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两天，我正等得焦急，只见王汝琪带了两个人来家，是罗叔章和罗琼。
多日不见，别后重逢，四个人觉得格外亲切。我们刚说了一会儿话，又来了一位年轻女干部， 她进门后就和罗叔章、罗琼和王汝琪一一热情拥抱。我以前没见过她。王汝琪向我介绍道，这位是邓颖超，邓大姐。对邓颖超我早有耳闻，知道她是中共方面有名的女性领导干部，还是周恩来的夫人，此时党内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我后来得知，几天前，罗叔章等三位大姐都分别去了“八办”。今天是邓颖超约了罗叔章、罗琼到王汝琪家见面，来和她们谈工作的。
邓颖超当时30多岁，年纪比罗叔章小，比王汝琪和罗琼大，王汝琪和罗琼都称她“邓大姐”。我注意到，邓颖超穿一件浅灰色旗袍，身材丰满，脸庞圆润，目光柔和，面带微笑，给人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王汝琪将我介绍给邓颖超：这是沈琬，和我们一起从长沙妇女训练班过来的，也是个爱国进步青年。
邓颖超打量了一下我，沉吟道：“沈琬？”仿佛在记忆中搜索这个名字。罗叔章说：我们在长沙妇女训练班相处了三个月，非常亲密。亲人们叫她安娜，我们也叫她安娜。
邓颖超问：你的亲人在哪里？
我回答：我母亲在泰兴，公公婆婆和儿子在上海，我丈夫华明之在浙赣铁路局工作，现在湖南醴陵，很快就要赶到武汉来。
邓颖超点点头：好！安娜这个名字很好听。我也叫你安娜好么？我听了点点头。邓颖超又张开双臂，把我搂在怀里。
前不久，邓颖超应宋美龄女士的邀请，到庐山参加由宋美龄主持召开的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会上，经过多方协商决定，将宋美龄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发展为全国性的妇女机构。邓颖超刚从庐山回到武汉，就与罗叔章、王汝琪和罗琼谈工作。
邓颖超先详细询问了长沙妇女训练班的情况，并根据当时中共对国民党的方针、策略，对训练班做了深入的分析。接着，又给她们讲抗日战争的形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工作中应注意团结中间力量等问题，还提醒她们，在妇运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
自参加革命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聆听党的高级领导人讲话， 感到很新鲜。邓颖超讲一口只有在收音机里才听得到的标准国语，声音淳厚，语速缓慢，平和亲切，娓娓动听，再配合以优雅的手势，给人以既坚定，又温柔的感觉。我听得几乎入了迷。
我还特别注意到，邓颖超的手指修长，白晰丰润，她的面容虽不能说是美貌，但风度气质非凡，具有强烈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邓颖超非常认真地听取罗叔章等三人的汇报之后，又转过身来和蔼地对我说：安娜小妹，你在长沙妇女训练班学到了些什么？
我马上毫不顾忌地说：那三个月对我来说太重要了！训练班和一般学校很不一样，吃大锅饭，睡地铺，跑步出操。我晚上加班身上冷，回宿舍就钻到罗大姐的被窝里。我的胃病，到那里也没治，就自己好了！尤其是听了三位大姐的课，参加学员的讨论，还有平时与三位大姐聊天，学到了很多东西。在省政府时，从各种文件中知道，国军官兵作战很勇敢，可就是打不过日寇，结果大片国土沦陷。在长沙参加了妇女训练班，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全民抗战和全面抗战，才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全面抗战”就是无论在正面战场还是在敌人后方，都跟日寇拼命打；“全民抗战”就是男女老少齐上阵，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我开始还有些拘谨，后来越说越兴奋，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后来发现四位大姐都在全神贯注地看我，便有些不好意思地低头说：可能我说得不对吧？邓颖超鼓励我说：安娜小妹，你讲得非常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妇女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妇女也要投身到统一战线的行列中去！
我意气风发地说：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群众运动中去。
邓颖超笑而不语。
邓颖超准备离开了。我与邓颖超大姐虽然只是初次见面，由于邓大姐的平易近人，使人感到十分亲切，是可以讲贴心话的，于是急不可待地悄悄问邓颖超：我前几天去过“八办”。不知党给我分配什么工作？
邓颖超听了，仿佛想起了什么，轻轻“哦”了一声。
我补充道：我去“八办”是一个姓孟的女同志接待我的……
邓颖超点点头，凑到我耳边轻声说：可能还是原来的工作，你等通知吧。
听到这个“暗示”，我很高兴。可是这“原来的工作”是指什么？做速记？搞情报？那么具体工作单位是哪里呢？我想问，没敢问。按照地下工作的纪律，不该问的不问。我向邓大姐点点头，没再说话。
邓颖超临别前再次和大家一一拥抱，我感到邓大姐的怀抱是那样温暖。从此，邓颖超大姐成了我一生敬仰的伟大女性。
接受周恩来、董必武的秘密派遣
过了几天，一个高个子青年来到王汝琪家，通知我到“八办”去一趟。我迫不及待地跟着去了。一进屋，就见到一位慈祥的年逾半百的长者。我估摸着他比自己父亲年龄还要大，马上有礼貌地称呼：“伯伯好。”
长者笑着点点头。
高个子年轻人介绍说：他是董必武同志，我们称他“董老”。
我马上想起鲁自诚说的“要见像董必武那样的领导同志”，现在我终于见到了董必武，心里格外高兴。
董必武向我介绍随后进屋的另外两位领导：这位是吴玉章同志，这位是王明同志。
吴玉章是与董必武年纪相仿的长者，我第一次见，而对王明，我有印象。前几天，在欢迎世界学联大会，远远看到过他演讲。他看上去只有三十几岁。
进门时，走在吴老后面，个子不高，比一般男人矮，对此我印象颇深。
董必武向吴玉章和王明介绍说：她就是沈琬，她的亲人叫她安娜。在浙江省政府时是省主席朱家骅手下的速记员。
我对党内的情况不大了解，也不知董必武、吴玉章和王明在党内担任什么职务。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王明当时还是长江局的书记呢！
