领导“小张”（丘吉夫）时，他明确交代，万一与组织断了联系，一定要等着组织来找，或者主动找组织。现在情势下，我们应该主动去找党！

明之说：老李（王学文）教导过：做情报工作要对党无限忠诚，不怕艰苦，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甚至生命。“小张”还嘱咐过：一定要与党组织保持好联系！

此时，明之拍了板，作出了决断，我们意见完全一致了，方向明确了。可是，怎样才能找到党呢？

在金华，我们几乎看不到《中央日报》，只能在当地出版的报纸上寻找关于国内国际形势的报道。浙赣铁路局人来人往，各种消息很多。明之留心了解有关时局的最新消息。从中得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已于12月1日迁至重庆办公，而国民党中央机关则移驻武汉办公。这时的武汉，已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我们还得知，在国民党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公布了国共合作宣言之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逐渐形成。中共中央领导人王明a、周恩来、董必武等也都到了武汉，并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

1938年初的一天，明之下班回家，拿着一份新出版的报纸，兴冲冲地对我说：好消息！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按照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设立政治部，任命周恩来为副部长，部长是陈诚。

我非常激动地说：这说明现在真的国共合作，可以一致抗日了！ 明之接着说：还有，共产党在武汉公开出版了党报《新华日报》。

我急切地问：可是我们怎样才能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党组织在哪里呢？ 一说到“党组织在哪里”的问题，明之马上又沉默了。是啊，党组织在哪里呢？

我们从各种渠道了解到，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 得到全国各党派和各阶层群众的积极响应，成千上万的爱国工商界人士、文艺界人士、青年学生等纷纷从沦陷区涌向武汉。

明之认为，上海沦陷，我们和党组织的联系中断，说不定上海的党组织也已经迁往武汉了。于是他对我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到武汉去找党？”

我听后茅塞顿开，高兴得跳起来：对呀！我们应该到武汉去找党！

这是1938年春节前的一个夜晚，屋外虽然寒风刺骨，但是我和明之的心里像是揣着一团火，彻夜不眠。经过反复思索和商议，我们做出了一生中重大的抉择：到武汉去找党！

在当时的情况下，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有的苦苦地在战乱中寻找党组织。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此脱党，无奈回家当个平民百姓。我们也想回家与家人团聚，而去武汉，往西走，这意味着离生活在上海、泰兴的亲人越来越远了。然而我们是在中国革命低潮时，在共产党处于最困难时期参加革命、入党的。现时的情况是日寇气焰嚣张，妄图占领整个中国，民族存亡悬于一线。要抗日救国，就必须紧随共产党。因此我们决定不退缩、不沉沦，自觉地向前冲。
 
a 王明 (1904—1974)，本名陈绍禹，安徽六安金家寨（金寨县）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1 月留学苏联，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学员，被选为“学生公社”主席。
1930 年回国，在上海沪东区工作。1931 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补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不久，又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 年 6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代理总书记。1931 年 9 月，王明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7 年 11 月回国，任中共长江局书记。1956 年以后，王明一直滞留苏联。1974 年 3 月在莫斯科去世。
 
这时我们又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如果两人同时辞职一起去武汉， 那我们将失去经济来源，今后的生活无以为继。思前想后我们觉得，只能先去一个。两个人当中，究竟谁先去呢？

明之说：我是党员，应该我去。何况出门在外，男人更方便一些。

我不同意：我在浙江省政府供职，那里可以请长假，现在有的职员已经停薪留职。你在铁路局，长期告假不可能。此外，你的工资比我高，一人收入可以维持我们的生活。还是我去吧。

明之觉得我言之有理，便说：我对你的闯劲和能力很有信心。
当明之同意我的提议时，我却又有些顾虑：我有独自去武汉这个勇气。可是我还没有加入党组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领导会不会信任我？

我刚参加革命时，认为自己觉悟不够，不敢提出入党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秘密工作的锻炼和考验后，我才向舒曰信提出入党申请。舒曰信虽然嘴上说：“很好。”但是对我入党的要求，他始终没有作正面的答复，总是支支吾吾， 欲言又止。我觉得可能是自己还不够条件，就没有再提。至于舒曰信有什么难言之隐，我一直不清楚。而已经是党员的明之，也从来没有对我讲过其中原委。今天，当我提及自己还不是党员时，明之认为，现在有必要告诉我，当初为什么没有接纳我入党。他对我说：舒曰信曾告诉我，由于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上级有指示，暂时不发展党员。我怕影响你的情绪，就一直没有把当时地下党艰难和险恶的处境告诉你。后来日军逼近，沪杭交通阻断，我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我听完明之一席话，十分感慨。
事实上，1935年，中共上海中央局连遭严重破坏，损失惨重。在苏联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函称：上海现在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随后还指示：不准向上海调干部，不准在上海开会，不准在上海发展新党员；要上海的地下党员隐蔽起来，化整为零，分散保存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入党要求自然未能如愿以偿。

明之对我说：“只要我们坚定信心，积极主动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总有一天你会入党的！”

我说：“是的，我要不断努力！”但我又有些担心：“我一个人去找党，一旦有什么事，也没有人商量，怎么办？这些年有你在身边，我什么也不用操心。离开你，我就少了主心骨。”

明之鼓励我说：“你做秘密情报工作也有几年了，有独立活动和交际应酬能力。你可以先去武汉打探，一有消息，马上发电报，我会尽快去武汉与你会合。”

我听了，信心倍增，准备马上出发。
日寇步步逼近金华，果然浙江省政府被迫撤到浙江永康方岩山区。而这时候，我与明之已决心到武汉去找党，觉得我再跟着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往山沟里跑，已经没有意义了。于是我向浙江省政府请了长假。省政府同意我“停薪留职”。明之所在的浙赣铁路局也要继续西撤，于是我告别了撤退到金华的薛科长一家，和明之一起乘坐铁路局的火车，经江西上饶、南昌，到达湖南醴陵。

在醴陵，明之留下继续工作。我小住几天，准备起程。当时我的胃溃疡发作，经常呕吐、便血。细心的明之关切地对我说：“你路过长沙时，抓紧时间治治病，好好休息一下再去武汉。”

1938年春节刚过，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我告别明之，只身一人开始了到武汉去找党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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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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