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第五章 （1）

李忠效 听雪斋书馆 2020-07-17


五、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
(1938 年春—1938 年夏在武汉)


 
武汉街头巧遇“革命引路人”
 
1938年5月，我随罗叔章、王汝琪、罗琼三位大姐到达武汉。我在武汉举目无亲，无处安身。王汝琪的爱人陈传纲a的母亲家在武汉，我就随王汝琪大姐住在她的婆婆家。

武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武汉九省通衢，拥有贯通八方的铁路线和堪称黄金水道的水上交通线，自清末以来就是内陆地区无可争议的工业、经济、金融中心，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都声名显赫。

武昌也是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地方，此后几次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现在又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武汉还是长江流域的“三大火炉”之一。刚刚进入五月，闷热的空气已经笼罩武汉三镇。我到武汉时，正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蜜月期”。那时国民党特务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猖獗，政治气氛较为宽松。青年学生、文艺界人士非常活跃。演讲会、读书会、街头活报剧等抗日宣传活动，形式多样。传单、标语琳琅满目。我满怀革命激情，不由自主地融入了抗日宣传的洪流中，我参加了量才图书馆举办的读书会和歌咏队。

量才图书馆是以进步人士史量才的名字命名的。我在参加革命之前就听说过史量才。他是《申报》总经理，还是上海市参议会会长、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主要领导人。由于他与杨杏佛、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沈钧儒等人关系密切，为抗议蒋介石杀害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他办的《申报》又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和“党化”教育政策，积极宣传强硬抗日政策，因此得罪了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浙江海宁的公路上，被戴笠派出的六人特务行动小组枪杀。史量才之死在上海乃至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我当时就是在上海的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的。
 
a 陈传纲，又名成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害致死。
 
参加量才图书馆读书会和歌咏队的成员，大都是从外地流亡到汉口的爱国青年，他们虽然操各地方言，但是宣传的却都是抗日的道理。这些青年，以江南一带和东北救亡青年人数最多，他们抗日情绪最激烈。在读书会上，我结识了很多新朋友，我还在歌咏队学会了《女青年战歌》、《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等抗日歌曲。

有一次，一支歌咏队在武汉演出，其中演唱的有一首流亡歌曲《松花江上》。领唱的是一个九岁的东北小姑娘，上百人的歌咏队齐唱，观众有上千人。小姑娘的歌声虽然稚嫩，但是真挚、凄楚、如泣如诉；歌咏队浑厚的齐唱，更显悲怆。演唱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观众无不潸然泪下。台上台下的抗日情绪融为一体，演出成了演员和观众的齐唱。尤其唱到最后一句“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几乎成了千万人的呐喊。演唱会使我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震撼。我深深感到，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领悟到共产党的“全民抗战，全面抗战”的主张的无比英明！我深信，中国只要坚持全民抗战、全面抗战，日寇必然会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难逃灭顶之灾。从而坚定了我抗战到底，革命到底的决心。

“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的金山和王莹等人，此时正在汉口拍摄影片《最后一滴血》。剧组到我们的歌咏队选群众演员，我被选上了。我觉得拍电影很有意思，欣然前往。1934年我在上海“南洋高商”上学时，受同学叶露茜等人的影响，曾做过几天明星梦，差一点就去拍电影。没想到四年后，我又被拉到了摄影机镜头前。开始拍摄时，我有些害羞，总往人群后面躲，结果被剧组人员发现，几次把我拉到了最前面。
 

★ 19 3 8 年，沈安娜参加武汉进步剧社，拍摄电影《最后一滴血》时留下的照片

那时侯拍电影没有剧本，导演给我们几句台词，接着让我们挽起裤脚管，光着脚，一边唱《江南三月好风光》，一边插秧，拍了几个镜头。后来日军进犯武汉，大家不愿做“顺民”，就各奔东西。而我心中还惦念着那部进步电影《最后一滴血》，也不知拍成了没有。至今我还留着当时拍的卷着裤腿的一张小照。

在武汉，经任振威介绍，我认识了屈伯传。屈是任振威在英国留学时的同学、世界学生联合会的工作人员。5月下旬，世界学联会代表团应邀来到武汉，受到爱国青年和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欢迎。我听屈伯传说，中共代表团将在汉口召开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大会。

我对屈伯传说：我也想去看看。
屈伯传说：好吧，你可以随我去参加欢迎活动。

第二天，是武汉入夏以来少有的好天气，我早早地赶到开会地点。到会的有各党派、各群众团体代表和外国友人共四百多人，场面宏大而热烈。更让我感到兴奋的是，我在这里见到了周恩来、王明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和王明还在会上发表了演讲。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和王明，因为距离较远，看不清他们的面容。但是他们演讲的内容倒是听得清清楚楚。周恩来的讲演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有志青年抗日救国，很令人振奋，我听了顿时热血沸腾。

王明的演讲长篇大论，听起来也很新鲜，不过深奥难懂，当时觉得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高。但是他的语速很快，不大容易听得明白。