吴玉章和王明向我点点头。他们仔细打量了我一番，只站了一小会儿，说是有事就离开了，留下董必武和我谈话。他们似乎只是为了见见我这个叫沈琬的女青年。后来想想，他们的“见见”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是看看这个将被委以重任的女青年到底能不能挑起这副担子；二是看看这个即将深入“龙潭虎穴”的女青年到底长得什么样。从他们的神色和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们似乎对我的初步印象还不错，离开之前，他们相视微笑，点了点头。
董必武让我坐下，郑重地对我说：你和华明之的情况，已由党内老同志做了政治证明，我们已经了解，恩来同志也知道了。
我乍一听，觉得很奇怪，后来猜想，董必武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肯定是听鲁自诚向他们汇报的，这就是政治证明吧。
董必武接着对我说：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再次合作，一致抗日。但是，我们深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本性是不会变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嘛！摸清国民党内部的意图和动向，将会大大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我们研究过了，考虑到你过去做过情报工作，有一些国民党上层关系，又掌握速记技术，今后还是继续在国民党机关里做秘密情报工作。
因为此前有邓颖超的暗示，我对继续做秘密情报工作，是有心理准备的。董必武说“我们研究过了”，这个“我们”是谁，我当时并不知道。事实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研究决定派我继续做情报工作。这个“我们”就是长江局的领导层。
董必武接着又问我：你过去不是在朱家骅手下工作过么？我点点头，心里想，难道要我回到朱家骅的身边工作？
董必武看我一脸疑惑，便耐心细致地给我解释：现在朱家骅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党部”，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简称，是国民党最高党务机构。你可以利用老部下的身份去找朱家骅，要求进中央党部秘书处工作。这个“秘书处”是中央党部的日常工作机构。这样，你就可以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继续为党提供情报。
听了董老一席话，我这才知道，朱家骅也在武汉，而且受到蒋介石的重用。要我打入的是国民党这样高层的机构！我真是没想到！
1938年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全会通过的《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甲）第四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秘书长一人，为专任职，由总裁提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之，承总裁之命令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之决议，掌理一切事务。”这条规定提升了秘书长的权力。就在这次会上，朱家骅被蒋介石委以重任，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中央党部”秘书长。
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得知，刚刚上任不久的朱家骅正在招兵买马，恰巧此时鲁自诚向董必武证明了我和明之的政治身份，并介绍了我们以前做过秘密情报工作：我曾在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是朱家骅的部下等情况。董必武立即与王明、周恩来、吴玉章等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商量，要抓住这个机会，派遣我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
尽管我非常想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群众运动，然而当党组织根据我的有利条件和革命斗争需要，安排我打入国民党高层机关，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我还是欣然从命。
我郑重地对董必武说：我接受党组织分配的任务。
董必武高兴地点点头，接着又叮嘱我要注意安全。他说：你越打入国民党核心，危险就越大。一定要格外机警，凡事要慎重。
我默默地点点头，牢牢地记住了董必武的嘱咐。
谈话快结束了，董必武说：你等一下，我去叫恩来同志和你见见。
我刚到武汉不久，就曾听过周恩来和王明的公开演讲。不过那天离得很远，看不太清楚，今天有机会单独和周恩来见面，感到十分意外和荣幸。那时周恩来头发剪得很短，俗称“平头”（也称“寸头”），这一特殊发型给我印象很深。他朝我健步走来，我立即站起身来，迎了上去，以示敬意。可是一时却不知该如何称呼。我想起鲁大哥说是向“领导”汇报。于是就说了一声：“领导好！”
周恩来也像刚才吴玉章和王明一样细细打量了我一番，然后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坐吧。”
见我坐下了，周恩来便问道：“多大了？”
我答：“23岁。”
周恩来又问：怎么一个人来武汉？你的爱人没有一起来啊？
我答：我在浙江省政府留职停薪，我爱人华明之仍在浙赣铁路局工作，拿工资维持两人生活。我们商量过，等我找到党组织，他马上就来武汉。
★1938年，周恩来在武汉
周恩来听了点点头，接着转入正题，明确地指示：目前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族人民一致抗日。而蒋介石是被迫抗日，有他消极的一面。蒋介石、反动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政客，他们总是反复无常的，他们的反共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过去我们党有深刻的教训，而且是血的教训。现在国难当头，我们党捐弃前嫌，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党必须及时了解国民党的意图和活动。这样我们就能有针对性地对他们又团结、又斗争。现在你可利用曾经是朱家骅老部下的关系，抓紧时机，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非常紧迫。
我点头表示：明白了。
接着，周恩来又叮嘱我：在国民党核心机关搜集情报，要注意隐蔽，要机警灵活。既要大胆，又要谨慎。你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我听得很仔细，并频频点头。
周恩来又果断地指示：立即通知华明之来武汉“八办”接党的关系。根据过去的经验，夫妻俩一起做情报工作，更有利于掩护和隐蔽，有事可以有个商议，这样情报工作可以做得更好。
董必武补充道：你们和鲁自诚同志虽然是至亲，但是他从事的也是特殊的秘密工作，你们之间以后要少来往，更不要发生横向的工作关系。
我重重点着头说：记住了。
★1984年，沈安娜、华明之在武汉“八办”旧址留影
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
在见过周恩来和董必武的第二天，我换了一件出客时才穿的旗袍，找到江汉二路157号，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这是我第一次执行由党中央领导人直接交办的任务。此刻，对于能否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我心中还没有底，而眼下明之不在身边，也没有个可以商量的人，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因此心情十分紧张。我想，在杭州时，我经常坐在朱家骅旁边做速记，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时，又一起在郊外聊过天，彼此很熟。现在分别时间不长，我相信朱家骅不会不记得我。为了拉近与朱家骅的距离，我决定，在与朱家骅见面时仍称他“主席”，以显示自己是他在浙江省政府时的老部下。
我刚跨进中央党部大门，没想到这么巧，竟然迎面遇到了在浙江省政府时的老熟人，朱家骅的大秘书沙孟海，我心里一下就踏实多了。沙孟海才思横溢，有“江南才子”之称。他为人忠厚，在杭州时，对我就比较关照，曾经提醒我小心那些“文人”。现在要是有沙先生从中斡旋，朱家骅再忙，也一定会接见我的。
沙孟海听我说要见朱家骅，便把我领进会客室，随后叫一个小秘书去向朱家骅通报。稍候片刻，朱家骅就出来了。沙孟海对我笑了笑，就退了出去。
“啊呀，是沈小姐！”朱家骅一见面就热情地请我坐下，问道，“你是从浙江来的么？”
我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说词”回答道：是呀！主席！我千里迢迢到武汉来，就是要为党国效劳，请主席栽培，安排个工作。
朱家骅听到我要“为党国效劳”，当然很高兴，说：“这个容易，中央党部秘书处正缺速记员，办个手续就行了。”
我听了也很高兴，心想：这么容易就“打入”了！
可是，突然朱家骅想起了什么，问道：你是不是国民党员？中央党部秘书处的人，尤其是你要担任机要处的速记员，必须是国民党员才行。
这下可把我难住了。因为我事先没有想到会有这个问题，现在又来不及向“八办”领导请示。能自作主张加入国民党吗？
这时我忽然想起董必武、周恩来的谈话。他们曾指示：要抓紧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此事“非常重要，非常紧迫”。
眼下如果不加入国民党，就会失去打进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良机，就无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想到这些，我立即回答：我在浙江时还年轻，没有参加， 现在我要求参加，可以么？
朱家骅痛快地说：“可以。”转身对秘书说：“你们给她办，特别入党！”我当时不知道“特别入党”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所谓“特别入党”，就是由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介绍加入国民党，手续简单，批准时间快，党证上有个“特”字。持这种党证的党员，在国民党内部被认为是有后台、有来头的。
从中央党部秘书处出来，我一直在回想与朱家骅的谈话，当天夜里很久没能入睡。我想自己不辞劳苦来武汉找党，为的是追随共产党革命、抗日，现在却要加入自己所深恶痛绝的国民党，太别扭了。我像是做错了什么事，十分懊恼。可又一想，如果不同意加入国民党，就完不成党组织交给“打入”的任务啊！
第二天，我早早地来到“八办”，把见朱家骅和加入国民党的情况一一向董必武做了汇报。
我有些忐忑不安地说：朱家骅已同意安排我到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处当速记员，但他说，只有国民党员才能在中央党部任机要速记员，事情来得太突然，来不及请示，又不能稍有犹豫。我就同意加入了。董老，你看我……
董必武笑了笑，对我说：朱家骅已同意你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机要处的速记员，这就“打入”了。至于加入国民党的事，你做得对。一个情报人员，就是要机警灵活，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特别要善于隐蔽自己。这是情报工作的特殊需要，有了国民党员的身份，才能取得信任，长期立足。至于你要求加入共产党，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
听董必武这么一说，我如释重负，感觉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但是心中仍感别扭：进入了国民党机关，那些抗日爱国青年会怎么看我呢？
“你是不是还有顾虑？”董老关切地问，像是看穿了我的心。“记住，今后你要学会忍辱负重。忍辱负重，懂么？”董老加重语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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