在欢迎会上，世界学联会的代表也讲了话。他们坚决支持中国抗战到底，赞扬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英勇不屈的精神，这也使我大受鼓舞。

对于我来说，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是我第一次聆听中共高级领导讲演的日子，因此我牢牢地记住了。

我虽然知道周恩来、王明都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但不知道他们的职务。当然不敢贸然上前和他们联系，也不敢公开打听中共党组织的所在地，只能在暗中寻访。当时在武汉，只有“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 是公开的，中共党组织和大部分共产党员仍处于地下状态。我想，即使找到了“八办”，如果没有认识的人，自己的身份无法证实，党组织会相信我所说的话么？我感到自己像一棵无名的小草，漂在茫茫人海里，无奈而又无助。此刻，我才意识到，我和明之把“到武汉去找党”这件事想得过于简单了。

但我想，既然来了，就不可轻易退缩，要千方百计和党组织取得联系。“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天，我在马路上，边走边四处张望，心里寻思道：到哪里去找党啊！

我一抬头，猛地看到了一个高大魁梧而熟悉的身影。这不是在上海老北门家里见过的鲁大哥——鲁自诚么？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我喜出望外地大叫起来：“鲁大哥！鲁大哥！”

此人正是鲁自诚。他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与我相遇，于是马上把我拉到墙角边，惊喜地小声说：真没想到在汉口见面了。明之也来了么？

我说：我是一人来的。明之随后就来。鲁大哥，你什么时候来武汉的？鲁自诚说：我也是刚来不久。

他告诉我，1937年他与华明之的妹妹华曼倩结婚了。她现在也参加了革命，已改名叫华韵三a。

我高兴地随口说：韵三，多好听的名字！是不是与你的字“鸣三”相应啊？
鲁自诚笑而未答。
我说：现在我们更是一家人了！

鲁自诚是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明之和我的革命引路人和启蒙老师，过去我们就一直称他为大哥，现在他真正成了我们家庭中的成员。

虽然鲁自诚比华韵三年纪大很多，但是我对他们两个结为夫妻，一点也不感到意外。1936年秋，我在上海生孩子时，那会儿还叫华曼倩的华韵三，总缠着鲁自诚问这问那，当时我就看出她对鲁自诚非常仰慕，甚至是崇拜。

我还听见公公和婆婆议论过鲁自诚。
公公认为，鲁先生相貌堂堂，举止文雅，学问很深，像个英国绅士。婆婆觉得，鲁先生对老人很有礼貌，把小姑娘托付给这样的男人是可以放心的。就这样，鲁自诚不但成了华韵三的偶像，也是我和明之以及舒曰信和沈伊娜的偶像。

a  华韵三(1914—1987)，原名华曼倩，1937 年12 月参加革命，1938 年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一直协助鲁自诚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轻工业部科技情报研究所副所长。
 


三次被捕的鲁大哥
 
鲁自诚将我带到他与华韵三的临时住处。我来到武汉举目无亲，此时终于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了。华韵三已有身孕，即将临产。我们久别重逢，两人有说不完的话。她一会儿问大哥明之在哪里，又问杭州沦陷后我们去了什么地方，再问有没有上海亲人的消息，等等。兵荒马乱时期，他乡遇亲人，倍感亲切，三个人一起聊个没完。

我见华韵三和鲁自诚十分恩爱，不由得想起1936年秋我在上海第一次见到鲁自诚时的情景。于是就问华韵三：“是不是那个时候你就爱上鲁大哥了？”

华韵三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对鲁自诚说：“鲁大哥，我听明之说，你曾经两次入党，三次被捕。那次在上海，你只给我们讲了第一次被捕受刑的事。现在形势不一样了，你就把你的革命经历详详细细地讲给我听听吧。”

华韵三也说：“过去你总是说没时间，也没心思，现在安娜也想听，你就详细地讲讲吧，我们都想听呢。”

鲁自诚沉吟片刻，说：“好吧，我就简单讲讲我的被捕经历，这对你们今后干革命工作也许有好处。”

1924 年鲁自诚被直系军阀的侦缉队逮捕，侦缉队认定他是罢工的组织者，对他实施多种酷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用烧红的烙铁烫，无所不用其极。鲁自诚的前胸手掌大的一块疤痕，就是被用烙铁烫后留下的。

1932年5月，鲁自诚回上海继续从事工人运动。这年秋季的一天，鲁自诚被英国巡捕视为嫌疑分子抓了起来，关在提篮桥监狱的西牢。因没有证据， 后由党组织想方设法，将他保释出狱。

鲁自诚第二次被捕出狱后，很快与党组织取得联系。1933年至1934年，他不惧白色恐怖，满怀革命激情，继续做党的秘密工作。他先后介绍舒曰信、华明之和姚子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姚子健1934年5月入党后，获取的国民党参谋本部的军用地图都交给鲁自诚。鲁自诚高兴地说：“有了这些军用地图更有利于带领红军部队向国民党军队作战。”12月，他将姚子健也像舒曰信、华明之那样，负责任地交给了当时在上海专做中央特科秘密情报工作的王学文。
 



★ 鲁自诚1938年的戎装照★ 华韵三1938年的戎装照
 
1934年12月，鲁自诚离开上海到北平工作。因为他不知北平党的机关已被破坏，与联系人又不认识，所以他刚走进机关，便被逮捕。

鲁自诚已经有过两次被捕的经历，知道怎样应付突然发生的新情况。经过多次刑讯，鲁自诚虽然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是特务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他们需要的口供，遂把他关押在苏州反省院。

1936年，董必武了解了鲁自诚在狱中的情况后，通过关系将他保释。

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鲁自诚受党的指派，通过董必武在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先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二十三集团军副参谋长、皖南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授少将军衔。同时，他在党内还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华韵三也穿上军装，担任游击司令部秘书。

1938年5月，鲁自诚根据董必武的指示，离开皖南来到武汉。因为此时国民党正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基础上筹建中央训练团a，急需人才，董必武又通过关系，推荐鲁自诚到中央训练团工作。

我听了鲁大哥讲述的三次被捕的故事，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我非常钦佩鲁大哥坚定的革命意志，并发誓：自己也要做一个像鲁大哥一样坚强的共产党员，做个“硬骨头”。

我向鲁自诚讲述了八一三之后，我和明之与上海的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以及来武汉的目的，并急切提出入党的要求。对鲁大哥，我没有什么不可坦诚相告的。

鲁自诚说：过去，你和明之是做秘密情报工作的，当时我虽不是你们的领导，但我知道你们的情况。现在你去“八办”，不能随便向“八办”一般接待人员暴露你们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身份。一定要见到像董必武那样的领导同志，才能汇报你们两人在上海和杭州的工作，可以要求分配工作，也可以要求入党。

听了鲁自诚一番话，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我觉得自己的运气太好了！在武汉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鲁大哥突然奇迹般地出现了，并再一次成为我的革命引路人。
 


在八路军办事处
 
有幸得到鲁自诚的指点，我很快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宣布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20天后的9月12日，又将第八路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但中共内部还是延用“八路军”的称谓。
武汉的“八办”设在原日本“大石洋行”内，门前挂着“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牌子，有八路军战士站岗。“八办”是中共在武汉的对外办公机构，对内即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均在此办公。“八办”门前车水马龙，进进出出的人很多。
 
a 中央训练团，蒋介石亲任团长，是国民党培训党、政、军中高级干部的机构。

总算找到了党了！我站在“八办”门前，心情非常激动。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见到共产党的公开机关！

经传达人员联系，一位30岁左右的女干部走出来接待了我。她和我热情握手， 自我介绍说：“我姓孟，叫孟庆树。”但没有讲自己的职务。
我见她年纪不大，不像办事处领导。于是根据鲁自诚的指点，直截了当地说：“我要见办事处领导。”
 

★1938年的武汉“八办”
 
孟庆树说：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讲，我再向领导汇报。
我当时不知孟庆树是什么身份，后来才知道她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的爱人，当时任长江局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孟庆树快人快语，显得精明强干。她见我犹豫不决，就主动问道：你从哪儿来？有什么事？

我说：我叫沈琬，是从浙江来的。我丈夫叫华明之，1934年入党，我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我们二人在杭州做地下工作。由于战争，交通阻断，我们与上海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我要求见董必武同志详细汇报情况，恢复组织关系。
 
孟庆树问：你们属哪方面组织系统，领导人是谁，做的什么工作？
我想起鲁自诚的交代，不能说是做情报工作的。再说我也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受中央特科领导的，也不知道王学文的真姓实名，因此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孟庆树说：你得简单说说你的情况，我才好向领导汇报啊。
迫不得已，我才吞吞吐吐地说：我们的领导人化名“老李”，真实姓名我不知道，我们叫他“舅舅”。
此时，我心中十分矛盾，还有些委屈。我怀疑孟庆树可能是因为我不是党员，不信任我。
孟庆树没再追问，温和地问道：你住在哪里？我回答：我住在王汝琪婆婆家。
孟庆树“哦”了一声，接着问道：你和王汝琪是在哪认识的？
“在长沙妇女干部训练班。在那里还认识了罗叔章和罗琼，三位大姐说我是她们的‘小尾巴’。我确实是‘小尾巴’，现在跟着她们一同来到了武汉。”
孟庆树领会了，点点头，不再问什么。
这时，我要求入党的心情更加迫切，立刻向孟庆树提出入党要求。
孟庆树说：这个问题，等接上关系之后，组织上会考虑的。并对我讲了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和要求，然后说：你留下地址，待我把你的情况向领导汇报后，另外约定见面的时间。

离开“八办”时，孟庆树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这次去“八办”虽然没有见到董必武，但是我仍然感到像回到了家里一样，心情十分愉快。

回到王汝琪婆婆家后，我每天都在等消息，一步也不敢离开，生怕错过了与党组织恢复关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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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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